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籁：闻人出任上海总商会领导

说起王晓籁，老上海都熟悉。在30年代前后，他声名赫赫于上海滩。王晓籁之所以成为海上闻人，是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成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王晓籁的故乡是浙江嵊县普义乡，是著名的蚕桑之乡。

他的父亲王芷湘，有一县首富之称，官运却不通，孜孜攻求而屡试不中，心灰意懒，居家研习医道度日。1886年1月28日，王晓籁诞生。恰值久雨初晴，或许出于庆幸天气转好之心，或许出于恭维富绅之意，前来道贺的亲朋邻里都称道这个娃娃生有异相，这就重新燃起了王芷湘图举光耀门庭的热望，焚香祝祷之余，为之取名孝赍，添号得天，后又名晓籁。王晓籁在五岁时便被送进了普义乡白泥墩小书房，在塾师督责下苦读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章。可是，王晓籁生来壮实好动，幼时喜欢抓虫、打鸟，稍长即好“习骑兼习拳”。

以蚕桑之乡闻名的嵊县，离绍兴、杭州不远。西学的潮流早已沿着蚕茧之路，向这古老县城袭来。《申报》、《中外日报》等等新潮读物，带着清新气息，冲击着白泥墩小书房。王晓籁与一班充满朝气的青年，对于时代潮流的兴趣远胜于经史子集。他们常聚会于清隐寺后，如饥似渴地传阅着这些报刊、读物，兴奋、激动地议论着西学、时事。不久，他们便结识了王金发，经常听他鼓吹驱除鞑虏的宏论，渐渐地相信“要救中国非武不克”。于是干脆撇下子曰、诗云，天天以拳棒为课，夜夜以聚议时事为快。

王晓籁的变化使他父亲忧急如焚，但是，说教无效，约束乏力，王芷湘终于选择了传统故伎——让儿子早日成婚，寄希望于媳妇的羁縻。1903年春，王晓籁与浙江著名近代企业家楼映斋的女儿楼宝月结了婚。然而，事情并不如王芷湘之意，楼宝月温存贤明，非但未对王晓籁加以“管束”，反而同情支持他外出活动。恰于此时，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徐锡麟多次到嵊县与王金发联络，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发展光复会，同时，秋瑾女士也频频到嵊县讲学，筹划反清起义。王晓籁在密友周亚卫介绍之下，参加了光复会。1907年7月14日，他得悉徐锡麟壮烈牺牲，当晚便随同周亚卫等十几个青年，赶奔绍兴参加秋瑾领导的起义。岂知行至半途便传来消息，绍兴起义惨遭镇压，秋女士不幸入狱，清兵正扑向嵊县大索党人，悬赏通缉的有王金发、竺绍康、张伯岐等几十人。于是，王晓籁便匆匆忙忙逃到上海，投奔岳父以求避难。

1907年的上海，早已是街市畅达、洋楼宏伟、店铺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楼映斋在浙江所办合义和丝厂、通惠公纱厂在上海设有办事账房。楼映斋对王晓籁十分赏识，早已希望他在经营上成为得力臂膀，只是碍于亲家奢望举业，未便开口。所以王晓籁一到上海，楼映斋便全力提携，让他当了两厂驻沪经理，并把女儿也接到上海，让他们暂住北京路庆顺里50号驻沪账房楼上，白天陪着他们四处观光，夜晚又带着他们赴宴拜客。不多日，这位姑爷经理便结识了上海滩工商界许多闻人大老。在岳父指点下，王晓籁渐渐明白了生意场上竞争之手腕门道，他走马上任后谨慎果断，不到半载就为两厂争得不少款项，办就几起买卖，同时，还自主经营茶、茧、丝、纱等业，不多时便实现了“三十岁以前做其富”的宏愿，在闸北华商中“声誉日起”，被沈联芳、钱允利等头面人物“叹为杰出之人才”。

