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战士邹韬奋：革命道路上的典型代表

1949年，韬奋逝世五周年的时候，周恩来题词指出：“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邹韬奋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上奋勇冲杀的一个典型代表，最后却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折磨致死。

邹韬奋，原名恩润，1895年9月出身于江西余江县沙塘村一个大族家庭里。父亲做官很清正，常以“书香传家”的思想教育子女，在福州任职时，要领施米贴补一家贫困的生活。“五四”以后，又受了“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集资筹办纱厂，结果欠了一身巨债，弄得一事无成。韬奋自小生活在上海，先在家里念中文，20岁上下才进南洋公学中学部。一开头，他就跳了两班，所以外国语和自然科学的学习成了沉重的负担。于是，他日夜苦读，往往奋斗到深夜才睡，竟至两次咯血，“学监”终于通知家长去信劝告。因为这样的“苦读”，他在整个中学时期全部获得免费生资格。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圣约翰大学念文科，主修西洋文学。因学费昂贵，他只好一面兼卖稿、兼当教师来维持学用和生活。1921年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后来出国，又曾进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和文学院研究。

早在他卖稿为生的时候，就结识了东方杂志编辑胡愈之以及黄炎培等文化界名流，由于这层关系，他回国担任上海纱布交易所里的英文秘书之后不久，便接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约请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译职业教育丛书和月刊，兼任职业学校的英文教务主任兼教授，约七八年之久。1926年，他31岁时，开始主编《生活》周刊。最初这个刊物只是偏重于对青年谈职业修养的问题，他接办以后，刊物逐渐涉及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韬奋自己运用恳切热情而又理智明朗的笔调，写出了一篇篇动人心弦的评论文章，对国家大事和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发表意见。他还认真负责地答复读者的来信，把带有普遍性问题的来信和复信刊登在刊物上，使读者从中受到启发。韬奋一生为人正直，从善如流，他最痛恨自私自利、盛气凌人的小人，对于邪恶势力，他毫不妥协，坚决斗争。1931年，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犯下了重大贪污罪行，《生活》周刊发表文章，痛斥王伯群之流的犯罪行为。文章发表后，老奸巨猾的王伯群先是派人来找韬奋，贿赂以巨款，许愿以官禄，被韬奋严词拒绝。最后仍将调查得悉的有关这个大官僚的腐化劣迹照实登载，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由于韬奋在编刊中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生活》周刊的销路从开始的2000多份，经过四、五年之后就猛增到15.5万份以上，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广泛信任。

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是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从来不任用私人，录用的职员和练习生，都以是否有事业心，能否苦干实干为标准。生活书店是一个合作社组织，管理机构的成员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每一个职工对书店的工作都有发言权。书店的出版工作得到了一批进步作家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提供各种进步内容的书稿，有些编著者还在书店担任编辑工作，使得生活书店逐渐地形成以出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读物和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出版方针。后来，它的业务发展到全国分支店达42所，前后出版书籍1050余种，这是韬奋大量心血倾注的结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生活》周刊的重点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韬奋在刊物上直截了当地提出民族前途和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集中地批评了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也就在这时，他参加了蔡元培、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列入黑名单，准备对他下毒手，韬奋被迫于1933年7月流亡海外，去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前苏联进行实地考察。

1935年8月，韬奋由美国回国。他在海外精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身考察了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看清了世界的大势，他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上海，他主办《大众生活》，对于团结抗战和民主自由，提出最明确的主张，向政府与国人作诚恳迫切的呼吁。以后，他又主办《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以及《全民抗战》周刊，并参加文化界救国运动，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中当选执行委员。蒋介石曾派特务头目到上海找他谈判，以生命危险相威胁，同时以官职进行引诱，他丝毫不为所动。不久，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国动员，共同抗日。国民党反动派终于露出凶恶的面目，于1936年11月22日，将韬奋和沈钧儒、李公朴等七人逮捕入狱。

邹韬奋和沈钧儒等关押在一个牢房里。他们在狱中看书学习，译书写作，锻炼身体，讨论问题，开始了特殊的生活。韬奋在这个“家庭”里担任“监察”，鼓励别人完成分工的任务。他自己写自传《经历》，并写完《萍踪忆语》的最后八篇文章。总计他在狱中的著译文稿共30多万字。

