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又名陈辉德，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出生，父亲陈仲衡是个商人。1892年，陈光甫12岁那年，随父亲到汉口祥源报关行当学徒。这是个苦活，“添饭斟茶，早晚卸上排门之役均任之”。他利用工余时间，跟一比利时人学会了英语，这对他往后的活动不无补益。后来，陈光甫为煤栈当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露宿晒台，苟不与厨役联络，常不得饱”。在他当学徒期间，结识了汉口日本正金银行买办景维行，和景的女儿结了婚。1904年，他幸运地得到他岳父的支持，作为湖北省代表团随员赴美国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会后得官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攻读经济。1909年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当年回国，先在南京南洋劝业会任外事科主任。1911年，在他岳父的活动下，出任江苏省银行督察，从此步入金融界。1914年离职，转任中国银行顾问。
1915年，陈光甫在上海宁波路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并自任总经理。上海银行创办之初，并不起眼，也不为同行们所重视，资本名义上是10万元银元，实际上只集资7万元（一说8万元），人员仅7人。
陈光甫规定上海银行的行训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乘机迅速发展。上海银行的这个行训，合乎潮流，适应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受到市民特别是民族工商业家的欢迎。
陈光甫规定上海银行的经营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提出“服务顾客”、“顾客是衣食父母”等口号，提高和改进职员的服务态度。当时，钱庄对小额存款看不上眼，特别对银元存款普遍不给利息。可是在陈光甫看来，银元的使用范围必然要扩大，而小额存款反比大存户稳定。因此，上海银行致力于小额银元储蓄存款的吸收，进行一元即可开户的宣传。以后还开办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储金、养老储蓄、礼券储金等业务。为了提高职员对顾客的服务态度，陈光甫经常为职员上课，灌输勤俭办行，礼貌待客的道理，并实行责任制；他自己也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晚上还亲自为青年职员上课，非常辛苦。
陈光甫坚持“办银行第一在于信用”的经营道德，认为有了信用，则不患没钱赚。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颁布集中现金、钞票停兑的命令。当时，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在停兑前后所收存款约五六百万元。为了争取存户的信任，分行仍按现金支付。这样，上海银行虽然多付200余万元现金，表面上吃了亏，但在实际上却收到了长远的利益，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和信任。后来，汉口分行因此而存款大增，业务大盛。
陈光甫在银行内部挑选一些能干的人员，组成一支相当精干的队伍；向职员们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每月定期约各部门的人员同桌吃饭，吃饭时针对各人的优劣，提出鼓励或警戒；实行年终奖励的办法，除了公开的奖金外，他还亲自找人慰问，付给奖金；对入行工作的亲友，也一视同仁，从头做起，不特殊。所有这些措施，增加了职员们对陈光甫的好感，促进了职员们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由于陈光甫和全体职员的努力，上海银行营业蒸蒸日上，1915年存款总额不过55万元，1921年即增加到1227万元，1931年又增加到10968万元；银行放款1936年高达11000万元。与此同时，上海银行的资本也随之剧增，1916年上升到30万元；1921年增加到100万元，建立分支行处8处；1922年已达250万元。在短短7年时间里，上海银行的资本即增加30余倍。
1923年，上海银行创办旅行部，后扩展为中国旅行社，这是我国自办旅行业之始。
1926年11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后，孙传芳率部反扑。蒋介石需要巨资贿赂孙部将领以瓦解孙部，遂派人秘密赴沪会见南北两地银行的代表人物钱新之和陈光甫，要求经济支持，并告以军事机密。1927年1月25日，蒋介石亲自写信给钱，陈，称赞他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望“贯彻初衷”。2月，钱、陈秘密联合拼凑50万元，以支持蒋介石的活动。这笔款，数额虽然不大，但解决了蒋的急需，所以蒋一直放在心里，表示要酬答钱、陈。
1927年初，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部进抵上海近郊。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当晚，虞洽卿到蒋住地密谈，决定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为蒋筹措反共事变经费。3月31日报上公布经蒋介石委定的委员名单。稍后，陈光甫被委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4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表布告，谓“案照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江苏及上海财政完全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负责。”
