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风云人物：思想界的大彗星陈独秀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酷爱祖国的风云人物云集上海，图谋反抗帝制，改造中国。陈独秀就是这些风云人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陈独秀，一名庆同，又名乾生，字仲甫，独秀是他1914年以后的笔名。1879年10月9日，出生在安徽怀宁县城的一个“小户人家”。父亲陈衍中，清末秀才，早亡，死时陈独秀还不到两岁。叔父陈衍庶，清末举人，无后，陈独秀称他继父。母亲查氏，是个能干善良的女子，她的思想和性格，对陈独秀有较大的影响。

陈独秀自幼聪明，6岁起便跟着祖父读“四书”、“五经”；10岁那年，祖父去世，又跟着哥哥陈庆元读《昭明文选》，在哥哥的辛勤教诲下，他17岁中了秀才。1897年夏，陈独秀奉母之命，在哥哥的陪同下到南京乡试。母亲希望他走科举的道路：得秀才、考举人、中状元。但陈对此并不感兴趣。乡试中，他亲眼看到了考场上的怪现象，联想到国家各种制度的腐败，悟醒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宣传新学的道理。这次乡试，他虽然名落孙山，但思想却起了很大变化。回皖后，他结识皖城维新人士李光炯等，阅读《时务报》，为康、梁受到攻击鸣不平，并撰写《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提出改良意见。从此，陈独秀便卷入了维新运动的漩涡，成了康、梁派。

1898年6月，维新派取得了政权，并以光绪帝的命令，颁布一系列改革法令。可是，革新之火，仅仅百日，便被慈禧等顽固势力扑灭了。是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因反清活动被追捕，遂逃到南京，不久即去东北继父陈衍庶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他在东北目睹沙皇俄国士兵奸淫妇女、枪杀我东北人民的情景，联想到维新变法的失败，开始抛弃变法改良的信仰。

为了了解“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受到外国人的欺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陈独秀决定到各国看一看。1901年10月，他首先到了日本。在日本，他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励志会”，接触了留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1902年，他又与苏曼殊、张继等人组织“青年会”，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由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易名剪发，说明陈独秀的思想，已由“康党”（维新派）转向“乱党”（革命派）了。

1903年3月，清政府委派驻日陆军学监姚文甫，协助驻日使馆官员，管理中国留日学生。姚百般阻挠留日学生的正当要求，作风卑劣，留日学生无不切齿憎恨。于是，陈独秀便约了张继、邹容等好友，深夜潜入姚的家中，不由分说，把姚从床上拖出，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掉了姚的辫子。第二天，把姚的辫子高悬在留日学生会馆的正梁上，以抒“割发代首”之恨。不料，姚文甫勾结日本警察，缉拿肇事者。陈独秀、张继、邹容三人被强行遣送回国。

1903年4月，陈独秀从日本来到上海。他稍稍停留，便去安徽活动。在安徽因组织“爱国会”，发表反清拒俄演说，为清政府注意和嫉恨。这年7月，两江总督端方下令解散“爱国会”，缉拿陈独秀等人，陈星夜逃往上海。

陈到上海时，《苏报案》刚刚发生，章太炎、邹容先后入狱，支持革命排满活动的《苏报》被查封。《苏报》是上海“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被封后，主编章士钊等人，计议筹办《国民日日报》代替《苏报》，继续进行革命宣传。8月，《国民日日报》创刊，章士钊仍任主编，陈独秀协助章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章士钊后来回忆说，他和陈独秀“蛰居寿昌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每天都工作到凌晨。

陈独秀还以《国民日日报》为阵地，写诗撰文，宣传民主主义思想。譬如，他在该报上发表了《哭汪希颜》一诗，中有：“人生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等诗句。充分发抒了他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对封建制度的否定和对新制度的向往。

《国民日日报》，由于言辞激烈，于同年12月1日被迫停刊。不久，章士钊在上海创办“东大陆书局”，陈独秀返皖创办《安徽俗话报》。《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出刊，这是安徽省最早的负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它文字通俗，针砭时弊，内容新鲜。陈在该报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宣传反帝爱国、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恶俗陋习，在安徽思想界起了启蒙作用。但该报因在芜湖没有印刷设备，所以陈独秀每每将稿件编好后，寄到上海，由章士钊的东大陆书局承印，印好寄回，再由陈亲自分发、卷封，邮寄各地。

