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成功筹设国货商场

郭琳爽是上海永安公司的第二代掌舵人，他生前常对人说：“人生等于戏剧，世界一切，都是戏剧化而已。”其实，这位酷爱戏剧的郭氏总经理曲折坎坷的一生，倒是颇具戏剧色彩的。

体格魁梧健壮，脸庞方正英俊的郭琳爽，又名启棠，1896年3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他的父亲郭泉和二伯父郭乐都是澳洲华侨，永安资本集团的创始人。

在青年时期，郭琳爽就受到郭乐、郭泉的深刻影响，有志于商业。1921年，他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为当时担任永安各联号企业总监督的郭乐所赏识。不久，他就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商情，回国后于1922年正式担任香港永安公司署监督，协助其父郭泉管理企业。在1923年到1927年期间，郭琳爽又先后赴英、美、德、日等国采购商品，学习国外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经验，显示了一定的组织才能，因而1929年被郭乐指名调到上海永安公司担任副司理（即副总经理），1933年又擢升为总经理。

上海永安公司创设伊始，是以经销“环球百货”为号召，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但在郭琳爽擢任总经理的初期，我国正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永安公司的业务也遭波及，正由“黄金”时期开始走下坡路。郭琳爽一方面感受到民族危机已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抵制日货运动中，他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出于爱国热情，购买国货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使上海永安公司摆脱困境，挣扎图存，身为总经理的郭琳爽这时尽力协助坐镇在上海的郭乐，充分发挥永安各联号企业“同号相连”、“同舟共济”的作用，积极为永安公司开辟新的货源，打开新的局面，在百货商场中增加经销国货的比重，以适应日益强烈的抵制日货的社会要求。

郭琳爽先后两次在上海永安公司筹设国货商场。第一次在1934年秋季，他将四楼辟为国货商场。但因资金困难，营业并不理想，因此不到半年便宣告结束。第二次在1935年至1936年间，当时经销国货的空气在上海异常高涨，为了与同业竞争，郭琳爽决定在即将落成的位于南京路浙江路口通衢要道的永安新厦，开设规模庞大的国货商场。在筹备期间，郭琳爽大事广告宣传，在报上刊登“征求国货启事”。不到三个月，先后前来应征的厂商累计在1000家以上，购进商品几十万。到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1937年9月1日正式开幕，可是“八一三”炮声一响，郭琳爽呕心沥血筹设两载的永安国货商场顷刻被迫流产了。

为了获得必要的“保护”，上海永安公司创办时曾向英国当局注册。但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公司遭到日机轰炸，人、财均遭损失，郭乐、郭琳爽曾要求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为其出面向日方交涉，索取赔偿。谁知英国驻沪总领事馆非但不愿出面同日方交涉，反以种种借口撤销了永安公司的“英商”注册。这对郭琳爽恰如当头一棒，于是他又转而乞求美国政府准予将永安公司注册为“美商”企业，企求寻找新的保护。

郭琳爽指望依靠租界护符和“外商”牌号来确保企业的安全，然而，他把企业注册为“美商”后，同样不能使永安公司免遭日本侵略者的蹂躏。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永安公司也被日本占领军当局视为“敌产”而列为“军管理”的对象。1942年3月25日，日本侵华经济机构“兴亚院”派遣“会计监督官”进驻永安公司，控制了公司经营管理的一切重要权力。郭琳爽虽为公司总经理，但凡公司的一切经营管理他完全不能自主，一切都要听命于太上皇——日本的监督官。对此，郭琳爽是深为不满的，但又无力抗拒，而且表面上还不得不对日本监督官曲意逢迎，馈赠有加。

为苟安计，郭琳爽于1943年4月撤销了原来的“美商”注册，于6月改向汪伪政府实业部申请注册。但郭琳爽企求汪伪政府“保护”再次失算了，当时敌伪当局施行的限价政策，促成了难以阻挡的抢购洪峰，上海永安公司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43年4月15日，郭琳爽在写给同业公会理事会的一封信中，掩饰不住他对这一时期上海永安公司窘迫状况的焦虑心情：“营业愈多，损失愈大”，“货源日竭，货底日空”，营业凋敝，前景黯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各界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欢乐中。郭琳爽被上海市场上一度呈现的虚假繁荣景象所鼓舞，做起了“重整旗鼓”、“振兴业务”的美梦。他对卷土重来的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充满着幻想，迫不及待地恢复上海永安公司的“美商”注册。同时郭琳爽又煞费苦心地同孙科、宋子文等国民党权贵拉关系，竭力与他们联络感情。

郭琳爽自以为看准了时机，找到了靠山，可以放手干一番事业了。因此他急切地希望早日恢复“环球百货”的商业经营，敦促郭乐主持的美国办庄尽力搜购各种高档美国商品，认为美货“一经到达，利益可获数倍以上”。为振兴业务，在1946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郭琳爽提议，决定把原来资本额法币1亿元增加到法币10亿元。同时，郭琳爽又以112.5万美元的高价，向哈同洋行买进公司商场大楼及土地的产权，积极为扩充公司营业做好准备。(www.xing528.com)

