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旧上海文人与政治家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既为各式各样的人物提供了粉墨登场的机会，也使许多人因把握不定自己的角色而矛盾和反复，因此，近代中国出现了不少纷繁复杂的政治人物。戴季陶就是其中的一个。

戴季陶，名传贤，小名选生，字选堂，又字季陶，学名良弼，号天仇，晚号孝园。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汉州（今广汉）的西街。戴家原籍浙江吴兴，后因入川经商，定居广汉。父亲戴顺时，人称小轩公，以医行世，亦工绘画。母亲黄氏，笃信奉佛，心地善良，有四子三女，季陶排行最末。

戴季陶6岁入私塾，11岁起就接触了数学、地理等泰西新学。1901年冬天，他随兄应考童子试，州府两试都名列前茅，院试时，因看不懂试题“为大赤”的意思，结果落第，从此他便对科举失去了兴趣。1902年，戴季陶来到成都，进了徐炯创办的东游预备学校。徐是当时成都的新学领袖，常向学生灌输民族主义思想，常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故事，启发学生的反清意识，戴季陶也深受感染，常与同学畅抒反清之志。1905年，戴季陶赴日留学，抵汉口时盘缠被盗，经同行的族兄照顾，才得以到达上海。行色匆匆的戴季陶来不及分辨大上海的东南西北即转赴日本去了。在日本，他先就读于师范学院，后考入日本大学法科。

在留学生中，戴季陶年龄虽小，但日语十分流利，活动能力很强。1908年秋，他与杨子鸿、胡政之等发起组织了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并被推为会长。留日期间，戴季陶经常在日本《新闻杂志》上发表小说、随笔，笔名“散红生”。1909年，戴季陶毕业了，但他仍想再在日本呆一阵子，可是家中接连丧父殇兄，无力再寄钱给他，其生活难以维持，只得回国。同学谢健等替他凑钱购买了船票，戴季陶与同学们洒泪而别。到达上海后，他口袋里仅有银元数角，加上又不通上海话，处境十分困难。幸亏得到朋友张俊的帮助，才免于落魄穷途。

在上海，戴季陶没能马上找到合适的职业，他随即去苏州，向江苏巡抚瑞澂毛遂自荐，终于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谋得教习之职。经受了新式教育的戴季陶，极不习惯于繁文缛礼的官场气氛。他少年气盛，倜傥不羁，连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也敢无所顾忌地放言评论。同僚之中多视其为大逆不道，有人屡次向瑞澂告状。好在瑞澂心态稍为开放，也不以为忤。这样戴季陶更加狂放肆意。1910年2月，瑞澂升任湖广总督，护院藩司趁机清算戴季陶的“罪逆”。失去了庇护的戴季陶离开了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回到上海。

戴季陶厌恶了在官场厮混，决定另择职业，他看中了自由的新闻记者。他在上海《中外日报》社谋了一个工作。不久，《天铎报》征求编辑，戴季陶去应征后被录用，月薪30元。《天铎报》的社长陈屺怀非常赏识戴季陶的才华，数十天后，戴即被升为总编，成了当时上海新闻圈中最年轻的总编。少年得志如春风疾马，戴季陶充分施展其敏捷的思维和干练的组织能力，使《天铎报》生气勃勃，名声大振。戴季陶用“天仇”笔名撰写社论，抨击清朝政府的专制腐败，词锋犀利，言论激越。同时，他还经常替于右任主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撰稿。1910年春，戴季陶由忘年之交钮耕荪老人做媒，与钮的侄女钮有恒小姐结婚。结婚以后，戴季陶便定居于上海。

1911年春，戴季陶因在文章中大张挞伐两江总督张人骏等，被官府指为“毁谤朝政”，下令通缉。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中国谳员关炯之的帮助下，戴季陶逃亡日本长崎。在那里躲避了两个星期后又秘密潜回。因上海难以立足，他便来到湖州，闲居云巢山道观。不久，戴季陶忽然接到一位不曾谋面的友人雷铁崖的电报，邀请他去南洋担任《光华报》的编辑。戴季陶正好不甘隐居，马上接受邀请，来到了南洋槟榔屿，主持《光华报》笔政，并由雷铁崖、陈新政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开始鼓吹革命。

武昌起义以后，戴季陶回到上海，与周浩等人一起创办了《民权报》，为辛亥革命摇旗呐喊。他在报上发表时论，主张在中国建立“联邦制”的政治体制，发展资本主义。同时，他潜往汉口参与袭取招商局、纵火焚毁“川土货栈”的行动，回上海后又与党人蓝天蔚、商震、蒋政源等出关到大连，策划东北的革命事宜。被人称为“革命记者”。