1937年6月11日，苏州高等法院公开审讯“七君子”。紧接着沈钧儒受审的是邹韬奋。审判长问：“你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怎样？”

“牛头不对马嘴！审判长先生，我于11月20日被你们非法逮捕，这是你知道的事实。12月20日发生张学良兵谏，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本人感到奇怪的是，审判长为什么把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的身上。建议法庭传张学良出庭，请他说明事情真相，以正视听！”

邹韬奋接着说：“救国会曾给国民政府、傅作义和张学良发过电报，三份电报一样的内容，希望请命中央出兵，援绥（远）抗日，并非叫张学良举行兵谏。为什么审判长先生只说我们救国会勾结张学良，而不说我们勾结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呢？关于这份电报问题，建议法庭传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作证。”

邹韬奋的回答使得审判长坐立不安，无言以对。(www.xing528.com)

经过法庭上面对面的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和国际进步人士的声援，国民党终于无法判处他们救国有罪。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获得释放。韬奋面对着欢迎他们出狱的狂欢的群众，激动地说：“我只有一个感觉，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大众的伟大！”“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我们没有背叛大众，没有说过辜负大众的话。将来也只求‘心安理得’，永不背叛大众。”

1944年7月，邹韬奋刚刚作过耳癌手术，秘密地居住在上海新闸路的一个亭子间里。当时，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特务正在追捕他，他只得化名季晋卿。

韬奋1937年7月出狱以后，就从事抗战工作，因为11月上海沦陷，他经香港去武汉。国民党政府聘任他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韬奋利用这一身份不仅为推动宪政运动呼吁奔走，还为保障文化出版方面的自由进行了合理合法的斗争。当时生活书店在武汉和重庆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等，还出了大批中外文学名著以及用进步观点编写的社会科学著作。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压制进步舆论，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周刊和他主办的生活书店采取了法西斯专政的政策。他们先是到书店任意查抄图书，进行原稿审查和突击查账，接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强行封闭了生活书店在全国的44个分支店，只留下6个分店。尔后，他们改变了手法，由潘公展出面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要生活书店和国民党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三家联合，组织一个总管理处，由韬奋主持。但这一切都遭到韬奋的严辞拒绝。于是，仅存的几处分支店也就接连遭到封闭。韬奋愤慨至极，决意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离渝赴港。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刻，周恩来给了他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生活书店的大部分干部化整为零，分散各地，并派人去延安和华北、苏北敌后根据地开设大众书店。这支干部队伍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

在香港，韬奋仍为民主、抗战奋斗不懈。他一面着手恢复《大众生活》，一面为《华商报》撰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韬奋的处境十分危险。这时，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完全避入东江游击区，在那里过了三个月的山野草寮生活。为了保障他的安全，中共华南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征得韬奋同意后，于1942年9月，将他送往苏北解放区，准备再由那里转赴延安。

邹韬奋在苏北解放区三个月，因耳疾严重不能前往延安。不得已，新四军派人将他送回上海治疗。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随时都在捕捉他，他不得不化名“季晋卿”、“邹白甫”等，调换四家医院就医。他的病经医生检查，确诊是癌症。面对死亡的威胁，韬奋在病榻上，仍然心怀国事。1943年10月，听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他心急如焚，口授了一篇《对国事的呼吁》的文章，希望海内外同胞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此危机，保卫祖国。1944年一二月间，因为有麻醉针药的效力，他的病痛比较稳定，就拥被而坐，伏在小木案上，开始写他的长文《患难余生记》。在三四个星期里，完全靠自己的记忆，写了5万多字，后来因为体力实在不能支持了，才停下笔来。他曾说过，写成《患难余生记》，将接着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政治史》，但终因病魔摧残，未能如愿。

中国共产党华中局对韬奋的病始终给予深切的关怀。曾为他设法延请专家治疗、派专人前来上海探望，并安排有关事宜。

1944年4月，韬奋为了不愿给住家太多的牵累，又住进祁齐路（今岳阳路）上海医院。6月2日，韬奋病情恶化，召集亲友由他口授遗嘱。他恳切地说：“我死后，希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7月24日清晨，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邹韬奋与世长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华中局的报告后，于9月28日向韬奋的家属发出唁电，并告已按照韬奋生前的请求追认他入党。11月22日，延安各界人士隆重地为韬奋举行了追悼大会。毛主席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唐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