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中国教育事业的奋斗者

“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申。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这是董必武于陶行知先生遗体公葬日写下的一首哀诗。诗中对他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他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原名陶文濬。父亲原在万安开设亨达官酱园，为人敦厚，母亲是个勤俭的农村妇女。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开蒙后在三刻钟内便能熟读并背诵《左传》43行，15岁时入崇一中等教会学堂，2年修完3年课程，提前毕业。1909年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因不满学堂歧视不信教学生，愤而退学。他在苏州表兄家过了半年极为贫困的生活，于1910年秋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继续深造。在金大期间，他先后任《金陵光》的中文编辑、主笔，并开始发表文章。这时，他对社会和人生问题发生了兴趣，并接受了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改名陶知行。王阳明反对在儿童教育中“鞭挞绳缚，苦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月化”。陶行知十分欣赏王阳明的观点，由此萌发了“反传统”的教育思想。1914年，他以全校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同年秋，在金大校长包文的部分资助下，去美国留学。

到美国后，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极大赏识。他虽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却反其道而行之。杜威提倡“教育即生活”，他提倡“生活即教育”；杜威提倡“学校即社会”，他提倡“社会即学校”。1917年夏，陶行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政治硕士和教育文监两个学位。不久回国，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以后又历任教授、教育科主任和教务主任等职。1921年，南京高师并入国立东南大学，他续任教务科主任，直到两年后离职为止。陶行知在学校里大胆地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方法的提案，主张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的建议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抵制和反对，有的教授公开说他“标新立异”。陶行知没有退却，他在《新教育》杂志、《新教育评论》和《时报》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批判传统教育，提倡教育改革。“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陶行知被推为南京学界联合会会长，领导各校师生开展各项进步活动，影响甚大。

在长期的奋斗中，他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终于省悟到王阳明的“知行说”，与我国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并先后作了《行是知之始》等演讲，公开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一次，他在征求意见本上看到了学生写的一段话：“先生既相信行是知之始，为何仍名知行，何不翻它半个筋斗”。他受此启发，遂正式改名为“行知”。这一字之颠倒，标志着陶行知在认识论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

1926年以后，陶行知认识到中国的贫穷落后，乡村比城市更严重，就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积极推行普及农民教育运动。他试图培养100万个乡村教师，创设100万所乡村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以此来救中国。

1927年春，陶行知舍弃教授生活，到南京郊外劳山脚下创办了著名的晓庄师范。3月15日，担任校长的陶行知出席了开学典礼。他中等身材，略有点胖，方方的脸上微刻着皱纹，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登上讲台风趣地说：“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这所乡村师范学校确实有许多特色，在培养目标方面，陶行知把它规定为：“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他亲手为学生和农友共同兴建的大礼堂题名为“犁宫”，并在门口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另一副是：“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后来，学校修起了图书馆，他又起名为“书呆子莫来馆”。招生考试也很特别，考试科目除了作文、常识、演说外，还把开荒等体力劳动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陶行知很鼓励师生开展“会朋友”活动，要求每人都必须到附近村庄找一二位农民交朋友，经常保持联系。

晓庄师范的创办，为陶行知实践并发展自己的“生活教育”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基地。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核心，即“教学做合一”的原理，也就是“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尽管有些实践和主张带有某些片面性，但毕竟是对长期以来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旧教育的挑战，为改造旧中国的乡村教育开创了新路。

1930年3月中旬，蒋介石偕宋美龄及随从十余人，突然来到晓庄师范。那天，陶行知正在大会上给全体师生讲话，负责招待的学生向陶校长报告。陶行知淡淡地对学生说：“我正在讲话，不好走开。问他可有事找我？如果不是有事找我，就由你们招待一下，并代我向他表示抱歉。”结果由学生带领蒋介石参观一遍自行离去，陶行知始终没有去见他。

4月初，晓庄师范的师生在陶行知的支持下，参加了声援罢工工人并反对日舰停泊南京的示威游行，触怒了蒋介石。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派兵查封、占领了晓庄师范，3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14人惨遭杀害。陶行知也遭到通缉，被迫逃到上海租界隐蔽起来。

