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三闻人之首杜月笙的传奇故事！

上海滩“三闻人”之首——杜月笙，自幼便成孤儿，既无家学渊源，亦无万贯家财。但其发迹以后，声名显赫，权倾八方，广泛涉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慈善种种事业。晚年竟身兼七十职衔，成为民国史上的一大名人。

杜月笙，名镛，号月笙。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其先人祖籍浙江海宁，曾经营丝茧行业，以后败业才移居上海浦东。杜月笙童年孤苦，4岁丧母，6岁丧父，“既无叔伯”、“终鲜兄弟”，8岁那年，继母也去世，杜月笙便成了孤儿。流浪，就成了杜月笙少年时代的主要生活经历：他讨过饭，做过肉铺小下手，学过做强盗，干过小扒手。以后，对赌博来了兴趣，并成为终身嗜好。还亏得继母张氏曾送他去私塾念过四个月的书，才使他日后不至于连自己的大名都不会签。

1902年春，14岁的杜月笙由外婆介绍去了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店当学徒。但不久因吃喝赌嫖，偷店内水果做人情，被赶出店门，再入师兄弟“潘源盛”水果店。此一时期，杜月笙日渐熟悉了十六铺的大小赌场、烟馆、公开与秘密的妓院；并且结识了这一带的不少地痞流氓，还得了一个诨名：“水果月笙”。

此后不久，杜月笙又拜了十六铺一个地痞头目“套签子福生”陈世昌为师，而正式“在帮”，成为清帮成员。然而，在黑社会“眼界”日开的杜月笙日夜寻思着寻找更硬的靠山，以便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后经陈世昌的同辈兄弟，绰号叫“饭桶阿三”的黄振亿介绍，杜月笙拜倒在法租界大流氓黄金荣的门下。此后，为投黄之所好，杜月笙费尽了心机，在颇得黄金荣赏识的同时，他在上海滩黑社会也渐为人知。

杜月笙依仗黄金荣的势力承包了法租界一家最大的鸦片行，立稳脚跟后，便将其努力扩张开去，很快地，法租界内十家大的鸦片商行及各个小烟贩、小烟馆都直接、间接地被杜月笙所掌握。

同时，杜月笙还仗此势力，经营着一些大赌场。最初是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而后是法租界内的各个大小赌台。杜月笙依靠经营赌场与贩卖鸦片，积累了大笔财富。

当时，上海滩曾流行着对“三闻人”的几句评语：“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杜的“会做人”（即善于各方应酬）使他不仅在法租界，而且在英租界及上海地方军阀中都能左右逢源，为其所用，甚至还巴结上了作过总统的黎元洪；拉拢上了“上海滩”名律师秦联奎；笼络了学界泰斗、朴学大师章太炎。“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终于上海滩“三大亨”原先“黄、张、杜”之排位，渐变为“社、黄、张”，杜月笙成了“三大亨”之首。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杜月笙与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就有交往。

1911年，湖北一批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经沪返鄂而盘缠用尽，在上海陷于困境。杜月笙闻讯，认为这正是结交革命党人的一个机会。于是，他前往赌场“敲竹杠”（即敲诈勒索），并用“敲”来的这笔钱为革命党人购买了船票，将他们送出上海。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从上海运往安徽、江西的军火常被称霸镇江、扬州的地方军阀徐宝山中途拦劫，陈其美等遂令王柏龄下手去徐。由于徐宝山防范甚严，王柏龄在束手无策之中找到杜月笙商议。杜月笙便找来曾谋刺过清摄政王载沣的黄复生，制成一颗特殊炸弹安于“古董箱”内，利用徐宝山对古董的嗜好，乘机将他炸死。

由于插手了这些活动，杜月笙与国民党已可谓颇有渊源。因此，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杜月笙便成为他的一名重要帮凶。在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杜月笙就在幕后策划虹口地区的地痞流氓骚乱起义，并在家乡浦东指挥商人保卫团作乱；后又与蒋介石的心腹、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和“上海清党委员会”主委陈群多次密谋，为反革命政变积极进行准备。他通过黄金荣引荐杨、陈二人拜上海清帮“大”字辈张镜湖为师，拉拢了清帮势力为国民党卖命。社月笙又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了“中华共进会”，纠集徒众及其他各种势力造谣惑众，煽风点火，掀起反对上海总工会的恶浪，并策划暗杀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

“四一二”政变那天，杜月笙利用“中华共进会”纠集的流氓恶棍，指使分路袭击了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闸北湖州会馆总工会所在地以及商务印刷厂、华商电车公司工人纠察队，配合蒋介石屠杀工人。杜月笙还不断向蒋介石军队提供工人活动情况，以致群众游行至宝山路时，即被预先埋伏的反动军队残酷屠杀。事后，陈群特地打电话感谢杜月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四一二政变”后，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杜还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有了这些“资本”，杜月笙攀附“党国要人”就方便多了。