王晓籁在经商之余，又参加了万国商团中华队，起初劲头十足，每天凌晨从北京路赶奔租界外虹口公园旁边的靶子场上操。但是，中华队正副队长都是洋人，语言阻滞，动辄受训斥，他十分恼火；加以他在闸北声誉日盛，便在闸北商会钱允利等鼓动下，退出万国商团，与尹村夫等人发起组织华人的闸北商团。同时，以旧日参加光复会的关系，受到中部同盟会上层人物陈其美、沈缦云、虞洽卿等人赏识，日渐结纳，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工商界协济会，为策划上海起义而四处秘密筹款。他经常跟着虞洽卿、沈缦云与各界联络谋划起义，还结识了巡警局长穆杼斋，在警官中策反联络。武昌举义，革命迅速漫及上海。11月3日，上海起义，闸北商团受命接管沪宁车站，他“热心极力”参与其间，因而上海光复后，获得了沪军都督府颁发的奖凭。

辛亥革命的胜利刺激、鼓舞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王晓籁又全力以赴经营工商，几年努力，于1919-1922年间，先后在闸北开办了大来、天来、泰来三家缫丝厂，有缫丝车700架，年产机丝千余担。为扩大产销，他自任经理，在宁波路乐安坊开办大来丝茧行，营业兴盛，获利丰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他深受原料、市场“荆棘丛生”之苦，加以军阀混战，苛税重重，他被压得透不过气了，不得不“大事收缩”，以至又一次“放弃商业而致力于商道（政）”。“推翻帝制、打倒贿选以及自治运动、废督裁兵……糜不参与。”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为了取得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电邀上海总商会派代表赴广州参观。时值投靠孙传芳的傅筱庵正与虞洽卿、陈光甫等争夺上海总商会领导权在不可开交之际，于是，赴广州代表重任便落到了王晓籁的肩上。7月16日，他登上“麦迪逊总统号”起程南行，25日抵达广州，受到各界热诚欢迎，住进了豪华的亚洲旅馆。尽管广州连日暴雨，却未减他四出参观之兴。不几天便跑遍了广州著名的工厂、学校，参观了声誉卓著的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军部队出发仪式；蒋介石接见了他，请他向沪上工商界转达要求经济支持之意。另外，他还奔走于广州市商会、金融界，为沪穗贸易、金融作了不少疏通工作。8月初，偕邵力子、张群乘“苏州号”轮返沪。(www.xing528.com)

王晓籁返沪，受到各界热烈欢迎。以中小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的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率先于9月8日假座四马路倚虹楼公宴，以后，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纷纷请他发表演说。在演讲中，他盛赞广州革命政府廉洁奉公、北伐军纪律严明、广州市政之先进，他说：“总之，广州一切设施为有主义而有精神者。”他的这番话受到了急切盼望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各界人民欢迎，王晓籁的声名一下子越出了闸北，越出了商界，在上海人民心目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但是，他的这番话也激怒了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他拿起“赤化”、“共产”的帽子向王晓籁头上套去，并下令通缉严办。王晓籁急急忙忙地躲进了法租界，通缉令无奈于他，而孙传芳赐给他的“红帽子”却在大革命风暴中发生了奇妙的作用。

1927年3月，上海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孙传芳的通缉令恰如黄浦怒涛中的“浮筒”，系着他升腾，把他带到了万顷巨浪之峰巅。3月12日200多个民众团体召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组织市民代表会议，准备“接收上海政权，建设民选市政府”，王晓籁被选举为执行委员；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他被选为市政府委员，工人领袖汪寿华、顾顺章也同时当选。4月2日，王晓籁在就任闸北商会会长时提出：“非商莫由兴工，非工莫由行商，势非劳资合作不能臻国家于富强。”当天下午，上海商业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以风闻工人行将暴动，商讨对付职工会办法，有人提议请白崇禧军长帮忙，也有人主张电告蒋介石请示办法，王晓籁当即反对，并提出“此事只能与工会磋商”，“改日请工会领袖来会谈……以解纠纷于万一”，他的意见得到多数支持，并决定由他与工会联络。会后，他立即赶到工会，拜访汪寿华，恳请汪寿华代表工人到商会会谈。3日汪寿华应约到商业联合会会谈，会上王晓籁再次呼吁各行业自行调剂劳资之间争执。4月10日，显然他已预感流血冲突之行将发生，在上海建设讨论会上大声疾呼：“农工商学军警政各界，无分轩轾一致联合”，并且对准备武力镇压工人的活动提出警告：“现在民气之盛远非昔日，恐压力愈重，反抗力愈大”；当时，与他同时当选上海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的白崇禧、钮永建等早已辞职，并由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政治委员；虞洽卿、陈光甫、杨杏佛等人也先后辞职，而王晓籁则进一步被推举为临时市政府主席，一直坚持到临时市政府被封闭之日。总之，王晓籁在“四一二”前后，主张劳资合作，力求建设民主政权，固然属于空想，但是，他反对以武力镇压工人，这一点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四一二”政变以后，无产阶级遭到残酷镇压，外国军舰依然游弋黄浦江上，封建军阀依然猖獗，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需要有个依托，以求生存，这就决定了它暂时地走上了与蒋介石政权合作的道路。王晓籁于4月22日被任命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自此，他自号“百不”，取“百折不回”，“努力于国计民生事业”之义，然而，实际上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南京政府的税吏，从而步入了一生中最暗淡的年华。