3月28日，上海商界代表在得到蒋介石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和反共反苏的保证后，表示愿意“认捐500万元”。4月1日，他们拿出现款300万元，4月25日又拿出300万元支持蒋介石的清党活动。(www.xing528.com)
4月18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需要大量经费。宋子文亲自到上海向各方面接洽筹款办法。4月底，南京政府命令陈光甫为主任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出面发行“江海关二五税库券”3000万元；9月又发行“续发二五税库券”3400万元，1928年1月又加券1600万元，共4000万元；前后共7000万元。这些库券主要由江浙财团认购，而且以“政府急需”为由，先由上海银行、钱庄两公会借垫一部分。发行库券的活动，也是由钱新之、陈光甫建议，蒋介石采纳后采取的行动，陈光甫还联系在南洋华侨中为此开展募捐活动。5月17日，陈光甫在致蒋介石函中称：“关于南洋华侨募捐事，辉特请小吕宋中兴银行薛君敏老担任”，他“对钧座北伐与讨共之勋业极为钦服”。“5月4日在小吕宋发起华侨援助国民政府北伐募捐筹备会，当场由14人认捐4万比梭，约合华币44000元。现正在进行全岛大规模之募捐运动”。陈光甫的卖力程度不同一般金融家。
由于助蒋有功，陈光甫先后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财政部次长（未就）、财政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高等顾问，步入政界。后来，陈光甫多次代表国民政府赴美签订经济协定和借款；抗日时期担任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随着国民政府在全国统治地位的确立，上海金融业也有了发展。但陈光甫预感到民族金融资本的前途埋伏着危机和威胁，这主要来自官僚资本的庞大及其逐渐控制金融业。环境的变化，使陈光甫不得不寻找变通之路。他一方面通过关系，缓和与宋子文的不和，请孔祥熙担任上海银行董事，广交国民党军政要人；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是与蒋介石的后台美国挂上钩，投靠美国，求得美国对他的支持。
1933年6月，陈光甫派人去美国，任务是打通欧美各国银行与上海银行的直接往来。1936年，陈光甫作为国民政府委派的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到美国缔结白银协定。他跑破了鞋底，“看人家不少冷面孔”，但博得了美国财政部的赏识，认为他“听话”和愿意为美国服务。
到1937年，上海银行的资本已达500万元，公积金达900万元，存款总额达18000余万元，分支行处达80处左右，职工人数达2700余人，此时的上海银行已发展成为一家大型的闻名全国的商业银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陈光甫受蒋介石的委派，赴美得到2500万元的“桐油借款”。他为了讨好美国，也是为了上海银行的扩展，代国民政府财政部在美国设立了世界公司，专门办理在美国出售桐油还款事宜；在国内设立复兴公司，专门办理收购运输桐油去美国。由于他很守信用，因此提高了他在美国的信誉。世界公司中国方面的负责人是上海银行的董事；同时，上海银行也在纽约设立通讯处，由世界公司里上海银行的人兼办。这样，陈光甫终于在美国立下了根基。陈光甫在国内的地位也因此而提高了。
1941年，蒋介石因中英平准基金500万英镑消耗殆尽，转而向美国求援。美国先借1亿元成立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并提名由陈光甫出任主任委员。蒋介石当时虽然因美国干涉他的用人权而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不答应。陈光甫在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中的立场，名义上是兼顾中、美、英三国的权益，实际上是偏袒美国，尽力维护在上海的美商利益，因而深得美国的赞赏。这一年，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到重庆会见蒋介石时，即明白提出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希望蒋介石向陈光甫请教。
政治上的得势，并不是陈光甫的目的。陈光甫利用美国对他的支持和他取得的政治地位，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取得了大量外汇。据估计，上海银行到1945年拥有外汇700万美元左右。这时的陈光甫，已放弃了建行初期的“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行训，而改为“促进国际贸易”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光甫制订了上海银行新的经营方针：把资金投放到美国去。上海银行从重庆复员到上海后，陈光甫即把多余的资金兑换成外汇投放到香港，在香港盖仓库、招待所，1948年还亲自去曼谷设分行。1951年，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正式改称上海商业银行。1954年陈光甫去台湾，在台北设立上海银行总管理处。1965年，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正式营业。此时，上海银行已拥有几百万美元的美国股票了。陈光甫在台北定居。1976年7月1日病死。
（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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