1933年8月，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赴美请求贷款后回国，途经上海。为巴结宋子文，杜月笙特地发起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自任大会主席。为在会上亲自致欢迎词，杜月笙又将陈群所拟的演讲稿背诵、演习了足足十天，终于取得了宋子文的欢心。

杜月笙与国民党政府的另一要人孔祥熙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凡孔祥熙需办之事，杜月笙无不尽心竭力，孔祥熙也自然领情，各方面乐意照顾杜月笙，两家结成了通家之好，孔妻宋霭龄还认了杜月笙姨太太姚玉兰为干女儿。

通过各种方式的活动，杜月笙与国民党政府的许多重要官员都建立了联系，从而在上海的权势日益膨胀起来。

“富贵而不归乡，犹如锦衣夜行”。杜月笙已成名闻遐迩的“闻人”了，他做梦都想回乡光耀一番，让家乡父老兄弟们看看他现在已是何等气派！为此，杜月笙于1930年，在浦东家乡购地50亩，聘请各地名匠，大兴土木，兴造起杜家祠堂来。同时，还请朴学大师章太炎为他编修家谱。1931年初夏，杜家祠堂落成，并拟当年6月8日一10日举行家祠落成典礼与栗主奉安之礼。为办好这一光宗耀祖的礼仪，杜月笙可谓绞尽了脑汁，他专门设立了模仿北洋军阀元帅府下所设的八大处组织形式的办事机构筹办此事。

奉主入祠那天，声势浩大，单前导队伍就分为六截：有英国巡捕开路的旌旗队、全副武装军人与学校童子军护送的匾额队、国民党海军军乐队开道的旗伞花篮队、护卫神主轿亭的仪仗队等。匾额中有蒋介石的“孝思不匮”；于右仁的“源远流长”；张学良的“好义家风”；何应钦的“世德杨芬”；李烈钧的“明德维馨”；章太炎的“武库遗灵”，以及原北洋军阀各派系头目所送之匾额。神主轿亭之前还有一块上书蒋介石所书祝辞的巨大匾额。

杜月笙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缓步随轿亭而行，身后是他的几个儿子。最后，还有大批伴送的亲朋好友。整个队伍浩浩荡荡数十里，至少有五千之众。为能顺利接送宾客去杜家祠堂，杜月笙预先在高桥码头备下15辆奥斯汀汽车、150辆黄包车以及大量雇用的当地农民独轮小车。三天之内，往返浦东恭贺的宾客竟达8万人。

栗主奉安典礼后，杜月笙在高桥镇还安排了连续三天的演戏，把当时中国几乎绝大多数京剧名演员都请到了上海，每场观众近万，几天中，高桥镇热闹非凡。杜月笙这次“衣锦还乡”，耗资就达百万元之巨，充分显示了杜月笙所拥有的显赫权势与特殊的社会地位。(www.xing528.com)

杜月笙虽已有“少将参议”之衔，然而，他的大宗经济收入却仍然取之于赌场与鸦片贩卖，外界也仍视其为“白相人”。为改变如此“形象”，杜月笙决定跻身于金融工商界，首先，拟开办一家银行。

1929年，中汇银行在各方“协助”之下开业，杜月笙自任董事长，又委任田鸿年为经理。数年间，凭着他特有的种种关系，通过鸦片押款、领用中央银行钞票与补贴等，银行还颇为景气。1932年，中汇银行除官利外，尚获纯利19万余元。1934年，耗资156万元兴建的“中汇”银行大厦（今上海博物馆）落成，“中汇”在金融业中便有了一些名气。以后，杜月笙又通过拉拢金融界实力人物，使自己在金融界中地位日显。

与此同时，杜月笙又插足工商界。他以109万大洋的低价购进正处于危机之中的华丰面粉厂，进而，野心勃勃地又要与当时执上海面粉工业牛耳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相竞争，觊觎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头衔。为此，他挖走了荣氏企业的干将王禹卿；不惜重金聘用了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笼络了面粉行业中与荣家兄弟时有矛盾的商人。经过几番明争暗斗，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职衔终于为杜月笙所得。

杜月笙在插手面粉业的同时，还伸手于航运、纺织等行业。他利用张謇去世后，大达轮船公司的不景气，以低价买进了大达轮船公司的大量股票，控制了大达轮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又通过种种手段制服了曾经赢利大大高于大达的大通轮船公司。这样，杜月笙在航运界的地位也大大加强，并取得了上海船联会理事长之衔。接着，在纱布交易上，杜月笙又利用自己的势力，取得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至此，杜月笙逐渐改变了他的“外貌形象”，在上海实业界的地位开始令人刮目相看。

有了政治、经济地位，杜月笙又开始着手组织、控制各类社团、协会。

“上海市地方协会”是他较早控制的一个社会团体。“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与当时任《申报》高级顾问的黄炎培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其主要任务是对前线作战将士供应粮食；安顿后方民众经济生活；负责救护前线伤病员与救济因战火而四处逃难的同胞。“维持会”对当时的抗战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因此，它的威信很高。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杜月笙看准时机，便四处活动，通过种种手段，终于取得了觊觎已久的维持会会长职务，并将其改名为“地方协会”，转而为国民党政府效劳。由于“上海市地方协会”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杜月笙控制了协会后，俨然也就成了“地方领袖”。

