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1878年出生于上海川沙县城厢镇，少年时代经常在姑夫沈肖韵家的书斋里博览群书。18岁那年，他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领悟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1901年他再也忍不住在穷乡僻壤过塾师的生活了，决心重新接受新学的洗礼。他跨过黄浦江，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进入南洋公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先生。这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时代的潮流和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指引他走上漫长而坎坷的教育救国和民主运动的历程。
离开南洋公学以后，黄炎培按照蔡元培的指点，决定回故乡川沙去办学。他把川沙城里的观澜书院改办为川沙小学堂，同时在各县集镇上举办演讲会，接触社会，唤醒民众。1903年6月，南汇县新场镇的朋友邀约黄炎培去演讲。当日，新场镇舟车云集、人头簇簇。当时因“苏报案”发生，邹容、章太炎被捕，清政府通令查拿革命党人。有人向南汇知县戴运寅告密：黄炎培演说毁谤皇上、皇太后。6月23日，县衙逮捕了黄炎培等4人，并电禀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江苏巡抚电令解省查办，而两江总督又电令“就地正法”。戴运寅无所适从，只得再作请示。黄炎培的朋友们焦急万分，四处奔走营救，终于想到了官怕洋人这一弱点。他们挽请上海总教堂总牧师步惠廉出面交涉。步惠廉星夜赶到南汇，要求戴运寅放人。激烈的辩论从早晨磨到中午，知县理屈词穷招架不住，提出种种苛求，企图难倒步牧师。谁知步牧师一一答允。办完手续，步牧师从大牢里带出黄炎培等4人，出了衙门直奔事先准备好的汽轮，扬长而去。半个多钟头以后，督抚双方会商后的电令到了：“午时三刻就地正法”。戴运寅连连顿足，极度恐慌，连夜直奔上海慕尔堂，向步牧师要人。这时，黄炎培等4人已登上海轮西伯利亚号，出了吴淞口，东渡日本。
在茫茫的大海上，黄炎培回首祖国大地感慨万千，他决心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于是他改号韧之，寓意坚忍不拔，后又改任之。在东京，黄炎培曾入清华学校学习日文，准备留学，后因家乡父老催促，遂于1904年初春回国。1905年9月初，经蔡元培先生介绍，黄炎培加入了同盟会。他对蔡元培说：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先生之命是从。
1906年蔡元培去北京准备出国留学，同盟会上海干事的职务由黄炎培继任，他积极联络同志，从事革命党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使黄炎培感到极度兴奋，但革命的一线曙光最后又消失了，他愤而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职务。以后，北洋政府曾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辞而不就。袁世凯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黄炎培这个人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黄炎培在上海定居时，租赁了老西门黄家阙大吉路和林阴路的陋室居住。他给自己的斗室取名“非有斋”。在这里他研读了大量的西方教育著作。1914年，他又风尘仆仆地走遍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教育，一种新颖的教育思想在黄炎培的头脑里萌发、孕育起来了。次年起，他又出访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回国后，黄炎培就在上海把职业教育的旗帜高高举起，他大声疾呼：“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
黄炎培并不讳言，他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但是他又洞察中国旧教育的弊端在于教育与职业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20年代，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强烈要求教育为它培养新型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黄炎培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学校能注重“生计”，于是他明确地提出了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教育形式。上海和各地的工商界人士积极支持黄炎培创办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黄炎培手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机构。综观这个时期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讲求实用、为发展生产、发展民族经济服务。这个基本观点，构成了他研讨和从事职业教育活动的主要理论依据。
第二年，黄炎培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办起了中华职业学校（现为上海市商业会计学校）。该校附设各种工场，一面作为推广职业教育的实践场所，一面从事增加国货生产，抵制外货。从此中华职业学校闻名上海，它为上海和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中级专业人才。此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到1921年，全国的职业学校及补习学校已达700余所，到1926年，职业教育机构已达1695个。与此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创办了职业教育的理论刊物《教育与职业》月刊，它从1917年10月创刊，一直持续到1949年12月。
但是在旧中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是一条满生荆棘的泥泞之路。在国内政治纷争、军阀混战不绝的混沌局面中，黄炎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职业教育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最困难的生计问题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逐渐从小圈子里走出来，提出了“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联络”的思想，于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办起了乡村教育实验区。黄炎培和邹韬奋一起举办了《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九一八”事变后，又办起了《国讯》杂志，鼓吹抗日救国。黄炎培赋予职业教育以救亡图存的新内容，这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飞跃。