是年秋，正当陈独秀艰苦经办《安徽俗话报》，身心都投到宣传民主思想的时候，他接到了章士钊的来信，要他速往上海。11月，陈到了上海，即参加了“军国民教育暗杀团”，终日与杨笃生、蔡元培等一起试验炸药。不久，因暗杀团成员行动不慎，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被抄，黄兴等十余人被捕，一批革命志士离沪星散，陈独秀也于1905年1月返回芜湖，继续办《安徽俗话报》，并受聘于刚从长沙迁到芜湖的安徽公学。其间，他与柏文蔚、常恒芳等秘密组织清末安徽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岳王会”，并任会长。

1907年7月，陈独秀亡命日本。1909年回国，不久到杭州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

1911年武昌起义后，安徽省宣布独立，陈独秀三进都督府，出任秘书长。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任安徽都督，发出通告，捉拿陈独秀等人。这时，他又逃到上海，想“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帮助好友汪孟邹经办亚东图书馆。1914年7月，他接到章士钊的日本来信，请他去日协助办《甲寅》杂志。这样，陈独秀又告别了家人，前往日本，继续从事反帝爱国斗争。

1915年6月，陈独秀满怀着爱国的激情，从日本回到了上海。这时，他抱定一个信念：

要解救中国，要革新政治、建立共和，非得首先从革新人们的思想开始不可；而要从革新思想开始，就得办杂志，宣传新思想，唤起国人的觉悟。陈独秀在这样的信念支配下，决心要大干一番，一到上海，他就找到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创办杂志。他十分自信地对汪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当时，亚东图书馆无力经办，汪就把此事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兄弟。陈独秀经同陈氏兄弟商定后，《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为《新青年》）便于这年9月问世了。

《新青年》的创办，吹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思想和文化发起猛烈的抨击。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并提出“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从此，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燃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熊熊烈火。

《新青年》编辑部设在上海渔阳里2号。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编辑部迁到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1920年初，陈独秀返沪后，编辑部又迁回上海。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便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向前推移，那时它越来越大的发挥了革新思想的作用，推动着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

《新青年》，一开始就把它的矛头指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孔教和孔学，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封建礼教、伦理、道德。鉴于反对封建文化的需要，《新青年》又发动了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又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刊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介绍给中国人民。

陈独秀不但是《新青年》的主编，而且是主要撰稿人。据不完全统计，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50多篇论文，60多篇杂文，还发表了大量的通讯和译诗、译文。(www.xing528.com)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陈独秀实际上是领导这次运动的总司令。他发表文章指导运动，评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他积极投入运动中了解情况，并和李大钊一起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宣言》印好后，他亲自散发。6月11日晚，就在他携带《宣言》，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悄悄散发时，他被跟踪的军警逮捕了。当晚还查抄了《新青年》编辑部和他的家。

陈独秀的被捕，引起了学生界、思想界极大的震动，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函电交驰，纷纷要求释放陈独秀。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获释后，他辞去了北大文科学长职务。1920年1月，他应汪精卫、章士钊的邀请，前往上海议商筹办西南大学事宜。行前，曾应湖北学联的邀请，到武汉讲学。因在武汉的活动，被北京政府察觉，准备再次逮捕他。大约在2月中旬，陈由汉返京时，李大钊为避免他被捕，亲自到车站接送他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送他到天津。陈独秀到天津后即乘船南下，回到他阔别多年的上海。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晚一些。起初，他对十月革命抱怀疑、观望态度，直到1919年初巴黎和会后，他才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这年4月20日，他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和《各国农劳界的势力》两篇文章，改变了对十月革命的看法，说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又说“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他们的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此后，他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三个月“监狱”生活的磨炼，开始由“乱党”（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向“共党”（共产党）了。