在杜月笙组织的各类社团中，“恒社”是最重要的一个。“恒社”英文名为“Constant Club”，意为永久俱乐部，于1933年2月正式成立。其宗旨虽然标榜为“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并设有经济、交际、教育、法律、卫生、出版等18个组，但其大部分的活动则是大小赌局、舞会、聚餐，俨然一个地下黑组织。按其社规最高权力机关为理事会，但事实上，社内各重大问题都由杜月笙及其亲信议决。杜月笙还规定，入社必须具备：或文职科级以上，或武职少校以上，或工商界主任职以上，而且还必须有社员两人以上作介绍，年满30岁，方可入社。“恒社”的组织，使杜月笙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杜月笙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出面组织了以他为首，另有王晓籁、黄炎培、张寿镛等人共同领导的“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同时，也秉承国民党方面的意旨，排斥了理应包括在会内的大部分左派进步人士。“抗敌后援会”成立后，在上海人民捐献大批物资的基础上，也确实为前线抗战作出了一些贡献。如杜月笙曾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召集后援会议决将一千具荷兰进口防毒面具捐赠八路军晋北前线。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军统局戴笠来找杜月笙，要他协助建立一支武装：苏浙别动队。戴笠的目的是想通过别动队的建立，扩大军统控制的武装力量。杜月笙则认为这也是一个扩大自己势力的时机。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别动队”很快便建立起来，分五个支队、有数万之众，其中不少是杜月笙的“学生”或“兄弟”，这支别动队在抗战中也曾起过一些作用。

日军占领上海之初，为贯彻“以华制华”方针，曾将杜月笙列入重要拉拢对象，对他进行了软硬兼施的拉拢工作，杜月笙从多方面考虑，决计出走香港。在香港，杜月笙为日后继续他在上海的霸业，也为贯彻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时刻关注着上海的一切变化。他在香港与上海间设立了专用的电台联系；派专人联系港沪之间的重要事务；并成立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用以与汪伪争夺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巨头。同时，杜月笙还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敦促、协助在上海已成为汪伪集团要人的高宗武、陶希圣反正，重新回到蒋介石集团。

在香港，杜月笙还遥控着上海暗杀汉奸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砍杀汉奸市长傅筱庵、枪击汉奸张啸林。

傅筱庵是汪伪集团重要成员，担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由于他原是政、商两界活跃分子，在上海金融工商界很有些影响，因此，有不少人被他拉拢而去。傅筱庵担任伪市长后，死心塌地向日寇与汪伪政府效忠，实属罪大恶极的汉奸。确定除傅方针后，杜月笙利用他在上海的种种关系，指使其亲信万墨林与军统特务联合行动。他们买通了傅筱庵的老佣人朱升源，利用朱乱刀砍杀了汉奸傅筱庵，为民除了一害。

张啸林原与杜月笙、黄金荣同为三大亨之一，投降日伪后，公开组织由日本人操纵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资，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属罪不可赦。杜月笙暗中协助军统特务买通了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由林设法用枪将张啸林击毙。以上种种活动，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抗战的。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杜月笙只得避难重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杜月笙急忙于1945年9月3日，带领随行人员，取道杭州返回上海。正当杜月笙兴冲冲地回沪之时，上海北火车站附近却贴出许多反杜月笙的大幅标语和匿名传单，策划这场闹剧的正是杜月笙昔日的“学生”吴绍澍。吴当时身兼六职，除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外，还有市党部主任委员、市军事特派员、市政治特派员及市社会局长等头衔。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以打击流氓势力为号召，企图阻止杜月笙再霸上海。但吴绍澍怎能敌得过在上海根基深厚的杜月笙？他很快就遭到了反击。杜利用失业工人要求工作与在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给吴绍澍制造麻烦、施加压力；同时，挑唆上海工商金融界的许多老板，要他们不与吴绍澍合作；杜月笙还利用与戴笠的密切关系，由“军统”出面查处吴绍澍的“劫收”贪污问题。最后，吴绍澍不仅职衔几乎丢尽，而且命也差点送掉。经过这场角逐，杜月笙为再霸上海扫清了道路。以后杜月笙又经过整顿与扩展“恒社”、组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使他的声名益加显赫，权势又见增长，随之而来的职衔也越来越多了。到1947年，杜月笙所担任的职务连同挂名的正、副职衔，已多达70余个。

这些职衔广泛涉足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杜月笙的权势已达到了罕见的顶峰。

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5月1日，在上海即将解放之时，杜月笙带着全家老小，包括尚未正式成婚的名演员、第七房姨太太孟小冬逃离上海，再居香港，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两年零三个月。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去世。遗嘱希望有朝一日尸骨能落葬于上海浦东高桥。1952年11月，杜月笙灵柩被安葬于台北县汐止镇。

（季永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