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这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一句名言。他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呐喊，为实行抗日救国而呼吁，不惜触犯国民党当局，最终饮弹喋血，以生命维护了人格、报格、国格的尊严。
史量才原名家修，1880年1月2日出生于松江泗泾镇，父亲史春帆是个商人，早年因避兵祸由祖籍江宁迁至泗泾。史量才青少年时期正值清朝末年，他曾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不久便放弃科举之途，于1901年进入浙江杭州蚕学馆学习，攻读日文、理化及其他近代科学知识。毕业后，史量才先投身于教育界，曾在泗泾设立小学，又在上海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校及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在上海创设女子蚕桑学校。1907年，他曾积极参加江浙绅商的收回路权运动。辛亥革命前后，结识了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的协商工作，在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公职。由于史量才目睹革命阵营中各派新旧官僚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很快对政治生涯发生厌倦，从而把主要精力投向新闻事业。
史量才跻身于新闻界，是从1908年担任《时报》主笔开始的。1912年，他与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人合资购进《申报》，从此，他一生的事业和命运，便与《申报》联成了一体。
《申报》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报纸，原系英国人美查在1872年集资创办，美查回国后，席子眉、席子佩兄弟接办该报。由于民国创立后，上海已有五六家大型报纸，《申报》历史虽届40年，但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销量仅有7000多份，席氏遂有转让之意。史量才接办《申报》之后，自任总经理，并于1916年退还张、应、赵三人的股权，《申报》便成为史量才独力经营的企业。
为了改变《申报》历年来惨淡经营的局面，史量才在经济上争取了江浙资产阶级的支持，在人事上起用了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逐渐实现对《申报》进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他十分重视繁荣广告业务，依靠广告增加经济收入；他也非常注意收集经济信息，利用机会购进大批廉价纸张，从而降低报纸的成本。在史量才的苦心经营下，《申报》的业务蒸蒸日上。1931年下半年，《申报》的日销量已从接办时的7000份增加到15万份，与全国最畅销的《新闻报》并驾齐驱，不但不再亏本，而且每年获利达数十万元。《申报》在全国报界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申报》馆址原在山东路、福州路口的三层楼房中，随着业务的扩展，史量才于汉口路、山东路转角处新建了五层楼钢骨水泥新屋作馆址。1927年，史量才买进《时事新报》全部产权；1929年，他又以巨款收买《新闻报》的大部股权，成为上海新闻界领袖和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史量才接办《申报》后，在政治上一向采取谨慎和保守的态度。《申报》虽以“为民喉舌”而标榜，不得不对时政有所评述，间或也对当局进行旁敲侧击的批评；但这种评述和批评并无锋芒，不敢公然开罪统治阶级。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史量才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也是《申报》政治态度的转折点。民族责任感激发了史量才高度的爱国热情，他的政治态度日趋鲜明。《申报》也因此而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显露出可贵的锋芒。
1932年1月，史量才在哈同路（今铜仁路）寓所中组织了“壬申俱乐部”，参加者主要为民族资本家及上层知识分子，经常集会商讨应付日本侵略的对策。“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申报》立即发表由陶行知执笔的时评，盛赞蒋光鼎、蔡廷锴、戴戟率领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壮举，号召军队与国民奋起抗战。史量才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壬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参加者有虞洽卿、王晓籁、黄炎培、徐寄庼、钱新之、杜月笙、穆藕初等金融、实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和社会闻人，史量才被推为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史量才慷慨陈词，怒斥日寇“处心积虑，甘居戎首”，号召民众“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听者无不动容。
地方维持会成立后，史量才便不到《申报》馆办公，每夫下午到维持会工作，晚饭后主持会议，从不缺席。为救治抗日伤员，地方维持会协助宋庆龄和杨杏佛创办国民伤兵医院，并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为安置和救济闸北、虹口地区进入租界的难民，史量才和维持会成员共同捐出巨款，成立收容所，帮助难民解决食宿、医药、教育等困难。为帮助前线奋战的十九路军解决物资和给养，维持会通过《申报》刊出消息，呼吁全市同胞捐助运货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雨衣、药品等，不到半天，全市大小车辆几乎全部输向军中，各种捐献物资堆积如山，充分体现了上海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软弱妥协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5月初，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签订。史量才为此极其愤慨与痛苦，不时在《申报》上流露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5月28日，《申报》发表《追悼沪战殉难将士》的时评，明确表示了抗御外侮、反对内战的主张；不久，又发表陶行知《颠倒的逻辑》一文，公开抨击了“攘外必先安内”、“救国必先救党”的反动逻辑。针对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的事实，《申报》接连发表《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全面揭露了贪官污吏的劣迹、人民生活的苦痛，指出“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沉重地鞭挞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申报》的鲜明政治态度刺痛了反动统治者，上海市党部、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分别致电蒋介石，诬称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一班无聊文人，谣言惑众，反对政府，危害党国，请求加以制裁。蒋介石为此特批“申报禁止邮递”六字。于是，自7月16日起，除上海、南京、杭州外，全国各地所订《申报》全部被扣。史量才对此愤慨万分，他一面指示发行部将报纸化整为零从邮局寄出及作为图书通过铁路、航空运输，一面托人往南京转阛。南京政府提出《申报》时评改变态度、陶行知等离馆、国民党派员指导三项条件。为恢复邮递，史量才作了适当的妥协，但坚决拒绝国民党派员指导，否则宁可停刊。国民党政府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得允许自8月21日起取消《申报》禁运令。这件事使史量才深受教育，从而在政治上更加靠拢民主进步力量。