1938年，黄炎培60岁了。他作了《重做人》一诗，诗中曰！：“国难来，我再生，谁死谁生，愿跟顽敌拼。”黄炎培的誓言是真诚的。上海“八一三”抗战中，他全力以赴发动上海工商界投入抗日救亡工作，组织民众，支援前线，筹设难民所，组织医疗队和后方医院。
由于职业教育事业对社会的联系和影响十分广泛，于是以黄炎培为首的职教界及其所联系和团结的一群人，被称之为“职教派”，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股力量。抗战军兴，黄炎培被聘为国防参议员，继又参加了国民参政会。1938年5月在武汉，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人。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黄炎培和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都迁到了重庆。对于抗战和各党派的团结合做事业，黄炎培是尽心尽力不知疲倦地为之奔忙的。在各种场合，他苦口婆心地讲团结抗战，做了许多居中调停、息事宁人的调和周旋活动，以致被人看作“和事佬”。对此他都不计较。他说：只要能团结抗战，别人说我什么，我都拜受。然而，时势的发展却使他极度痛苦。一天，他看到一份材料，国民党第7军171师一个团长因拒绝受命进攻新四军而开枪自杀了。不久，马寅初先生因揭露四大家族的黑幕，被关进息烽集中营，接踵而来的是皖南事变发生。与此同时，各地生活书店被封，邹韬奋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1941年2月24日晚，邹到“菁园”和黄炎培话别，出走香港。阵阵恶浪袭来，黄炎培深为团结抗战濒临破裂而痛心焦虑。
1941年3月19日，由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和救国会派、职教派、乡村建设派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举行成立大会。黄炎培被推为常委会主席。(www.xing528.com)
1945年5月，中共代表王若飞到“菁园”看望黄炎培，送给他一份中共“七大”的文件。读后，黄炎培深有感触，对于已陷于停顿的国共谈判，又想做些推动工作。他邀约褚辅成、冷遹等人，向国共双方表达了愿望。中共中央邀请他们赴延安商谈国事。7月1日，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30多位中共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你在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的演说时，听众中就有一个毛泽东。原来，当时毛泽东因湖南驱张运动正在上海进行活动。黄盛赞毛泽东的好记性。黄炎培一行就国共团结谈判问题与毛泽东等晤谈多次，一致认为国共商谈的门并没有关，但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是一个重大障碍。黄炎培对延安的一切都有新鲜感，不免流连忘返。一日下午，他去毛泽东家做客，促膝长谈。毛问，来延安考察几日，有何感想？黄答，我生60多年，观察世事，大凡人们初时聚精会神，用心进取，后则“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希望中共诸君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答，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难忘的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大开眼界。回到重庆，他冲破国民党的报刊审查制度，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
不久，抗战胜利了，但是内战的忧虑又困扰着黄炎培。他对政治协商会议怀着美好的希望，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了，黄炎培被选为常务理事。
在政协，黄炎培参加的是和平建国纲领组的工作。国民党政府某些要人责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1946年1月15日，政协举行第5次大会。黄炎培借题发挥，驳斥了这种谬论。他说：这些人读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吗，你政府要人骂联合政府和参与政治为分赃，首先就不打自招的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是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盗贼地位吗？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那些笑话了。平时，黄炎培谈吐凝重，并不善辩，但是在许多场合他那深沉有力、幽默含蓄的即席发言，加上他操着一口浓重的上海浦东口音，常常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激情。就在此后不久，国民党军警宪特闯进了黄炎培的寓所“菁园”，控制了电话，封锁了通道，捆绑工做人员，翻箱倒箧，大肆搜查。此事在重庆引起很大反响。
1946年2月4日，黄炎培偕夫人姚维钧，带女儿当当、丁丁返回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祥地上海。飞机在龙华机场降落，欢迎的人群纷纷前来和他握手，而黄炎培却只想痛哭一场，因为“中华又见战云开”的端倪，在政协闭幕之日他已预感到了。他担心的是共产党能打得赢吗？周恩来告诉他，对蒋介石打仗，我们共产党是有信心的。经过这次谈话，他的心里踏实多了。这时，他写了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辞职书，蛰居上海。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以卖字为生。
在内战的硝烟声中，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黄炎培坚拒当局的百般引诱，不予参加。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活动转入地下，黄炎培住所的周围布满特务。由于旧疾复发，他终于病倒了。这时他住在雁荡路80号三楼，对面复兴公园正举办菊花展览，他躺在病榻上，念着“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的诗句，静候时局的发展。
在此期间，中共地下党和他保持着联系，把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及时通报给他。黄炎培满怀信心，看到了曙光即将普照大地。1949年2月14日，黄炎培家大宴宾客三天，而他自己则趁宾客盈门之时偕夫人姚维钧化装出走。特务的汽车尾随不放。黄炎培夫妇从永安公司正门进去，立即从边门出来，登上汽车，转到女儿学潮家里。第二天清早，从外滩登轮，潜离上海到香港去了。以后又转辗到了解放区。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建国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毛泽东曾引用孔夫子的一句话对黄炎培说：你一生有所为有所不为。黄深有自知之明，认为这是对他最准确最允当的评价。
（周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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