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4日，坐落在上海南郊龙华的原护军使署修葺一新，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身着大礼服，率一班文武大员步入衙署大厅，宣布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成立，自兼督办一职，并特聘“富有学术经验之丁文江君充任总办，襄助办理”。这时台下人注意到在孙传芳身旁站着一位面目清癯，戴深度近视镜，蓄德皇威廉式小胡子的中年人，正向他们颔首致意，他，就是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丁文江。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乡绅家庭。自幼受益于母亲单夫人的启蒙教育，聪颖过人，5岁入学蒙馆已能过目成诵，八九岁时念完了四书五经。时任泰兴县令的龙研山是个提倡西学的开通人物，很赏识丁文江的才华，力劝他出洋留学，以成其志。1902年，16岁的丁文江第一次离开故乡，东渡日本，开始了其漫长的留学生涯。
在日本的一年半中，丁文江并没有进什么正规学校。1904年初夏丁文江登上了去欧洲的邮轮，在上海换船时他身边只剩下十几个金镑了。经过一番挫折，终于考入了葛拉斯哥大学，专攻动物学，后又改地质学为主科，1911年4月，他获得地质学、动物学双学位毕业证书后便立即启程回国，开始了在国内的第一次旅行，涉足云、贵、湘、鄂等省份，到7月底才回到他在上海的家。
适值辛亥革命爆发，沪上宵小之徒乘机煽乱，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刚学成归来的丁文江倡编地方保卫团，并变卖家产以充经费，订立条例，夙夜躬亲训练，以备不虞，显露了他从事组织工作的能力。
以后他又来到了北京，先后出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地质调查所所长等职，主张地质学研究应注重实地考察，并多次赴全国各地进行野外考察，太行山脉、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到处都留下了他艰辛跋涉的足迹，填补着前人在这一学科上的空白。这些惊险动人的经历以后都收入了他所撰述的《漫游散记》一书中。人们称他是“当代的徐霞客”。
对科学的炙灼追求并没有降低丁文江对政治的热情。在他任职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期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政治性刊物——《努力周报》，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他在《少数人的责任》这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政客官僚腐败和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并宣称，只要少数人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这里的少数人指的就是像丁文江那样从英美回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企望以西方学来的先进东西改造中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奉系军阀势力伸张到苏、皖、上海一带，引起了江苏大资产阶级的反感，丁文江参与了他们的“驱奉救苏”的秘密运动。1925年7月，他到上海与刘厚生等细谈奉军入苏后的情形，并在杭州见到了孙传芳，共商驱奉大事。10月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起兵杭州，在一个月内便把奉军赶出了江浙一带，从而据有了东南五省的地盘。而上海自辛亥光复以来，军阀混战不断，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市政机关来管理地方政务，为笼络江浙财团，孙传芳决定设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自任督办。杭州的一面之交，使孙传芳觉得博学多才的丁文江是总办一职的最合适人选。这时丁文江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委员之一，与胡适一起陪同来华的英国委员卫灵顿等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调查。他觉得孙传芳的军事实力可作为自己施展政治抱负的凭借。于是当孙邀请丁出任沪埠总办一职时，丁文江放弃了赴英参加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机会，慨然应允，走马上任了。
丁文江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与驻沪外国领事团关于收回会审公廨的谈判。
这个会审公廨是依据1869年上海道台与领事团签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规定设立的司法机构，在那里由外国领事馆会同中国谳员共同审理以享有领事裁判权国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的案件。这本来就是个由列强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而造就的畸形产物，但外国领事和租界当局并不满足于既得权益，不断地违章扩权。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领事团更是趁新军政府妥协逡巡之际，完全霸占了公廨。他们自行委任谳员、检察员、法警，接管犯人拘押所，取消上诉机构，将领事观审权扩展到租界内的纯粹华人案件。上海人民对这一强盗行径迭次提出强烈抗议，并敦促民国政府与外交使团交涉，而领事团则制造种种借口，迟迟不肯交还。直至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解决“五卅”案条件中明确提出了收回会审公廨的要求，反帝浪潮在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里汹涌起来。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孙传芳对其属地上海不能不有所表示。1926年5月他和江苏省长陈陶遗接受上海民间团体的建议，将收回公廨作为地方性的外交事件解决，于是就委派丁文江会同外交部驻沪交涉员许沅与领事团进行谈判。(www.xing528.com)
