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风云人物-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

30年代初，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伯尔尼公寓里住着一位外国女子，她身材颀长，步履敏捷，频频出入于上海的中外报社，以及进步文化人士、政界人物和市民的寓所。她就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的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928年底，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从欧洲经前苏联西伯利亚，由哈尔滨进入中国。她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对中国的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惨败景象深为忧虑。在满洲里中苏边境上，成群穿着破衣烂衫的中国苦力你争我夺地抢搬旅客手中的行李，列车员飞起腿脚连打带踢把苦力们赶下站台。对这一番景象，史沫特莱喻之为“以最原始形式进行的适者生存的世界”。1929年元旦，史沫特莱到达哈尔滨，正赶上东北易帜。她目睹国民党国旗在东北升起。东北易帜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以威胁恐吓的手段，破坏中国的统一，用金钱美女和官爵收买东北的文武官员。贪污腐败，卖国通敌的乌烟瘴气弥漫东北。夏天，史沫特莱来到了东方的大城市上海。夏天的烈日照射在黄浦江畔，码头工人肩头背着绳索，拉着重载的板车，缓慢地行进着。头包黄巾、满脸胡子的印度巡捕，扬起木棍向汗流浃背的工人背上猛抽。目睹此情此景，史沫特莱感到耻辱：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成员，这样对待另一个与他相同命运的被压迫者。她的结论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史沫特莱从心底里同情中国人民，是因为贫困和苦难早就在她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的火种。1890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幼年时家贫如洗，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给人家洗衣服、当杂工；父亲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矿上当矿工。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一家人，依靠史沫特莱一个当妓女的姨妈的帮助，才得以维持生计。她16岁那年，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和贫困而死去。为了摆脱苦难的命运，史沫特莱离家出走，只身踏上了人生坎坷的道路。在艰难的岁月中，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19岁那年，她考进一所师范学院，并以优异的写作才能当上了学生刊物的编辑。1916年，史沫特莱来到纽约，开始投身政治斗争，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周刊《号角》撰稿，支持印度流亡者的斗争。1918年3月，因被指控企图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捕。出狱后，她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在德国期间，史沫特莱参与了广泛的社会活动，用德文写了大量文章，成为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舞台上的活跃人物。1928年，史沫特莱在柏林经一位德国共产党人介绍，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前来中国。

20年代的中国，对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史沫特莱决心长期深入生活，和中外进步作家、新闻工作者一起，“搬走这座封锁中国的大山”，把中国的革命真相向全世界传播，使世界人民对战斗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

史沫特莱在上海和鲁迅、宋庆龄、茅盾等作家和革命家，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她自愿地、竭尽一切地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所以她常说：“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史沫特莱把鲁迅视为中国的伏尔泰。她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0年秋天，一个不平常的集会上。1930年仲秋一个炎热的下午，一对中国青年夫妇来见史沫特莱，要求她出面租一家外国餐馆，作为庆贺鲁迅50寿辰开茶话会和晚餐宴会的场所。史沫特莱颇费踌躇，因为出席宴会的上百名宾客都是进步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左翼文化界的精华，必须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经过缜密的布置，她以东道主身份租下了法租界一家荷兰西餐室。祝寿的那天下午，她和两个朋友站在餐室花园的门口，注视着附近十字路口的来往过客。鲁迅和许广平抱着一周岁的海婴早就到了。鲁迅身穿一件乳白色绸衫，着软底布鞋，平头短发，他用德语与史沫特莱交谈。他的举止、谈话，以及每一个手势给史沫特莱留下深刻的印象。花园里挤满了宾客，史沫特莱仍在门外放哨。夜色来临，有人接替了史沫特莱，她才进入餐室。晚餐过后，许多人在会上发了言。鲁迅在会上讲了他自己的家庭和思想发展的经历，他力劝青年去体验工农生活，从生活中搜集题材。鲁迅的讲话和这次集会极大的激励了史沫特莱。

