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中国音乐宗师和教育家

被誉为一代音乐宗师，中国新音乐教育之父的萧友梅先生，一生中曾经度过了长达20年的艰苦求学生涯和开拓创业的20个年头。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萧友梅字雪朋，号思鹤，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84年1月7日出生于澳门，童年时代发蒙于私塾，习旧学。因在日常生活中，深受邻居——一位葡萄牙牧师经常弹奏风琴的影响，对西洋音乐有了一定的好感，并有了日后从事音乐的向往。在维新变法运动的热潮中，他进入时敏学堂。这是广州第一所“洋学堂”，学的是国文、算学、格致和歌唱等当时所谓的“新学”。1901年，萧友梅作为这所学堂的首届毕业生，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的苦读生涯。

萧友梅抵达日本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附中，由于他选择了音乐作为学业的奋斗目标，故而同时又进入东京音乐学校选修唱歌和钢琴。1906年，他在高等师范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同时仍在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钢琴。他是近代中国在外国学习西洋音乐的第一个学生。

萧友梅在日本求学的11个年头中，深受在日本从事国民革命活动的同乡孙中山的影响，1906年，就在孙中山的引导下加入了“同盟会”。他积极投入国民革命，并以自己的住所提供给孙中山同廖仲恺、胡汉民等作为活动和集会的场所，并掩护他们躲避日本宪警的追捕。由于他在日本和革命志士有过共同奋斗的经历，因此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亲自遴选萧友梅为南京总统府的秘书，将他从日本召回中国。但事隔不久，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成果，萧友梅只得回粤在省教育司任职。由于得到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他以官费去德国留学，再次踏上去国外深造的旅途。

1912年10月，因他立志以音乐作为攻读的主要目标，就选择了莱比锡国立音乐院专修音乐理论和作曲。这是一所在欧洲享有很高声望的音乐学院，由孟德尔逊创办，聘有德国著名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舒曼夫妇任教。在这里，萧友梅在音乐理论和作曲方面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与此同时，萧友梅又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在提交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乐器考》以后，同年7月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正当萧友梅学业成就，准备回国报效祖国之际，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主战场在欧洲，炮火连天，海陆交通受阻，故未能成行。勤奋好学的萧友梅，趁滞留欧洲之际，又进入柏林大学选修教育、伦理、音乐、美学及心理等学科，同时还在柏林斯特思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指挥及配器等，历时又4年，直到1920年3月，他36岁时，才踏上了归国的航程。在漫长的国外求学的20个年头里，他对近代西洋音乐有了相当的造诣，掌握了专业知识，为发展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树立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1920年9月，萧友梅回国后，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担任了“北大音研会”的导师。这个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成立的新型音乐社团，当时已拥有200多个会员，开始时仅为娱乐性质，自从萧友梅接任后，就以此为基地，初试抱负，推行新音乐教育，同刘天华、杨仲子等导师一起，经过2年多的讲授活动，将原来娱乐性的社团，引导到真正“音研会”的性质。遂成立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并主持校务。与此同时，萧友梅还主持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音乐系等。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的系科。因此，萧友梅被称为开拓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

然而创业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萧友梅认为这些学科的建立，还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音乐教育机构。所以继续积极奔走，多次向有关当局递呈建立专门学校的计划，无奈当局根本不感兴趣，到处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但萧友梅不畏艰难，继续多方奔波呼吁，最后终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于1927年11月27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院——“国立音乐院”。它就是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尽管其规模极小，但毕竟实现了萧友梅梦寐以求建立独立音乐教育机构的理想。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不屈不挠地奋斗。从担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到校长，终于把学校越办越好。短短几年中，学校很快走上正规，成为我国主要的一座音乐教育基地。(www.xing528.com)

萧友梅在实际教育活动中，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自卑心理，而是根据我国国情，既努力借鉴欧美成功的音乐教育法制和教学内容、教育方式，而又不全部照搬近代西洋音乐的教育模式，认为“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作品的，要用国语来唱本国的歌调，努力具有中国味儿的新歌曲。”在器乐方面，他主张考订旧曲，改良旧乐器，创作有国乐特性的新乐章。为促使新体歌词的创造，以适应时代的潮流。萧友梅与龙榆生等人于1931年，在上海辣斐德路毕勋路（今复兴中路汾阳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内，发起成立“歌社”。意在联合音乐、文学两界，创作歌谱，为音乐界提供新的词、曲。“歌社”虽成立仅一年之久，但每个社员所作的诗歌作品，在当时音专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萧友梅在1923年指挥北大音乐传习所管弦小乐队，演奏的《新霓裳羽衣舞曲》，就是他揣度唐代古曲结构写成的器乐曲，也是我国用自己的管弦乐队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曲。他的音乐专著有《普通乐学》、《和声学》。歌曲有《间》、《国耻歌》等数十首。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被誉为我国开拓新音乐教育第一人。

萧友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自参加同盟会开始，他就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在各历史关头，又处处鲜明地表现了其爱国精神。1924年5月4日，他在当天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五四纪念爱国歌》，唱出了“壮哉五四”的赞歌，并在当天北京国民音乐大会上演唱，这是迄今所见歌颂五四爱国运动最早的一首歌曲。1928年“五卅”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在国立音乐院特刊上发表了《国难歌》、《国民革命歌》和《国耻》等三首爱国歌曲，表达了作者的强烈爱国之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支持音专学生爱国行动，谱写为义勇军作的《从军歌》等抗日歌曲。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萧友梅不畏强暴，拒绝了日本侵华首相近卫文麿之弟、乐队指挥近卫秀麿赠给音专钢琴的所谓“亲善”行为。

1937年8月13日，上海市区遭日机轰炸，国立音专新校舍毁于日军炮火，迫于当时局势，萧友梅积极鼓励和组织音专部分师生离开重围中的上海，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成都。可萧友梅本人却并没有随大队而走，他宁肯忍受贫病交迫痛苦，冒着可能遭受敌伪迫害的危险，极力维护处在困境中的音专。他更不忍音专就此陷入敌伪手里而停办，故毅然与音乐家黄自坚守上海孤岛，使留沪学生能继续在音专受业。

1940年后，他拒绝了汪精卫汉奸政府的勾结拉拢。当时日军及伪政权多次威胁利诱，要他同日本音乐家合办音专，但他始终不屈不移、刚毅不阿，坚持爱国立场，不同日本帝国主义同流合污。这充分体现了萧友梅的爱国节操。

萧友梅一生坎坷，他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献出了整个身心。直到他1940年12月停止呼吸为止，他的心始终记挂着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音乐教育事业，他是我国音乐教育界一位杰出的先行者、开拓者。他所创办的国立音专曾被誉为亚洲最出色的音乐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专业人才。

1984年1月在萧友梅一百周年诞辰之际，上海音乐学院花木葱茏的校院内竖起了一尊萧友梅的塑像，以纪念这位上海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人和我国音乐教育的奠基人。

（萧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