正当此时，日本侵略军的炮声隆隆，激发了他的良知，重重国难唤起了他爱国主义精神。“九一八”东北的炮火，伴随着夏末余炎，激起上海人民心头怒火。9月22日，在天后宫市商会大厅，5000余名市民集会，发起抗日救国会，王晓籁不顾上海军政当局取缔“越轨行动”的威胁，参加了大会，被选举为救国会常务委员，会后又和集会群众一起上街示威游行。接着，他又置蒋介石禁止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的命令于不顾，参加发起上海抗日义勇军，并于11月1日到公共体育场参加义勇军大检阅。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时，王晓籁已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29日凌晨，他便以个人担保付款，调集十辆卡车，采购了大量食品，请穆藕初等人代表上海商民送到十九路军军部，慰劳抗日将士。31日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即上海地方协会前身）副会长兼粮食委员会主席等职。以后的半年多岁月中，他奔波于南翔、吴淞、宝山、嘉定等地慰劳前线将士，多次起草文电，敦促蒋介石抗战，他说：当时“祇知有国而已，生死置之度外”，不多时便“落得顶秃、鬓斑、眼花、身病，却尚能志坚胆雄，心直气壮”，上海沦陷之后，日本占领军及汉奸傅筱庵要找他，“明枪暗杀，险难言状”，他不得不化名黎柳堂，抱病乘上法国军舰，星夜逃到香港。他在香港、重庆等地辗转活动，参加红十字会工作及为国货转销，发展后方工业，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胜利，鞭炮四起，王晓籁兴高采烈地结束了“东西南北到处为家”的漂泊生涯。9月8日，他乘机回沪，俯视之下但“见沪西红瓦房屋，要增加十分之四，南市闸北，黯无生气，前之十里洋场则依然故我……”他深为感叹：“上海人之福气毕竟不浅，与内地相较，真有天堂地狱之别。”可是，当他踏进这“天堂”后，弥漫于空间的苦涩、辛酸，不禁油然而生：闸北老宅、嵊县老家均被夷为平地，家人四散，寄篱亲友，虽说物亡人在，却又团聚无时；“萧厂变为瓦砾”，沪上诸业“创巨不能修建”，虽有参政员虚名，实已成空心大佬。他想恢复商会，整理各业，但是，党国要员，接收新贵却大肆“劫收”，一时之间“市上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他不愿相信，却又不能不承认“天虽亮，而云雾未开”，面对昏乱时局，他时加指斥，却被嗤之为“不合时宜”，撇在一边，只得自叹“见人不会说鬼话，见鬼只能说人话”，“在这鬼蜮之中而求做人之道，岂不悖哉！”于是，他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交往日密，渐渐地理解了共产党。然而，年已古稀，在急风暴雨之中，惟求安宁而已，愤愤然去了香港。

1950年春，王晓籁捧读宋庆龄手书，不禁老泪涟涟，庆幸祖国的新生，感激母亲的召唤，立即飞返上海。才与家人相聚，北京银鹰又带着党中央的关怀把他接到了首都，受到周总理接见。以后的十多年间，70有余的王晓籁以中国人民银行代表身份，列席各部会议，为经济建设出谋，尤其在交通运输、茶叶生产与贸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努力受到人民的尊重，1954年以后先后被推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欢愉的工作与生活中度过金色的黄昏。

1967年，王晓籁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受到冲击，怀着迷茫之感离开了人世。1979年，在祖国大地重放春光之际，王晓籁得到了昭雪，安详地在革命公墓与无数革命先辈聚首，不时地谛听着春风夏雨把神州的喜讯传报。

（陈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