1931年初，柔石、李求实、殷夫、胡也频和冯铿5位青年革命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史沫特莱得知这个消息，急忙赶到鲁迅家中。深夜，鲁迅在悲愤中写出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檄文，他把手稿交给史沫特莱，请她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称这篇文章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个夜里用血泪写成的一篇豪情怒放的呐喊。”她说，文章如果发表，你会遭到杀害的。鲁迅愤慨地说：“有什么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她和鲁迅拟好了一个就屠杀作家、艺术家的事件告西方作家的声明，把手稿带给茅盾，由他作了润色并协助她译成英文。这篇文章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反应，50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使国民党大为震惊。

史沫特莱忘记了个人的安危，把听到的关于红军的消息写成许多充满热情讴歌中国人民斗争的文章，向国外传播介绍。在鲁迅移居大陆新村后不久，一个寂静的夜晚，史沫特莱来到鲁迅家里。他们围坐在灯下，倾听一位从江西革命根据地来的红军干部讲述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进行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她通过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翻译，聚精会神地作下了英文速记。工农红军第十军军长周建屏在史沫特莱处住了一段时间，为她介绍了红十军的领导者方志敏的英雄事迹，以及他在赣东北根据地建设中的业绩。

史沫特莱深深热爱红军指战员，他们的战斗和品质，常使她感动得流泪。她每得到一个从苏区来的消息就会兴奋得难以入睡，常常深夜到邮局去取信或发稿。史沫特莱1933年出版的英文本《红军在前进》，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写成的。它冲破重重封锁，把红军胜利的消息传向世界。史沫特莱常常在寓所会见革命者，这些同志临行时，她热情地为他们掩护、化装，帮助他们离开戒备森严、密探遍地的上海。有时她在手提包里藏着手枪，跟在他们身后，以防万一。她还曾走街穿巷，手提整箱枪支，交给党的地下工作者。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她在鲁迅家里接待了一个来自西北的作家，他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代表，有好几个星期，她每天晚上听这位代表讲述长征。她听说红军部队医药物资奇缺，就同两个外国医生一起，在宋庆龄的支持下，为红军筹集资金购买药品，他们简直成了红军采购药品的“走私商人”。

史沫特莱以火一样的热情，感染和温暖着周围的许多外国朋友的心。路易·艾黎、马海德、汉斯·希伯、魏璐诗等在上海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他们都先后直接参加了中国革命的行列。

1936年冬，史沫特莱到西安养病。一个在西北军中工作的中共干部为她在临潼华清池安排了一个幽静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她的健康状况日见好转，就穿过原野、村庄前往秦始皇陵漫游，探微穷究地研究中国历史。在华清池的庙里，她开始动手写一本新作。

但是，一个个消息传来，扰乱了史沫特莱平静的生活。鲁迅在上海去世了，史沫特莱深为悲恸。不久，又传来了张学良不接受蒋介石剿共命令的消息。几天后，一批国民党中央军军官来到华清池，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出华清池。原来蒋介石和他的侍卫官卫队，将在这里居住，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史沫特莱搬到了西安市内的西京招待所。12月12日，临潼华清池枪声大作，张学良、杨虎城捕捉了蒋介石。史沫特莱在西京招待所的房间里通宵未睡，她站在窗前，望着黎明前的晨光熹微。突然，附近发出步枪的射击声、门窗破裂声、哀号惨叫声、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声，混成一片。房门外，有人用枪托捅门，史沫特莱刚退到墙角里，3颗子弹飞进屋来，又破门穿窗而出。一群士兵闯进卧室，翻箱倒柜，抢了她的钱包、钢笔、毛衣、毛毯等物，一窝蜂地散去了。原来这是一批趁乱扰事的散兵。不久，一批东北军青年军官接管了西京招待所，他们给了她一份张杨将军通电八项主张的宣言。史沫特莱读完八项声明，经受打砸抢遭遇的惊恐一扫而光，她高兴地预感到中国将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了。第二天，她背起急救箱，到浸礼会医院弄了些外科用的纱布绷带，在西安市救护受伤者，整整忙了一天。蒋介石被扣，国民党的报纸电台谣言四起，西安一家报纸发表广播电讯稿进行驳斥，邀请史沫特莱担任英语广播。她以亲眼目睹的事实，以及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运动领袖的报道，披露了事态的真相。(www.xing528.com)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史沫特莱搭乘一辆红军的卡车，离开西安，前往红军驻地三原，进入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北。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的第一个夜晚，就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她在和朱德谈话的时候，就打定主意写一本朱德的传记，要求朱德把他一生的全部事迹讲给她听。她对朱德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每10个中国人当中，就有8个是农民，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事迹。如果你能把你的生平都告诉我，也就是一个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从此，她每星期几个晚上听朱德讲述他的生平，她用速记符号记下朱德的讲话，有时朱德还画一些红军行军作战的简图，供她参考。平时，她细心观察朱德的一言一行，访问老红军，搜集材料。卢沟桥事变爆发，朱德动身到前线去了。史沫特莱带着一本未完成的书留在延安，是留下来写朱德传呢？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的消息？她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重要得多了”。于是她把笔记本收起来，1937年10月，她到了八路军抗日前线——山西五台山区。她在这里3个月，写下了著名的《中国在还击》一书，1938年在美国出版。

