茅盾：中国革命文学巨匠与旧上海风云人物

茅盾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中国革命的忠诚战士，在他大量的作品中，在他革命的业绩中，深深地烙下了这一时代特征的印痕。茅盾的一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人。他在时代风浪中搏击前进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的后生者。

茅盾原名沈雁冰，1896年出生在浙江桐乡县乌镇，这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饶物产的江南水乡。幼年的茅盾就对小说发生了兴趣。他曾听母亲讲过《西游记》的故事。那时候，小说被称为是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的父亲却说，“看闲书也可把文理看通。”于是母亲把一部石印的《后西游记》给他看。随之，《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都成了他的读物。读书不断开拓着幼年茅盾的文思，使他笔酣墨畅，文理通达，常常以优异的文采得到长辈们的赞赏。他到舅父家做客，和表兄比赛作文，以点燃一支线香的时间为限，茅盾总是成绩领先。在学校里，师长也总以“小子可造”嘉许。1913年茅盾毕业于杭州安定中学。同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北京度过了三年大学的生活。

1916年暑期毕业后，茅盾不能继续升学。母亲不愿儿子到官场或银行工作，托亲戚辗转相求，给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得了一个职业。同年7月，茅盾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上海，先在一个小客栈落了脚，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去找总经理张菊生。精明强干的张菊生和茅盾作了简短的交谈，就通知他到编译所英文部工作。茅盾从小学读英语，经过中学和大学的深造，具有较高的阅读和翻译水平，自然乐于接受这样的工作。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设在宝山路一幢三层洋楼的二楼。英文部、国文部、理化部和各杂志的编辑部都挤在一个大统间里混合办公，办公桌紧挨，人声嘈杂。茅盾先在“英文函授学校”批改学生寄来的课卷，以后又调到国文部和高级编辑孙毓修老先生一起合作译书，还参加了《学生杂志》的编辑等项工作。

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崛起的年代。《新青年》杂志所传播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茅盾以很大的影响。“五四”以后，他翻译了高尔基、契诃夫的小说，以及其他的外国文学作品。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是茅盾跨上文学战斗征程的重要标志。

在新文化运动中，茅盾看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的启蒙作用，认为文学是社会变动的最初动力。他和鲁迅、郭沫若等一起，开拓了文学革命的新时代，奠定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基础。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旧刊物，创刊于1910年7月。改革之前，主要控制在鸳鸯蝴蝶派手中。鸳鸯蝴蝶派是茅盾称之为“中国特有的，是上海特产的”“赶时髦”的作家，以艳情、奇情、苦情的小说和侠义故事投合小市民的胃口。茅盾从1919年11月起担任《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的专栏编辑，对它进行了局部改革，提出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的主张。但是《月报》只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同时还发表了《星期六晚之狂热》、《倭刀记》等言情、侦探小说，出现了新旧兼容的局面。印数期期下跌，1920年第10期，只印了2000册。从1920年11月起，茅盾接任主编，并全部改革了这个刊物。这时，编辑部的存稿全是鸳鸯蝴蝶派的，足够一年之用。茅盾向编译所长高梦旦提出，这些稿子都不能用，并要求馆方不能干涉《小说月报》的编辑方针。高梦旦答应了这些要求。改革后的第1期《小说月报》送到商务印书馆管理处，被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以示某些人对改革的抗议。然而令人振奋的是第1期印了5000册，马上销完，读者纷纷要求增加印数。第2期增加了2000册，到年底的第12期已达1万册。

然而，新旧思想的斗争并没有停止。鸳鸯蝴蝶派文人耿耿于怀，指责《小说月报》破坏了他们的杂志《礼拜六》的声誉。此时，王云五取代高梦旦任编译所长之职。他也借口茅盾在文章中抨击《礼拜六》，而对茅盾施加压力。于是茅盾向王云五提出抗议，指出他接办《小说月报》时的条件之一是馆方不得干涉编辑方针。现在馆方既然背约，那么或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或是他辞职不干。馆方的答复是允许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但同时坚决挽留他在编译所工作。这时茅盾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闻讯后，力劝茅盾留在编译所工作。这样，茅盾才答应编完1922年12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之后，仍留在编译所工作。但也同时提出，他仍主编《小说月报》第13卷中的任何一期，馆方不得干涉其编辑方针。否则，他将公开揭发馆方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无奈，只得同意。