1920年初，陈独秀曾两次同李大钊讨论和研究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年2月，他一到上海就着手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3月间，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上海会晤陈独秀，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陈邀请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进行多次座谈议论，决定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5月，他决定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为陈独秀。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大会，李达、李汉俊、沈玄庐等11人和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陈独秀被推为书记。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通信，陈报告了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的情况，并建议北京迅速建立共产党组织。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北京、广州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在积极进行建党活动的时候，忽然收到了陈炯明的“11月来电”，邀请他马上赴粤，出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陈独秀征得李大钊和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同意后，接受邀请，于12月17日乘船去广州。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对大会十分关心。他在会前，写了给大会代表的信，向大会提出了四点建议，请包惠僧带交大会。四点建议是：注意党员的发展与教育；注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注意党员纪律；注意群众的路线。这些建议，均为大会所接受。由于陈独秀在建党活动中的贡献和他的社会声望，大会仍然推选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到上海不久，就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营救下被释放出来。

陈独秀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除了党的自身工作外，他还努力促进国共合作；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

1922年3月，共产国际派达林来华，到上海与陈独秀讨论国共合作问题。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西湖会议，讨论了有条件的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问题。不久，陈独秀、李大钊在孙中山的主盟下，加入了国民党。9月，陈独秀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改进国民党党务问题座谈会，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被孙中山指定为9人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陈独秀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共合作，统一全党思想，于1923年2月26日到达广州，筹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三大”的召开，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新局面。

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罢工，陈独秀领导了这次罢工，并取得了胜利。5月，他又及时地把上海内外棉七厂的罢工斗争，引导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在他的领导下，罢工的怒火越烧越旺。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巡捕的血腥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陈独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反帝斗争扩大到各阶层群众中去。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陈独秀一面为中共中央起草文告，撰写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的文章，一面深入基层，到商务印书馆、英美烟草公司等处，向工人宣传，启发他们的觉悟，坚持反帝斗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推翻军阀统治，于是年10月23日和1927年2月21日、3月21日，相继举行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对这三次起义都是关心的，特别是第三次起义，他积极参加了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并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核心。他几乎参加了每次的特别会议，不少会议他都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譬如，在2月24日晚上的一次会议上，他强调了“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应“集中浦东”，那里敌少，“容易夺取武装”，并说“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在26日的会上，他又强调“兵工厂关系重要，需要想法夺取”“无论是警察的、士兵的，一支二支都要夺取”；“不要为罢工而罢工”，而应“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在这里，他适时地提出了起义的目标是夺取武装和建立政权。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便开始了。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30多小时的浴血奋战，占领了整个上海。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不可否认：大革命的失败，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是有直接关系的。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来，他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企图通过对汪精卫的妥协、退让，来保持同汪的联合，致使汪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动活动。

鉴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这样，陈独秀无可奈何的于这年9月秘密返回上海，住在浙江北路的一个小弄堂里。此时，党中央也迁到上海，陈独秀仍同党中央保持着联系。中央的主要领导瞿秋白、李维汉常来看他，并劝他到前苏联学习，遭到他的拒绝。1928年党的“六大”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中央也通知他参加，又遭到他的拒绝。陈独秀没有能从革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认识错误，却同托派分子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反对党的“六大”路线，因此，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

陈独秀出党后，便同彭述之等人策划81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自己的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并主办《无产者》杂志。1931年5月，“无产者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大连湾路一家住宅里，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以表示他们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派别，企图从内部夺取领导权，改造共产党。统一大会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从此，他就成了中国托派的首领。

大会不久，托派分子马玉夫因没有当上托派中央委员，便向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托派中央于5月23日，被国民党破坏，中委郑超麟、王文元、楼国华等13人被捕，只有陈独秀、彭述之，因马玉夫不知道他们的住处而幸免。

托派中央被破坏后，陈独秀经过一年的努力，于1932年5月又组织了一个托派中央临时常委，成员是陈独秀、彭述之、罗世璠、宋逢春、濮德治；谢少姗为常委秘书。陈独秀又苦心经营了5个月，因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发现了他们开会的地点，10月15日，托派临时常委先后被一网打尽。陈独秀是当晚被谢少姗供出地址后，在岳州路永兴里11号被捕的。4天后，他被押送南京，被国民党判处8年徒刑，监禁在南京第一监狱。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国民党于1937年8月将陈独秀释放。出狱后，他在南京稍住后即去武汉，不久又到四川重庆，后移居江津，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这颗曾被誉为近代革命史上的“大彗星”，就这样陨落在祖国的西南山村了。

（郝盛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