但是事与愿违，抗战胜利后初期的虚假繁荣转瞬即逝。随着美帝对华侵略的加深和国民党官僚资本日甚一日的压迫，郭琳爽“重整旗鼓”，复兴企业的幻梦也逐渐破灭。1946年11，国民党政府规定外汇限额和限制货物进口，使上海永安公司直接从国外进货的渠道几乎全被堵塞，1947年，永安公司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进口合适销售货物几等于零。郭琳爽感到呼吸“窒息”，对国民党政府的外汇政策深为不满。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银元、美钞，强行限制物价，冻结工资，进一步对蒋管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强制限价引起消费者的抢购，永安公司“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国民党持续74天的限价政策，使历来备货充盈的上海永安公司被摧残得库存空虚，元气大伤。据郭琳爽估计，经过这场“限价”，永安公司的流动资金损失达80%，相当于4万两黄金的总值。一向自诩为经营有方的郭琳爽，面对这副衰败景象，在1949年2月22日写给侨居美国的郭乐的信中，也发出了“未来局面不堪设想”的哀叹。经过这场浩劫，在旧中国规模最大、有相当经营能力的、闻名中外的“环球百货公司”——上海永安公司只剩下一具徒有固定资产支撑的空架子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当时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郭琳爽一方面对国民党政府早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又因不了解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而心存疑虑。而侨居美国的郭乐和坐镇香港的郭泉等人函电频繁，催促郭琳爽等人及早离开上海。此时，郭琳爽正徬徨于出国与留沪之间，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在各百货公司资本家当中，郭琳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动向在同业中影响较大。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分析研究，决定派原民主工会理事长丁雅盛去接触郭琳爽。经过几次恳谈，郭琳爽请丁雅盛到七重天酒楼吃饭。饭间，丁雅盛问郭琳爽今后作何打算？郭琳爽当场表示：“公司好比一只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走的。”此后，郭琳爽对离开上海去解放区的职工家属，在生活上给予资助，在行动上积极靠拢共产党。但是，郭琳爽对共产党的疑虑没有完全消除，他把买了飞机票准备出国之事透露给某个地下党员，进一步试探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党组织又派公司职工、地下党员夏大义以了解中共政策的人士面目出现，去同郭琳爽谈话。这次谈话效果很大，郭琳爽同当时主持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的副总经理郭棣活反复磋商，权衡厉害得失，于1949年5月12日联名复信给郭乐，陈述留去的得失，认为维持企业是本身的职责所在。郭琳爽果断地退掉了飞机票，决心留在上海与广大职工一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5日，上海永安公司屋顶的最高建筑——绮云阁上升起了南京路第一面红旗，从此，这家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大型民族资本主义商业企业，在濒临绝境中获得了新生，开始了企业发展史的新的一页。

1956年1月1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郭琳爽的女儿郭志娜写的《公司变了，家里也变了》的文章，说：“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胜利捷报不断传来，全上海都卷入了欢腾的热潮中。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谈，我父亲是永安公司的总经理，自从公司被批准了公私合营以后，家里就出现了很多新气象，爸爸活跃起来了，公私合营的前夕同职工们一块演戏，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事。”

郭琳爽生平不嗜烟酒，唯对戏剧的爱好几达入迷的程度。他能扮演各种角色，犹擅表演豪杰之士，如《山东响马》中的绿林好汉，《荆轲传》中的无畏壮士等，演得出神入化。

还在1923年，郭琳爽为振兴不太景气的粤剧，在香港创办了永安乐社，且常亲自领衔登台演出。1928年，他由香港来沪，遂将永安乐社也带来上海。但在企业的风风雨雨中，郭琳爽已经19年没有演剧了。而在公私合营的热潮中，他却满怀喜悦地再次登上了舞台。

解放后，郭琳爽切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扶持和帮助，认识逐步提高。1955年11月21日上午，郭琳爽主持召开董、监事联席会议，讨论申请公私合营这一重大问题。当天即将申请书经工商联送上海市第一商业局。1956年1月14日，上海永安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营，这一喜讯像春风一样吹拂着郭琳爽的心田，使他为企业即将有新的转机而精神振奋。这一天商场内外张灯结彩，货柜货架琳琅满目，层层楼面五彩缤纷。郭琳爽为欢庆公私合营的炽烈气氛所感染，亲自点放鞭炮，还在庆祝永安公司公私合营的联欢会上，兴致勃勃地和职工一起演出了两场粤剧折子戏，正如他所说：“我的高兴愉快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这一年他在接待前来公司访问的法国前总理富尔先生时，郭琳爽感慨地说：“公私合营真是一剂良药，永安公司在批准筹备合营开始，就有了转机。”“合营以后，货源更加充沛，有宽裕的资金来周转，职工发挥了积极性，顾客对我们公司都很相信和满意，我们职工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有固定的股息，对国家上缴利润。”1956年7月28日，国家发放合营后第一次股息，郭琳爽喜出望外，衷心拥护和万分感谢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关怀。他特地用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写信给国内外华侨股东，报告了这一喜讯。

在永安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后，郭琳爽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在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很重视郭琳爽，给予他应得的荣誉和地位。从1954年起，郭琳爽先后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三届委员、常务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郭琳爽也未能幸免被批斗的厄运。1974年10月27日，这位著名企业家在上海逝世，终年78岁。1978年11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正式宣布为郭琳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陈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