《小说月报》经茅盾的彻底改革，就由一个宣扬封建没落思想和低级趣味的旧刊物，改变成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文艺阵地。

“五四”以后的中国不仅有新文学运动的波涛，也激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激浪。古老的东方古国，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经李汉俊介绍，茅盾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茅盾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党中央认为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很好的掩护，就派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外地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他，信封上写“沈雁冰收”，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或“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或“沈雁冰转陈仲甫（陈独秀）先生台启”。茅盾每天将这些信件汇总送交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党中央，也先找他。对过暗号，问明来人地址，就叫他回去静候，茅盾则把来人姓名地址报告中央。

茅盾还为党在霞飞路新渔阳里举办的外国语学社讲授英语，在平民女学担任教学工作。上海大学创立后，茅盾又义务在该校中文系讲授小说研究和英语系的希腊神话课。在上海大学，他和教育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相识。

1921年初春，茅盾的母亲和妻子孔德沚一起从浙江乌镇迁来上海，在宝山路鸿兴坊租下一所一楼一底带过街楼的房子住下来。一些党的会议就在茅盾家里召开。

1925年12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茅盾任宣传部长。1926年1月，他和恽代英等作为上海的代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毛泽东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茅盾任宣传部秘书，并从第5期起接编了《政治周报》。他和毛泽东夫妇以及肖楚女同住东山庙前西街38号。同年，蒋介石在广州策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茅盾奉调自广州返沪。年底，党中央指令他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1927年4月，又调往由董必武任社长的《汉口民国日报》当总主编。

在危机四伏的武汉，时局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变。7月8日，他为报纸写了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向汪精卫递交了辞职书，立即转入地下，搬到法租界一个大商栈里存身。7月23日，按党的指令，茅盾乘日本客轮“襄阳丸”启程赴九江。在庐山他得了一场大病。此时南昌起义爆发，庐山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茅盾只得隐蔽起来，8月中旬才回到上海。(www.xing528.com)

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洗礼中，茅盾的政治观和文艺观逐步地变易着。他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进取，进行了新的选择。1923年底，他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一文中宣告：为人生的艺术，应该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在1925年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宣称，要以无产阶级的精神，创造一种“适应于新世界的艺术”，它的终极目标，“应当助成无产阶级达到终极的理想”。这篇文章构成了革命文学的前奏。

茅盾最终脱离商务印书馆是在他离广州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郑振铎来到宝山路鸿兴坊寓所，对茅盾说：香港报纸说你是赤化分子，上海驻军到编译所来查问过几次。茅盾当即表示不想在编译所工作，提出了辞职。次日，郑振铎送来了900元退职金和一张票面100元的商务印书馆股票，作为对茅盾的报答。

还在1926年冬，茅盾去武汉之前，就有写小说的打算，可是到了武汉以后，革命工作日夜忙碌，没有功夫动手。回到上海之后，正逢孔德沚流产，他在妻子的病榻旁静坐下来，回顾了他所经历的“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万千思绪激励着他燃起创作小说的欲望。1927年9月，仅用了4周时间，茅盾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幻灭》问世了。它和后来的《动摇》、《追求》是三个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作品。1930年5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时，作者把这三部曲集成一册，总其名为《蚀》。《蚀》反映的是“五四”以来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动荡时期，理想上的“幻灭”、“动摇”、“追求”的三部曲。它也反映了作者自己从深刻矛盾的境地中自拔的努力。“茅盾”这个笔名，就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幻灭》时开始使用的。当时沈雁冰的名字已列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名单。为了免招麻烦，他便将作品署上“矛盾”二字交给《小说月报》。编者叶圣陶看了，知道这显然是个假名，于是在“矛”字上加了草头，成了“茅”字。从此，茅盾的名字广为流传。

1928年11月，茅盾东渡日本，在神户、东京、京都等地客居了一年多，于1930年4月回到上海。这时，神经衰弱和胃病扰得他不能写作，每天只好在上海访亲问友。他的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茅盾就看着他们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办工厂。所见所闻，使茅盾产生了“大规模的描写中国社会的企图”。1930年10月，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茅盾向“左联”领导机关请了长假，到1932年12月，完成了长篇《子夜》的创作，19 33年2月，正式在开明书店出版。《子夜》的问世，是和时代的需求密切应和的，它以丰富的形象参与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子夜》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与金融买办拼搏中破产的结局，说明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更加殖民地化。《子夜》的成功是左翼文学的业绩，树立了文学创作的榜样。在“左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向茅盾表示了诚挚热情的祝贺。1957年起，《子夜》被译成俄文、日文、德文，走向世界。

