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他撰写的《西行漫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他途经西安去陕北苏区的情形，其中，说到他到西安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后，有一位王牧师同他接头联系。经过多天接触交流，斯诺对王牧师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斯诺说：“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这位王牧师，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
董健吾，上海市郊青浦县人，1891年出生于县城董家大院。董健吾的曾祖母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她的影响下，董家一门先后都入了教。董健吾少年时代就读于由基督教会创办的苏州桃花坞中学，在校中入了教。1914年，董健吾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攻读。后来，因为参加校内进步学生运动，被校长开除学籍。离校后，董健吾专事传教活动，他先在上海圣彼得教堂任基督牧师，后又转到中学和教会学校从事传教。不久，应其同学浦化人（中共地下党员）之邀请，转赴西安，任西安市圣公会教堂牧师。在西安，经浦化人介绍，董健吾结识了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并受聘于冯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随军牧师，兼任冯英文秘书。1928年，当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危急关头，董健吾由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在河南开封市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董健吾利用牧师身份，积极配合刘伯坚、浦化人在冯部从事革命活动，被视为军中的“红牧师”。不久，蒋介石的清党活动波及冯玉祥部，董健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通缉，不得不秘密离开冯部，1929年初返回青浦故乡暂避。
1929年下半年，根据党组织指示，董健吾重新回到上海圣彼得教堂，以牧师身份为掩护，担任党的地下联络工作。同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霞飞路（今淮海路）嵩山路口开设一家古玩店，由董任“老板”，作为党的又一处地下联络站。
1930年底，为了收养失散在江、浙、沪一带的不少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和遗孤，党组织决定开办大同幼稚园，董健吾以牧师身份担任该园的负责人。大同幼稚园得到宋庆龄的资助，以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园址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441号。宋庆龄专为大同幼稚园题写了牌匾。董健吾的夫人以及李立三和恽代英的夫人担任该园保育员。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后，党组织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兄弟三人，从湖南秘密送到上海。1931年初，毛氏三兄弟经董健吾安排，进入大同幼稚园。1934年春，上海局势恶化，经费来源中断，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此时，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一时难以转移他处，党组织决定将他们安排在董健吾家中，由董担负培养责任。1936年5、 6月间，张学良将军因公来沪时，向董表示愿意拿出10万法郎资助革命子弟出国读书。董将此事向党组织汇报，并由党组织作出决定，选毛岸英、毛岸青出国读书。6月，时任东北抗日联军司令的李杜将军以商人名义赴法，毛氏兄弟和董健吾次子董寿祺，随李杜乘法国邮轮安全抵达巴黎。毛氏兄弟经过向前苏联驻法大使馆联系申请去莫斯科，董寿祺则束装回国。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国民党政府开始改变其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正欲同中共中央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当时，董健吾受党组织委派，负责地下党同宋庆龄的联络工作。
1936年1月间，宋庆龄通知董健吾磋商要事。董应召来到莫里哀路宋宅（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宋当即赋予董重任，托董捎带一封密信去陕北苏区面呈中共中央。事后知道，密信内容系倡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并就当时在沪的美国记者斯诺往苏区采访一事请示回复。为了便于完成这项特殊任务，宋庆龄通过宋子文设法为董健吾弄了个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委员的名义。
董健吾深感责任重大，走出宋宅后，便回家匆匆准备行装，化名周继吾，在内侄的陪同下，动身去西安。到达西安时，正值隆冬季节，北风呼啸，大雪封路，交通阻绝。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要乘车去陕北苏区既不可能也不安全。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向当时在西安的张学良商借他的私人座机，直飞陕北瓦窑堡。这个办法，虽然有点冒险，但又快又安全。于是，董健吾通过大学同学、时任国民党西北禁烟处处长的钟可托引见张学良。张听了董的要求后十分震惊。经过董的一再陈述，并出示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信笺，加上当时张正急于想同中共取得联系，商谈同红军停战联合抗日，所以，张最后同意了董的要求，并借此要董捎带一封他给中共中央的密信。
2月下旬，董健吾乘坐张学良的飞机安全到达瓦窑堡，受到秦邦宪、林伯渠等领导人的迎接。董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情况，呈交了宋庆龄和张学良给中共中央的密信。秦邦宪当即将情况电告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彭德怀。3月初，毛泽东、彭德怀回电同意同国民党谈判，并提出了谈判的几条原则。在此期间，董健吾参观了苏区，拜访了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董健吾在取得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复信后，即离开瓦窑堡返回西安。先回复张学良，后于4月南下，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中断了10年之久的国共两党联系，至此得到了恢复。(www.xing528.com)
董健吾回沪不久，党组织又要他第二次上西北。这次任务是秘密护送美国记者斯诺，途经西安进入陕北苏区。原来，中共中央给宋庆龄的复信中，明确表示欢迎斯诺去陕北苏区采访。党组织要董健吾同宋庆龄商定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在西安与斯诺接头的时间、地点、方法，以及决定董仍以牧师身份出现，以减少国民党特务的注目，便于同外国人交往接触。董健吾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同宋庆龄商拟了护送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具体方案。此时，斯诺正在北平，宋庆龄托人将接头时间、地点、暗号和证物转达给斯诺。董健吾准备就绪后，动身赴西安。
董健吾到达西安后，以王牧师的身份，住进了事先商定的西京招待所，立即设法查看了旅客登记簿，知道斯诺已在此等候，心里非常高兴。于是，董按接头暗号和方法去“拜访”斯诺。一见面，董健吾即向斯诺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以暗号相对：“在北平的M·S吗？”斯诺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双方出示证物，即各自取出写着宋庆龄英文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名片，拼对相符，两人紧紧握手，接上了关系。在往后的一个星期里，董健吾一边与斯诺交谈，一边迅速同西安地下党组织联系，商定了护送斯诺的计划。一天，董健吾陪同邓发、刘鼎和斯诺，乘坐一辆从张学良处借来的挂有窗帘的汽车，以游览西安汉代古迹“未央宫”为名，去郊外密谈。董健吾充当他们的翻译。邓发代表中共中央对斯诺表示欢迎，并把商量好的去陕北苏区的办法告诉斯诺，征求他的意见。斯诺表示完全同意。
一天清晨，董健吾又陪同斯诺乘车到西安郊区，然后，斯诺在那里改乘事先预备好的东北军军车，直去苏区。当时，随斯诺同行的还有马海德医生。临别时，斯诺紧握董健吾的手，依依不舍，表示由衷的谢意，并互祝“好运”。那知，这一别成了永别，以后他们两人再也没有能见面。
“八一三”战争爆发后，董健吾身居上海敌占区。他虽暂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忧国忧民之心耿耿于怀。他利用社会关系，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只身潜入敌伪情报机关任职，将搜集到的敌伪情报派人密送新四军。此后，他又转任伪南京警察学校训育处处长，利用职权冒险救新四军干部和爱国人士出狱。1949年春，正当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之际，董健吾不顾危险，前往苏州策反国民党军司令厉百川，为和平解放苏州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后，董健吾仍居于上海。1960年，斯诺来中国后，曾打听“王牧师”的下落，知道“王牧师”即董健吾。1970年，斯诺再次来中国，提出要见董健吾。此时，董正在病中。12月26日，董健吾与世长辞。斯诺与董健吾再次相见的夙愿最终未能实现。
（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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