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生：旧上海出租汽车大王

老上海们无不熟悉“40000”，这是驰名十里洋场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叫车电话号码。每当拨通这个号码，不消10分钟，一辆漂亮的墨绿色轿车就会停在你的面前。全上海的华洋车行都无法与“祥生”匹敌，而谁又能想像，“祥生”的创办者——旧上海赫赫有名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曾经是一个贫穷的饭店学徒，仅仅是靠着一辆分期付款的旧轿车发家致富的。

1895年9月16日，浙江定海县周家塘的贫农周贵世家又添了一个男孩，起名锡杖，小名阿祥，后又改名为锡治、锡祥、祥生。贫农家的孩子难得有受教育的机会，年幼的周祥生只上过三年私塾，即于13岁那年身背包袱、手提雨伞，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前往上海谋生。

他做过外国人家里的帮工，也当过饭店的杂工、学徒和西崽。为了生活，周祥生忍受着贫穷、屈辱和劳累，寻找着适当的谋生机会。他在各饭店、咖啡馆工作了十余年，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从洋人那里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并结识了一些出租汽车行的老板和司机，也熟悉了出租汽车业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周祥生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他决心以此为创业之本，便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购进一辆日本生产的黑龙牌旧轿车，从此走上了他的创业之路。

周祥生不会开车，便雇了一名司机来共同经营出租汽车业务，自己则负责招揽客人。他们勤跑勤揽，早出晚归，居然生意不错。周祥生又设法弄到一些江湾跑马厅的赠票，以此分送坐车的客人，从而取得了一些客人的好感，不但以后经常坐他的车，还为他介绍其他乘客。周祥生的生意更加兴隆起来，很快就还清了车价的余款。不久，周祥生又集资购进了一辆美制汽车，他的堂弟周锡庆也出资购进一辆旧轿车与他合伙。1923年，“祥生汽车行”的招牌正式在武昌路百老汇路口的车行门前亮了出来。

初战告捷，进一步激发了周祥生的勃勃雄心，他不断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进汽车，不断扩大着车行的规模。1929年，祥生汽车行已拥有20辆轿车，并设有两处分行，在华商汽车出租行业中脱颖而出，周祥生也当上了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的董事和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的会长。1931年，周祥生看准外汇牌价上涨的机会，做了一笔买卖雪佛莱轿车的大生意，赚进一大笔钱，从而使资本更加雄厚，周祥生本人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他以企业家独具的眼光和魄力，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发起招募新股，改祥生汽车行为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1932年元旦，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正式登报成立，周祥生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总行设在闹市北京路西藏路口。由一辆旧轿车起家的祥生公司崛起了！

祥生公司成立后，“40000”的大幅广告牌耸立在街头，“40000”的彩色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中闪烁。“40000”——祥生公司的标记，它为周祥生带来了好运气。

出租汽车的大多数乘客都是电话叫车，精明的周祥生由此想到，电话号码是否有特色、是否容易记住，对于抓住顾客心理、加强公司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于是，他不惜重金，以请客送礼、免费乘车等方式与英商电话公司的华洋高级职员套交情、拉关系，终于申请到了号码为“40000”的总机电话。

为了使“40000”深入人心，周祥生利用一切方式大做广告。祥生公司的汽车，一律漆成与众不同的墨绿色，车头上钉着白底蓝圈的圆形铜牌标志，车尾则显眼地喷涂着“40000”的号码；祥生公司的司机，穿着一式的号衣号帽、衣帽上同样印着“40000”的醒目大字。凡是祥生公司的老乘客，人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印着汽车和“40000”号码的墨绿色饭碗；上海各大报纸和电话簿的封面上，到处都刊登着祥生公司的电话号码和广告。周祥生还不惜工本，请人设计制作了一种金属的电话听筒搁架，架上刻印着“40000”号码，免费到各戏院、舞厅、酒楼、赌场等热闹场所和用户家中安装。由于当时的电话机大都挂在墙上，叫人接电话时就可把听筒搁在祥生公司安装的架子上，十分方便。而祥生公司虽然花费了人力财力，但用户叫车时一眼就看到了电话旁“40000”号码，大批生意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祥生公司手中。

“40000”的妙用还不止于此，更妙的是它正好与当时全中国四万万同胞的数字相合。“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在上海兴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时成为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祥生公司的营业额由此激增。由于“40000”的奇妙作用，上海各家出租汽车公司竞相仿效，然而，此时“40000”已经深入人心，尽管各车行分别取得“30000”或“90000”等特殊电话号码，但已无法与“40000”抗衡了。

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历来由洋商车行称霸，而祥生公司的崛起严重威胁着洋商车行的利益，于是，30年代的上海滩出现了一场华洋车行的激烈竞争。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上海最大的洋商车行是美商的云飞和英商的泰来两家，特别是云飞车行，此时已拥有轿车200余辆，员工600余人，并将行址迁至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扩大规模。(www.xing528.com)