丁文江在法律专家陈霆锐、谢永森等人帮助下，与各国代表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磋商、较量，终于在8月31日签订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章程规定，江苏省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改设临时法院并指派院长和推事；领事团方面只能观审与租界治安直接有关的案件；在新法院内设上诉院，终审权在交涉员及有关方面；但法院书记官长、法警、部分监狱的管辖权仍被外人把持着。章程只是部分地收回了公廨的主权，但在当时军阀割据武人称雄的年代，能迈出这一步也是难能可贵的。丁文江在给会计师公会的复函中说：“鄙人承联帅（指孙传芳）命，会同办理此案，自当据理力争，决不因少数外籍律师之私见而稍为退让也”。傅斯年对他的评价是“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使“交出这些权力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地佩服他”。公廨案的解决，使丁文江在世人眼里成了孙传芳的“外交部长”。
那时的上海政出多头，四分五裂，南市归江苏省政府管辖，闸北则归上海道尹统领。丁文江为此拟定了一个“大上海”计划，那就是要把各自为政的市政机关置于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麾下，以集中力量改良落后的市政，筹备未开的商埠，解决外交上的悬案，渐渐地使华界成为一个模范市，最后以模范市的成绩作为要求收回租界的根据。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步骤，他也办了几件实事：首先是接管并裁撤了闸北工巡捐局，以此削弱上海道尹的权力。接着在公署保安处卫生科的基础上合并、扩充其他有关部门组建了淞沪卫生局，专司防疫、屠宰卫生监督、公共卫生宣传之职，这是在华界设立的第一个专职的卫生管理机构。而丁文江对上海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是制定了上海全埠的市政规划。在他主持并悉心指导下，工务处绘制了淞沪全埠地图，他在图上将华界划分为南市、闸北、引翔乡、江湾、浦东五大区，并认为欲建设开发这些地区，必先修筑道路，交通即便，运输自易迅捷，商业自会发达。这些设想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国民党执政时期成为“大上海”建设计划的具体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无可取之处。
丁文江能在上海有所作为，与孙传芳委以实权是分不开的。在任职总办的8个月间，孙从未干预过他的用人、行政，而丁文江则坐着特快专列频繁往来于沪宁线上，为驻屯南京的孙传芳出谋划策，俨然又成了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政治顾问”。但是这种貌似融洽的关系并未持续很久，裂缝最后还是出现了。
就在丁文江任职沪上一个月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开始了。北伐军英勇善战，势如破竹，腐败的军阀武装遇之如摧枯拉朽。同年11月北伐军与孙传芳主力在江西交战，由于陈调元部阵前倒戈，孙传芳一败涂地，于是秘密跑到天津去见张作霖，谢罪求救。而身为苏省籍人又与江浙财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丁文江，当然不希望张作霖出兵江浙，骚扰桑梓；再者北伐军营中蒋介石势力的膨胀，也使他萌生了易帜投靠的念头。汀泗桥一战，蒋介石要蒋百里通过他与丁文江的私谊，劝孙传芳按兵不动，结果吴佩孚大败，这无疑给丁文江日后投奔老蒋备下了一份见面礼。得知孙传芳联张抗蒋的打算后，丁文江便会同江苏的工商巨头刘厚生一同去南京苦谏孙传芳归顺北伐军，但因孙传芳已抱定了宁亡“二张”，不降“赤党”的决心，于是只得怏怏出来，原车返回。
在送刘厚生回法租界葆仁里的寓所途中，驾车司机睡眼矇胧，竟将卧车一头撞在马路中间的一根水泥柱上，丁文江当场口鼻流血不止，只得住院接受手术治疗。祸兮福所倚！这一撞倒撞出了丁文江告退的借口了：于是他一方面电告南京说明伤情，请准辞职；一方面又手谕衙署，所有人员一概照常办公，整理档案，准备移交。孙传芳闻讯后派人来沪挽留再三，但当他得知丁文江伤势较重，确实不能视事时，便令上海交涉使许沅代理总办一职。丁文江不久便离开了上海，那已是1926年的孟冬了。
辞职后的丁文江远走关东，蛰居大连达二年之久。在清贫中完成了《徐霞客年谱》、《徐霞客游记》的编撰、整理工作。以后也曾去南方考察地质，去美、苏作学术访问，并一度担任北大地质系研究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与胡适在北平同办《独立评论》杂志。
1935年12月初，丁文江受南京政府委托，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身份，前往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为准备内迁的学校寻觅校址。正当南京方面酝酿请他出任铁道部长时，丁文江因游览衡山不慎患了感冒。12月9日晚上，他在下榻的衡阳株韶段铁路局宾馆里生着火炉，关着窗户睡觉，第二天人们便发现他昏迷不醒——煤气中毒了。急唤路局医生抢救，继转衡阳仁济医院，再转长沙湘雅医院。衡阳路局医生缺乏治疗煤气中毒的经验，像对溺水者那样地对他做了6小时的人工呼吸，以致弄巧成拙，使病人左胸第五根肋骨折断，胸部受伤，两星期后当湘雅医院外科医生发现这一症状时，胸腔已积满浓液了。1936年1月5日17时45分，丁文江终因脑溢血在长沙去世，终年49岁。
（吴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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