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前后，人才济济的上海文化教育界，有一颗耀眼的明星始终放射着独特的光芒。这就是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夏丐尊。夏丐尊毕生奋力于教育、文化、出版事业，为我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著译的《文心》、《平屋杂文》、《爱的教育》等，至今读来仍令人倍感亲切，回味无穷。
夏丐尊原名铸，字勉旃，浙江上虞县松厦镇人，1886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个秀才。夏丐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他聪明好学，在10岁以前，就读过《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许多经书，会写漂亮的八股文，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稍长，又翻阅了父亲读过的各种书籍，扩大了知识面，16岁就中了秀才。以后他在家自修，读《史记》、《汉书》、《唐诗三百首》、《红楼梦》等。
为了接受新知识，夏丐尊在1902年来到了上海，在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开始接受新文化教育。一学期后，因家中经济贫困，辍学回家。夏丐尊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学习，而是利用《华英字典》、《代数备旨》等工具书进行自修，碰到难题，就到处问人。就这样，他掌握了不少新的知识。还从友人处借了《新民丛报》等传播民主思潮的新杂志，如饥似渴地读着，当时他对法国的卢梭和意大利的马志尼等非常敬佩。
1903年，18岁的夏丐尊进了绍兴府学堂学习，一年后回家教授私馆。在教学中，他仍坚持自学，孜孜不倦。1905年，勤奋好学的夏丐尊又向亲友贷款，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先后进入东京宏文学院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后来因为申请不到官费，无法继续，1907年乃由日本回到祖国。他的学生时代从此结束，当时他才21岁，正如夏丐尊自己所写的那样：“我的学生时代，是经过许多周折，东补西凑，断续不成片断……”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材之路。他以后也没再进过大学，从此开始了教育和文学创做事业。
夏丐尊回国后，先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和春晖中学执教，对推进新文化，发扬新思潮作出了贡献。在那里，他极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并与同事李叔同等参加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人发起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以文学为武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五四”运动前后，夏丐尊和刘大白、陈望道等努力发扬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在浙江造成很大影响，为此受到浙江守旧派的攻击。而进步学者却称夏丐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为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夏丐尊在执教期间，用新的教育方法，引导学生，培养了许多人才。
1925年，夏丐尊离开执教近两年的春晖中学，来到了上海立达学园，从事进步的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他在立达学园负责教国文兼文艺思想，和朱自清、朱光潜、刘大白等人发起组织“立达学会”，学会设立在江湾。当时的社会处在一个大动荡的时期，腐朽没落的黑暗势力笼罩着大地，许多青年饱受了精神上的痛苦，感到苦闷，有的甚至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夏丐尊要青年追寻使人苦闷的原因，鼓励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去铲除那些造成社会黑暗的原因，积极引导学生走革命的路。
“立达学会”还创编发行《立达季刊》和《一般》杂志。《立达季刊》只发行了一期，但《一般》杂志一直办到1929年。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等人都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这个刊物在当时影响很大。
在立达学园的教学工作中，夏丐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尽心尽力，把教育搞好。他开导同学耐心而亲切，诚恳又率直，如同对待自己亲生的子女。谁喝醉了、吵架了、生病了、失业了、甚至跌跤了，他都关怀备至，学生们都很敬爱他，称他的教育是“妈妈的教育”。
壮年时期的夏丐尊，立志要做一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师。为了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他专心致志地研读中外教育论著，把书本知识同教育实践相结合，努力做到为学生而想，为教育出力。《爱的教育》就是夏丐尊奉献给中学生最好的一部课外翻译读物，这本书当时在上海《东方杂志》连载，后由开明书店出单行本，曾风行20余年，再版30多次，以其丰富的人情味，深深地吸引着青少年读者。(www.xing528.com)
1927年，夏丐尊同叶圣陶等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他担任书店的编辑所长，同时创办《中学生》杂志。在书店和编辑所，他花大力气写文章，写书籍广告、约稿，没有一刻闲暇，真正做到了对作者、对读者负责。不到一年，《中学生》杂志就销到九万份。从此以后，中学生有了自己的读物。学生们最喜爱看夏丐尊为每期杂志写的“卷头言”，它可以使学生知道如何读书，怎样做学问，使同学们得益非浅，从而使夏丐尊又成了一位校外的好老师。
夏丐尊除了主持开明书店的书籍出版，编写文章外，还兼任了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在这期间，夏丐尊与叶圣陶合著了语文专著《文心》，以故事的体裁写了语文的知识，简单明瞭，通俗易懂。《文心》出版以后，曾风行一时，很受读者欢迎。
夏丐尊在家乡执教时，反对旧军阀；在上海当编辑时，反抗新军阀。1935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侵略中国，夏丐尊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痛斥日本侵略者，坚决主张抗日救亡。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之时，上海市民纷纷搬家避难，夏丐尊仍然坚持工作，并写了《整理好了的箱子》一文，叙述当时的心情，愤怒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件爆发时，他又发表了《闻警》一文，告诉人们牢记这一天。接着发表的《钢铁假山》一文，写的是他所收藏日军在“一二八”战役所投炸弹碎片的故事。夏丐尊力图通过这些作品，呼吁人们记住血债要用血来还。
“八一三”战争爆发，开明书店毁于炮火中。书店同人陆续前往内地，转入后方工作。然而夏丐尊却坚持不走，他要求留在上海，坚持孤岛的文化工作。他参加了“抗日后援会”，与友人发起组织了“中国语文教育学会”，为抗日救亡呼号奔走，并继续编辑字典，同时在私立南屏女中教国文，编辑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书。
由于夏丐尊坚持爱国抗日立场，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仇视。1943年12月他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侵略者要他放弃抗日立场，转而为他们服务。这个要求遭到夏丐尊的严词拒绝，显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高洁品质。结果他被日本宪兵队以“思想不纯”为由关押10天。夏丐尊在狱中受到极大的折磨，体质更加虚弱了。获释后，他一直蛰居在上海，生活清苦。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夏丐尊兴奋不已，又废寝忘食地投入了工作。但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深深刺激了他。目睹当时黑暗的现状，夏丐尊在《大晚报》上写了《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讽刺和揭露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丑态，表示了一个爱国者的鲜明爱憎。他悲愤地发出：“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的呼声，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忧虑。
1945年春，夏丐尊不幸患肋膜炎和肺结核，身体日益虚弱，但他仍满腔热情地把晚年的精力投身于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他在《寄意》一文中说：“如果健康允许的话，一定要多写些值得给读者看的东西。”在临终之前，他还写了《双声词语的构成方法》来教导学生，可惜这时他已重病缠身。1946年4月23日，夏丐尊终以肺结核病逝世，享年61岁。
（魏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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