1911年11月7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到上海，戴季陶以同盟会员记者的身份谒见，给孙中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戴季陶随从入京，参加典礼。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指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为迎袁专使团北上迎接袁世凯来南京任职。戴季陶被指派为迎袁代表之一前往北京。在所乘新铭轮上，戴季陶与蔡元培、李石曾、宋教仁等发起“社会改良会”，大声疾呼，“欲造成强盛之国家，必先有良美之政治；欲获良美之政治，则社会道德实为其开端。而言改良社会，则都市道德问题，更不可不先加注意”。因袁世凯不愿离开他的老巢南下就任，迎袁专使团只得空手而归。

回沪后，戴季陶即在《民权报》上揭露袁世凯的专制野心。在“单刀直入录”的专栏中，他抨击了袁世凯及唐绍仪、熊希龄、章炳麟等，许多文章言词激烈，并有“欲杀之而后快之”字样。结果，戴季陶在5月22日被租界巡捕房以过激罪拘留，被关押了一天。释放之后，他在报社的墙壁上书道：“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戴季陶被推为上海执行部评议部议员。9月，孙中山受命督办全国铁路，调戴季陶为机要秘书。从此，戴季陶成为孙中山身边的得力助手。他替孙中山记录整理了《民国政治纲领》和《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1913年3月，孙中山访问日本，戴季陶随行并担任翻译。二次革命时，他受孙中山之命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进行反袁的宣传和军事联络活动。讨袁失败后，戴季陶被袁世凯列为反袁中“执重要事务”者而通缉，他随孙中山一起流亡日本，一直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在日本，戴季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与胡汉民一起主持《民国杂志》。1916年4月，他和孙中山一起返回上海。翌年9月，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戴季陶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后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军政府改组后，戴季陶仍回到上海。

回上海后，戴季陶与沈定一、孙棣三等创办了《星期评论》。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法的基础》等有影响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响应，一时间声势浩大的学潮和工潮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动。戴季陶也开始关注于劳工问题，留心于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期间，他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在《星期评论》上开辟关于劳工问题的讨论，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情况。1919年8月，戴季陶襄助孙中山组织了“建设社”，创办《建设杂志》。他从日本转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出。戴季陶还应复旦公学教务长、经济学家薛仙舟的邀请，在复旦作关于“合作理论政策”的经济学系列演讲，在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0年，戴季陶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筹备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初期参加的七人之一，但最后，戴季陶借口自己与国民党关系太深，只要孙中山在，他不能再加入别的党派，结果未能走入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在这期间，戴季陶还与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一起在上海合股设立了“恒泰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交易，而且颇有收获。孙中山还戏称他为“货殖天才”。粤军陈炯明回师讨伐桂系，军费奇缺，戴季陶等曾以经营所得资助粤军，一时成为“革命逸事”。但好景不长，1921年，戴季陶在对一个往来钱庄开具支票时发生差错，该钱庄拒绝支付这张超过存额的支票，风声传出，交易所信用出现危机，戴季陶即刻退出交易所。不久，交易所也宣布倒闭。戴季陶遂去湖州。

1922年8月，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自粤回沪，戴季陶应召住入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9号）孙中山寓所，协助孙中山处理日常事务。10月，孙中山派戴季陶回老家四川开展工作，联络川军。戴季陶一路风尘沿江西溯，抵达汉口时，得知川军内战一触即发，联络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情急之下加重他的神经衰弱症，几夜难眠，痛苦万分，戴季陶顿觉“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船至宜昌附近，他趁夜投江自尽，以求一了百了。跳入江中正在挣扎之际，他忽见白光一片，接着就被渔民救起。大难不死，戴季陶于11月回到成都看望老母，母子相见抱头而泣。戴季陶自觉有所悟，从此便随母信仰起佛教来。回上海后，他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觉园这个奉佛者聚居之所，修建了一处住宅，用以虔敬养性，并取佛名不空、不能。(www.xing528.com)

经历了川行途中的巨大挫折后，戴季陶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由以前的那种激烈、进取转向消极、保守。1923年12月上旬，他回到上海。当时，孙中山提出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戴季陶表示根本怀疑，他反对国共合作。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季陶不愿意参加会议。廖仲恺来沪劝说，相持了两个星期，戴季陶依然坚辞不就。孙中山亲自从广州来电催促，廖仲恺也再一次来沪游说，戴季陶这才勉强成行，束装南下。会上，戴季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他对国共合作的局面非常不满，三次离粤回沪，表示要辞去一切职务。他从上海写信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力陈其反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和理由，同时向孙中山请求要去欧洲考察。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邀请北上，路经上海，遂让戴季陶随行。行至天津，戴季陶借口“国内政治之事，非我所能胜”，又折返上海。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戴季陶闻讯后赶到北京。3月11日，孙中山在病榻上签署遗嘱，戴季陶为签证遗嘱的九人之一。