1938年初，史沫特莱从山西到武汉。在武汉沦陷以前，她到了皖南新四军驻地，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她参加抢救伤员，建立红十字医疗站，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后来又步行经过安徽、河南、湖北等地，参加战地医疗工作。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东抗日前线，她身穿戎装，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坚决与战士们在一起。朱德总司令曾劝她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去，她执意不去。她说：“为什么和我谈死亡的危险，你们不是也经常面临着死亡吗？让我跟你们一样生活吧，我不想死，我也尽力做到不死。但是我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城市像污水坑一样，我生活在那里就感到痛苦，以至病倒。但是你们的部队却恢复了我的健康。这是因为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只有在这里，我的心情才平静，我的精神才振奋。”她还说：“你们的人民也是我们的人民，因为我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史沫特莱就是以这样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胸襟来看待和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

1940年初，史沫特莱到了重庆，因健康的原因，于9月间去香港治疗。1941年返回美国。就此结束了她在中国12年的战斗生活。

史沫特莱完成朱德传记是在她回到美国以后，她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用了8年时间，完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1945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她从纽约来到萨拉托加休养区的耶多庄园。她亲自动手，把一处杂草丛生、一片荒凉的房子收拾得像花园一样。就在这美丽而幽静的环境中，她集中精力、奋笔疾书。她在写作中还同朱德保持着通讯联系。朱德在1944年8月14日的信中说：“如有可能，我们希望你能到中国来，同我们多住一些时候。”1945年5月，董必武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曾到耶多庄园看望史沫特莱。1947年起，史沫特莱离开了耶多庄园，到新泽西州的朋友家里居住。在此期间，她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生活艰苦，但仍继续写作。

年近60的史沫特莱，又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1949年2月10日，美国陆军部把麦克阿瑟利用战前日本警察的档案炮制的一份报告，通过美联社的电讯发表，诬蔑史沫特莱是前苏联间谍。史沫特莱不畏强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控诉文章，严正驳斥了麦克阿瑟的谎言。事后，陆军部不得不承认指控没有事实根据，宣布撤销指控。

指控被撤销了，但是她遭受的迫害依然。当局几乎使她没有栖身之地，找不到工作维持生计，而且剥夺了她集会、讲演甚至出书的权利。曾经和她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出版合同的出版社，提出了加进反共内容的要求。史沫特莱宁折不弯，断然拒绝。正当她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她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她激动万分。她很早就想再回到中国来，可是当局不给护照，她更加思念中国了。她给朱德的信中说，“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我将支持新中国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她携带着未完成的《伟大的道路》的手稿，前往伦敦，住在一位朋友家中，不知疲倦地继续写作。1950年春，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胃溃疡病情加重，5月间不得不住院手术。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不幸逝世。

史沫特莱在遗嘱中要求在她的葬礼中奏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把她的遗骨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1951年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中国首都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葬礼，她的骨灰埋葬在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中。朱德书写的碑文矗立在苍松翠柏间。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这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大地的女儿，她的可贵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周同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