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初夏，茅盾又创作了反映农村生活的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1932年6月，还完成了以描写乡村城镇小商人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

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的6年间，是茅盾创作上的黄金时代。他的文学创作适应时代的要求，热情赞美革命力量的发展，痛斥反动派的罪行，描述了我国都市和农村的动荡。在文学创作的思想上和艺才上也都表现了他高度成熟的水平。

1937年冬，上海沦陷了。祖国的多灾多难，迫使茅盾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由上海转香港到了长沙，然后又到武汉，不久，又从武汉去广州和香港。在那里，他编辑《立报·林言》和《文艺阵地》两个刊物。1938年底，他应新疆学院杜重远的邀请赴新疆任教。一年多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丢掉了“亲俄联共”的假面具，实行反共，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被害，杜重远被软禁至死。茅盾的处境十个危险。这时正值他母亲在上海病逝，他以“料理后事”为由，请假东归，1940年5月初，茅盾携妻子儿女离开乌鲁木齐。但当他搭机到达哈密的时候，盛世才又电令扣留茅盾。幸而哈密的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工做人员，帮助茅盾脱离哈密飞抵兰州。5月中旬，茅盾到达西安，并决定去延安。在西安，适遇朱德从前线归来，就搭朱德的车队，于5月26日到达延安。在延安他受到毛泽东和各界的热烈欢迎。10月，周恩来自重庆来电，要茅盾到国统区工作。于是，茅盾把儿子、女儿留在延安，他和夫人跟董必武一起去了重庆。1941年皖南事变后茅盾和邹韬奋又去香港。香港沦陷后，他由东江游击队护送到惠阳，辗转到了桂林。1942年12月，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之邀，又由桂林去重庆。这次在重庆定居下来，直到1946年3月。

在此期间，茅盾写了日记体小说《腐蚀》，连载于邹韬奋主编的香港《大众生活》上。这是继《子夜》之后的又一影响深远的革命现实主义力作。

抗战胜利后，茅盾绕道广州、香港，于1946年5月26日抵达上海。他在上海主编了《文联》，写下了很多文艺论文，对8年抗战的文艺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1947年12月，茅盾离开上海再赴香港。1948年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地离开香港赴解放区。1949年2月，他同郭沫若、沈钧儒、李济深等乘专车由沈阳到了北平，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文协主席和文化部部长等职。他始终关注新中国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努力排除“左”的干扰，强调克服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问题，他尊重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把文学评论的重点放在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上，这是他的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所以无论是老年还是中青年作家，无不对他尊重，他们每逢听茅公谈创作，几乎视为最高的享受。1958年3月，《茅盾文集》10卷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降临了。电影《林家铺子》被说成是“为资产阶级奏挽歌”，被公开批判。文痞姚文元诬蔑茅盾“和党争夺青年作家”。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茅盾才免遭揪斗关押之苦。茅盾停笔了，在他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出现了长达10年的空白。1970年初，孔德沚不幸病逝。74岁高龄的茅盾在默默无言的悲痛中送走了患难与共的伴侣，他生活得更加清冷而寂寞了。“四人帮”倒台后，茅盾精神焕发，他不顾多种疾病的困扰，努力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多作一点工作。“峻坡盐车我仍奋，才短体衰亦自怜”，茅盾的晚年以极大的精力写作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1981年2月18日，茅盾写完了一段回忆录，觉得身体不适，放下了笔。这时茅盾自知病将不起，3月14日，由儿子韦韬代笔，口述了两封信。一封是给胡耀邦并转党中央，请求入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茅盾辗转各地，流亡日本，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0年回上海曾向党提出恢复组织生活，未果。1940年在延安，又再次提出，党中央认为，他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有利。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但一直把再次入党视为最大的荣耀。另一封信是写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决定将他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

1981年3月27日清晨5时55分，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陨落了，茅盾与世长辞。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这样，茅盾成为我党第一批党员中党龄最长的一个。

（周同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