孙中山治丧结束后，戴季陶仍回到上海。他在萨坡赛路（今成都南路）慈安里设立了“季陶办事处”，以继承、阐发孙中山的思想为标榜，从事反共宣传和著述。1925年6、7月里，他完成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几本书，提出了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口号。他歪曲、篡改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是两千年来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戴季陶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坚决反对国共合作，认为欲图中国之生存，必须图国民党之生存，欲图国民党之生存，必须发挥其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戴季陶的这套说教，被称之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右派反共的理论表现。戴季陶的书出版后，遭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严厉批判。广州、北京、武汉等地，还发生了进步群众焚烧戴季陶的小册子的行动。

1925年11月，国民党内的一伙老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等以反对三大政策为目的，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戴季陶闻讯后，立即与邵元冲、沈定一等赶到北京，要求参加会议。但老右派中有人认为戴、沈曾是中共发起人，不准他们与会，并将他们绑架出去痛殴一顿。戴季陶只好于11月20日怏怏地返回上海。临行前，他还恋恋不舍地留下书面声明，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西山会议的决议。连遭打击后，戴季陶心情忧郁，声明从此“绝不与闻从事”，蛰居于上海、湖州两地。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分子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由于蒋介石等人的庇护，戴季陶以“未曾与会”为理由，仅受到了“促其反省，不可再误”并“禁止三年不得作文章”的处理，仍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后，蒋介石任命戴季陶为广东大学校长，但戴季陶以“大病愚痴”为推脱，没有就职。广东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后，戴季陶仍被任命为校长。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戴季陶只好步履蹒跚地来到广州。因为病体没有康复，他随即在朱家骅的陪同下前往香港疗养，夜间舟行，四处茫然，被病痛折磨的戴季陶又萌发了蹈海之念，幸被朱家骅等彻夜守护、劝导，他才放弃了自尽的想法。在香港休养了一段日子后，戴季陶还是回到了上海。

不久，蒋介石邀请戴季陶上庐山休养。戴季陶有感于蒋介石在他困顿之际一再伸手帮助，于是毅然振作，来到庐山，开始追随于蒋介石的左右，成为蒋介石重要的谋士之一。从此，蒋介石的讲演稿和国民党的重要文献，多出自戴季陶的手笔。戴季陶的思想，及其对日本，共产主义、佛教的认识对蒋介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7年2月14日，戴季陶奉蒋介石之命，偕夫人由上海乘山城丸去日本活动，谋求日本政府对蒋介石的谅解与合作，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作准备。“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戴季陶发表《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一文，为蒋介石政权“建立纪纲”而摇旗呐喊。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设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戴季陶任委员长，专议对日政策等事宜。经过一个月的研究，戴季陶提出了一份报告，主张“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力求对日妥协，“决不先对日宣战”，“尽力维持各国对我好感”，“尽力顾虑实际利益”。这份报告便成为了国民党政府对日的基本国策。

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戴季陶，虽然兢兢业业地为国民党政府忙碌着，但由于其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心脏病，精力日趋衰竭，逐渐难以支持从事过多的实际活动。尤其是抗战爆发以后，戴季陶只能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为蒋介石统治作政治点缀。

抗战期间，戴季陶随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钮夫人仍居住在上海。珍珠港事件以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钮夫人逃离了上海，于1941年5月到达重庆，但不久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身亡。以后，戴季陶遂将赵季官女士扶为正夫人。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1947年3月，在参加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时，他当场晕倒于会场。会后，他请长假回上海。这时，他已有整整十年没能回到上海，物是人非，当年跃跃欲试的青春少年归来时已成为神情疲惫的恹恹病夫，戴季陶感慨万分。他留恋逝去的青春，想就在上海安顿下来，但依旧是身不由己。1947年6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改组，戴季陶又被选为考试院长，他只得扶病去南京述职。1948年，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戴季陶几次写信给朱家骅、吴铁城、陈果夫等，“力言病体不足胜任”，请求免去代表之名，但未被允许，他还是被选为国大代表。其后，戴季陶又屡次要求免去考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遂改任他为国史馆馆长。这样，戴季陶终于卸任了当了20年之久的考试院长。

1948年冬，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处于崩溃的前夕，戴季陶携眷随宋子文等撤退至广州。这时，赵季官夫人已患中风，并染上脑膜炎，戴季陶自己也病入膏肓，神志不甚清醒。1949年2月11日夜，万念俱灰的戴季陶绝望地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许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