在便衣特务密布的上海，陶行知几乎不能外出活动，不久便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协助下，东渡日本。在那里，他考察了日本社会及其发展史。1930年底，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次年初，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

那时，他认为日本工业的兴起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关系很大，中国要富强，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达。于是他提出了科学要下嫁给大众，下嫁给儿童的主张。他的想法得到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的支持，帮助他开办了“自然学园”，不久，陶行知联合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发起“科学下嫁运动”，编辑出版了《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董纯才翻译了前苏联伊林的作品《十万个为什么》、《黑白》、《几点钟》、《五年计划的故事》等；高士其写了《微生物大观》，并从此走上了科普作家的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严重的民族危机猛烈地刺激了陶行知。他一面在《申报》上发表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一面开始筹办山海工学团，以此逐步实现“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教育主张。1932年10月1日，这所半工半读，提倡抗日救国的新型学校便在上海宝山县大场孟家木桥开学。不久，在沪西区又开办了晨更工学团和朱家角工学团。参加者有工人、农民，接受军事、生产、科学、知识、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六项训练。工学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而且是个生产组织、团结民众的组织，因此得到农工群众的欢迎。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陶行知先生本人的思想进步，山海工学团已经成为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据点。当时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中一些左翼电影工作者，曾到山海工学团拍过电影，冼星海、聂耳也都去过山海工学团。李公朴、邹韬奋、艾思奇、钱亦石等著名文化人都在山海工学团作过报告。(www.xing528.com)

在工学团的实践中，陶行知发现用学生教学生乃是在文盲充斥的中国迅速普及教育的好形式，便决心加以推广。他亲手编写了一种识字教材《老少通千字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由他倡导的“小先生制”迅速推广到全国许多地方，为普及群众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在国外也产生了反响，欧美一些学者撰文介绍这一经验，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也曾实行过“小先生制”。

1934年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晨更工学团、朱家角工学团被封闭。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山海工学团因形势变化停办了。但它在成立的五年里，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上百名干部，教育了几千名工农劳动大众及其子女，对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争取更大范围的支持与同情，陶行知从1936年夏开始，先后周游欧、美、亚、非四大洲28个国家，宣传中国的抗日。陶行知出席了“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受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委托，向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他在美国纽约发表演讲，呼吁码头工人实行罢工，拒绝把军火搬上日本轮船；1938年2月，他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同年8月，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返回祖国。

次年7月，陶行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工作，在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于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不久迁到合川县凤凰山古圣寺）。根据当时抗战的要求，学校开设社会、自然、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七个组，各组主任都由知名作家和专家担任，如艾青为文学组主任，章泯为戏剧组主任，贺绿汀为音乐组主任。

陶行知办育才学校是非常艰苦的。由于他坚持实行民主教育的原则，不按国民党那一套办学方针，所以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向进步人士募捐。加之，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200多名师生的生活开支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常有断炊之忧，大家只得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陶行知被迫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募捐上，甚至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渡过难关。他在为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就在陶行知最感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给了他不少帮助。周恩来、董必武常去育才参观、捐款，并与陶行知亲交谈，给予他许多支持和鼓励。

育才的师生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从实际出发，坚持教学。学校里还建立了“少年研究生”制度。经过半年多时间，研究生们创作了4个剧本，27首歌曲，写出研究报告10余份，其中一份《关于苏德战场的形势和预测》的报告，受到专家们的一致赞扬。以后的形势的发展证明报告的预测是正确的。全校师生还利用节假日演出《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啷格办》等节目，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育才学校在陶行知的带领下，冲破重重难关，坚持办下来了，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4年12月，陶行知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报。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为了制止内战，重庆各界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接着“校场口事件”、“一二一”昆明流血事件相继发生。陶行知义愤填膺，号召育才师生都去参加公祭大会。他自己也写好遗书，准备为争取和平民主而献身。

1946年4月，陶行知到了上海，他一面参加并领导民主运动，到处发表演讲，一面筹划育才迁校上海等事宜。7月15日，陶行知惊悉闻一多、李公朴被特务暗杀，并有消息说国民党特务也把他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毫无惧色，对友人说：“我等着第三枪。”25日，陶行知由于刺激过深，劳累过度，因脑溢血而溘然长逝。

陶行知去世时，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说：“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唐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