起初，实力雄厚的洋商车行十分藐视仅有数十辆、甚至数辆车的华商出租汽车行业，然而，由于20年代末，前苏联U·P·T（油遍地）石油公司与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家石油公司的杀价竞争，使坐收渔利的华商车行快速发展起来，而且，华商出租车兜揽方式灵活、车价低廉，赢得了不少乘客，特别是祥生公司的崛起，更使洋商车行感到了重大威胁。1929年，云飞车行与泰来车行发起组织了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会长为英国人利切，周祥生被推为董事。洋商发起组织联合会的目的是为了对华商车行探明虚实、加强控制，联合会成立后，立即要求车价统一调高，遭到华商车行的一致反对。翌年春，华商根据上海市社会局的通知，单独组织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周祥生被推为会长，华洋联合会随之解散。

周祥生担任同业公会会长后，领导华商车行与洋商进行了竞争，并出面与租界捕房交涉，取消了华、洋出租汽车违章肇事后的不平等待遇。随着祥生公司的不断发展，华、洋车行的竞争突出地表现在祥生与云飞两家公司之间。云飞公司一方面用记账赊付、折扣优待等方式争夺乘客，一方面又以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等伎俩打击祥生公司。有时，祥生公司接到“40000”的叫车电话后立即派出汽车，然而司机却找不到雇车人，甚至找不到电话中所说的地址，汽车只得空驰而归，事后查明，这都是云飞公司在暗中捣乱。倘若祥生公司发生劳资纠纷，云飞公司不但幸灾乐祸，而且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凡被祥生公司开除的司机，云飞立即热情接纳，从各方面打击与瓦解祥生公司。

面对着洋商的挑战，周祥生毫不示弱。为了维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周祥生响亮地提出了“中国人坐中国车”的口号。它与“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的宣传一样，立即在爱国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祥生公司的营业额直线上升，云飞公司则一落千丈。此外，由于祥生公司地处闹市，而云飞公司则僻居西隅；祥生公司取得了“40000”的特殊号码，云飞公司的“30189”（“三人一杯酒”）亦无法与之抗衡……1937年8月，云飞公司的美商戈尔登终于抵挡不住祥生公司的强大攻势，盘让了公司的全部资本后回国。华洋车行激烈竞争的结果，是结束了洋商出租汽车称霸上海的时代，祥生公司取代云飞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被拥上了“出租汽车大王”的宝座。

周祥生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上海出租汽车行业中独树一帜，除了依靠精明能干的经营手段外，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以严格的制度、优良的服务取得了广大乘客的信任。

周祥生规定，祥生公司在接到叫车电话后，必须在10分钟之内把汽车开到叫车人的身边，决不能让乘客在久等中产生厌烦心理，即使是乘客需要半夜用车，调度室也必须准时派车上门，还可应乘客要求提前去叫醒他。为了保证这条规定的实行，周祥生有时亲自向祥生、云飞等几家车行同时打电话要车，检查首先到达的是否祥生汽车，倘若不是，司机和调度就要受到责询。他还规定，调度、司机必须热情待客，礼貌行车，决不容许态度生硬、出言不逊。凡乘客上门叫车，必须车随人走，他若在场，必定亲自为乘客恭恭敬敬地开车门、关车门，使乘客倍感亲切。周祥生还严格要求司机，凡乘客遗忘在车上的物品要一律上缴，隐匿不报者要受到处罚，上缴贵重物品者则可受奖，使失主都能到车行领回失物，从而对乘坐祥生汽车产生一种安全感。由于祥生公司对司机保养车辆的严格规定，祥生汽车的外壳和座椅始终保持着清洁和完好，这也是不少乘客愿坐祥生汽车的重要原因。周祥生还随时派人外出抽查，对从祥生汽车上下来的客人征求意见，倘有差错，司机不但要向乘客道歉，回公司后还要受罚。

为了招揽更多的乘客，周祥生还十分注意揣摩乘客心理和他们的活动规律，从而提供种种便利。凡影剧院、体育场、舞厅、夜总会散场关门时，大批祥生汽车总不失时机地停在门口，供客人租用；凡火车进站、船靠码头时，祥生汽车立即会把急需帮助的旅客安全送到目的地；上海各大医院、旅馆门口也时时可以看到祥生汽车的踪迹。周祥生还利用“40000”号电话总机开办了询问天气及火车、轮船启行时刻的问讯业务，既便利了民众，又使许多问讯者乘便叫车前往车站、码头，由此增加了不少营业额。

货真价实的优良服务使祥生公司赢得了广大乘客的信任，在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但上海一些华商车行因此也受到祥生公司的倾轧，周祥生便成了同业嫉恨的对象。1932年和1933年，周祥生曾两次遭到同业派人扔大粪的人身污辱，一些车行还以周祥生品行不端为由弹劾他的同业公会会长职务，并以拒付会费、退出公会等加以要挟。周祥生为缓和矛盾，在不影响祥生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也采取了一些让同业受惠的措施。

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已延及上海，周祥生由于与祥生公司董事会之间的矛盾激化，辞去了公司总经理职务，所有股权由公司接受。公司董事会每月奉送周祥生大洋200元，以酬谢他艰苦创业之功。脱离祥生公司后，周祥生曾到舟山、广州等地躲避战火，1942年重返上海后，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和祥生饭店，1949年因营业困难而停业拍卖。上海解放后，周祥生于1959年因病退职，1974年2月病故。

（崔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