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上海市长的侍卫官身世

30年代中期，在蒋介石侍卫官中，有一位身着中山装，不时恭恭敬敬地立在蒋的背后，鞠躬尽瘁地侍奉着主人的中年人。此人就是有“副官头子”之称、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长的钱大钧。

钱大钧，字慕尹，江苏吴县人，1893年7月26日出生于昆山。4岁时全家迁居苏州，从兄长接受启蒙教育。15岁那年，父亲病逝，家境困难，遂往上海投靠在那里经商的哥哥。因无意经商，仍回苏州，于1909年考入江苏陆军学堂。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撼了黑暗笼罩下的神州大地，年仅18岁的钱大钧也被卷入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洪流中去。其时，钱就读的陆军学堂停办，他即往已被革命军光复的上海，加入学生军。未几，转入钮永建在松江所办的陆军干部学校学习，6个月后毕业，在松江军中任警卫队小队长、排长等职。1913年“二次革命”时，参加了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之役，失败后松江军解散，在钮永建支持下奔赴日本。1914年因日本侵占青岛，愤而回国，入武昌第二军事预备学校学习。1915年抵沪，初任《时事新报》日文翻译。是时，恰钮永建打算在松江重整旧部，钱大钧遂协从钮组训新军。1917年钱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预备队，并被选派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归国后，任职于保定军校。

1921年夏，钱大钧前往广州，入粤军第一师任职。国共合作时期，参与筹备黄埔军校，并先后担任该校兵器教官、代理主任教官、参谋处主任。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往前线，由其代理校长。他与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陈继诚、刘峙、张治中是蒋介石黄埔嫡系中最亲信的干将，号称蒋的“八大金刚”。钱大钧平时沉默寡言，服装整洁，注意军人风纪，善写铁线文碑帖，颇有旧文学功底，还会驾驶汽车，精于步枪射击，是其中文武兼备的角色。

此后，钱大钧历任副师长、师长、广州地区卫戍司令、军长等职。1928年4月1日，抵上海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对上海实施白色恐怖统治。4月15日，中共领导人罗亦农因叛徒出卖，在公共租界被捕后，被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于21日即遭残杀。同年5、 6月，共产党人李主一、陈乔年、郑复他也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屠杀。7月，钱大钧还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训练治安人员和秘密警察的学校。不久，由熊式辉继任淞沪警备司令一职，钱先后出任苏州警备司令、南京陆军总部总参事、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

1932年6月，钱大钧担任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主任，翌年又随蒋赴华北，任保定行营主任。1935年冬，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厅主任兼侍卫长，权倾一时。是时，在南京官场中，谁都知道，要活动一官半职，非以钱大钧为晋身之阶不可。

1937年3月，上海市长吴铁城调任广东省主席，钱大钧觊觎所遗肥缺，蒋介石也曾答应授予他，但最终为政学系资历不高的俞鸿钧所得，这又是为何呢？原来，钱是一个好色贪财之徒。1930年11月，钱赴日本参观日军秋操，在东京与其妻妹欧阳生丽同居，而后偕同回国，藏娇于武昌风景区湖上园私宅。武汉军官分校官长学生啧有烦言，有人在校门口附近墙上贴了一首打油诗：“湖上有园，园中有风光，‘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姊妹成双效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厉行新生活男盗女娼！”钱大钧搜刮财富甚巨，在上海、南京、苏州均建有豪华私邸。1933年保定行营主任任内，在北京、保定两处亦都有最豪华的私宅，一切设备应有尽有。所以保定行营一些人将他的名字倒写，“钧”字改为“钩”字，嘲讽为“钩大钱”。

正因为如此，钱大钧在蒋介石手下地位时有起落，蒋对钱有亲而不敬之心。钱未能到手上海市长一职，从中也可窥测蒋介石的矛盾心理。(www.xing528.com)

抗战爆发后，钱大钧随蒋撤往武汉、重庆，先后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陆军部政务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军统局局长等要职。1945年8月13日，日本投降已成定局，钱大钧终于被任命为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并兼任淞沪警备司令。抵沪前，钱在重庆向上海市民发表广播讲话：“全上海市的同胞们：大钧在抗战胜利后的今天，奉令继任上海市市长。回想在十七年北伐期间，大钧曾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现在对我阔别多年的上海同胞讲话，衷心的快慰，实在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我将“在最短期间，就可以由重庆起程。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希望我全市同胞要维持治安，严守法纪，一切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务必要振作精神，保守秩序。”“至于战后上海如何复兴，自当秉承中央的指示，斟酌实际的需要，厘定实施步骤，而尽最善最大的努力。”

9月9日，钱大钧与美国空军远东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一起飞抵上海，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上海人民以为光明来临，组织10万人夹道欢迎，市区内高悬“欢迎钱市长，建设新上海”的标语。钱大钧随即向市民发表书面谈话，内云：“改善本市市政，恢复本市繁荣，为余主要之施政方针，故竭诚愿望忠贞守法之市民与余共同努力，缔造新上海……致力于建设大业之完成。” 12日，上海市政府成立。

然而，以钱大钧、汤恩伯为首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员接收上海之后，并没有扭转当时混乱的局面，各级接收机关和接收人员乘机肆无忌惮地侵吞、抢掠敌伪产业，中饱私囊。这群从天上飞下来的“饥鹰”，把上海闹得更加乌烟瘴气，民怨沸腾。目睹这场劫收丑剧的上海人民，对接收大员恨之入骨，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彻查，美国方面对此种贪污腐化行为也发出了警告，蒋介石遂于1946年5月下令组织清查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团负责此事。同月，中饱私囊的钱大钧辞去市长职务，在向继任吴国桢作了移交之后，便回老家苏州暂住。不久，以张知本为团长的清查团苏浙皖分团抵沪负责上海清查工作，但对于上海地区揭发的400多个案件却不加审理公布，对于告到他们手里的钱大钧等盗卖物资42亿元的大舞弊案更是避而不谈。

钱大钧辞职后，于1947年作为出席国民大会的上海代表，被选为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1948年时，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任西南战区副司令。

去台以后，钱大钧长期从事体育指导工作，任足球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监委，多次率代表队去国外参加比赛。同时，他又担任了国民党中纪委员、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及名誉董事长。1975年2月，以手书篆体金刚经捐赠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1982年7月21日死于台岛，年90岁。

（虞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