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等著名的民主主义斗士早有交往，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并肩战斗中，相互之间的友谊不断加深。史量才对宋庆龄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和高洁品格非常钦佩，多次冒着风险支持她的革命活动。1931年12月，宋庆龄为怒斥蒋介石秘密杀害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愤然发表《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重要宣言，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当时，不少报纸慑于反动派的淫威，不敢率先刊载宣言，而史量才却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在《申报》上刊登了宣言全文。于是，许多报纸紧随其后，先后刊登了这篇战斗檄文。(www.xing528.com)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的重要革命团体，国民党反动派视它如眼中之钉，而史量才却始终热烈地同情和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申报》上发表“同盟”的宣言及其与各界来往的函电，如实地报导“同盟”的活动情况。1933年，《申报》接连报道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联合上海记者公会发起抗议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非法枪杀镇江《江声日报》记者刘煜生，以及“同盟”营救在上海租界被捕的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的过程，扩大了“同盟”的政治影响，使他们的活动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史量才还公开宣称《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提出的保卫人权和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反对非法捕人，坚决地表示与“同盟”并肩站在一起的立场。
史量才政治上不断趋向进步，与他周围有一批志趣相近的挚友有密切关系。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影响着史量才，而且对《申报》的改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史量才曾聘陶行知为《申报》总管理处顾问、聘黄炎培、戈公振为《申报》总管理处设计部正、副主任。陶、黄、戈三人与史量才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商讨《申报》的时评和重要文章，研究如何改进《申报》。
在史量才的主持下，《申报》在1932年至1933年间，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如创办以俞颂华为主编的《申报月刊》、以李公朴为馆长的“申报流动图书馆”及李公朴同时主持的“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史量才还组织力量出版了《申报年鉴》、《申报丛书》。这些进步文化事业，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两所补习学校还为抗日救亡工作培育了大批进步青年。
聘请进步作家黎烈文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是史量才改革《申报》的一项有魄力的行动。他赞同陶行知关于副刊《自由谈》不应是酒后茶余的消闲录，而应与新闻、言论相配合的主张，调原主编周瘦鹃改编《春秋》副刊，由黎烈文主编《自由谈》。黎氏上任后，约请许多进步作家写稿，剔除无聊、颓废的文章。鲁迅、沈雁冰等文坛巨匠成了《自由谈》的“台柱”，鲁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为之撰写140余篇杂文，《自由谈》成为30年代上海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为此，史量才遭到了来自反动当局、无聊文人等各方面的压力，但他坚决顶住，毫不畏惧。上海的国民党官员吴醒亚等人曾多次要求撤换黎烈文，史量才竟当面回答：“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面对国民党政府为笼络拉拢而给予的国内会议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荣誉头衔，史量才也不为所动，只是虚与周旋，却决不肯改变《申报》的政治态度，为此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极端的嫉恨。
1934年11月13日下午，宁静的沪杭公路上飞驰着一辆自备保险小汽车，车内坐的就是携眷返沪的史量才。10月间，史量才因胃病复发，前往杭州寓所秋水山庄静养，现偕妻沈秋水、子史咏赓乘车返沪，同车的还有内侄女沈丽娟、史咏赓同学邓祖询及司机黄锦才。这时，坐在车内闭目养神的史量才怎能想到，沪杭路上隐伏着杀机，死神正悄悄地向他逼近。
反动政府对史量才的所作所为已无法容忍，戴笠在这年夏秋之间就已接到暗杀史量才的命令。由于史宅与申报馆均处上海租界，戴笠怕暗杀后凶手被捕而泄露真情。而秋水山庄又相近杭州市区，倘在此动手也会牵连杭州警方。经过反复筹划，最后确定在僻静的沪杭公路上进行狙击。鉴于史量才的汽车装有保险装置，参加这次暗杀活动的军统特务都携带了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或强力式手枪。出发前，特务们还将伪造的“京字72号”牌照安置到汽车上，借以混淆视听。
史量才的自备汽车行驶到海宁县境内翁家埠附近，司机忽见一辆“京字72号”别克汽车正横在沪杭公路上检修，只得放慢了车速。突然，几名身穿黑色短装的大汉持枪窜出，先将史量才座车轮胎击穿，然后将司机黄锦才及前座的邓祖询击毙。史量才等见状大惊，立即下车狂奔而逃。史量才在慌乱中穿过一座茅屋，躲进房后一个干涸的小水塘中，不幸被特务发现，身中数弹、血流如注，当场气绝身亡。史咏赓、沈秋水等幸免于难。
血案震惊了全国。为掩盖真相，蒋介石一面电唁史氏家族，一面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悬赏缉凶，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史量才喋血沪杭路的惨痛事实，使一部分人走中间道路、办中间报刊的幻想彻底破灭，从而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政策。
1936年春，史量才的灵柩安葬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茅家埠天马山。章太炎为撰《史君墓志铭》，热情颂扬了这位爱国的报业巨子。
（崔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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