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先驱邹容烈士的墓地，在上海市郊华泾镇西。1981年9月，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上海市有关部门拨款全面整修邹容墓，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人们来到此地瞻仰，缅怀烈士的事迹，很自然地联想到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营葬邹容遗榇的义士江南刘三。
刘三原名刘钟龢，字季平，别字离垢，又自称黄叶老人，因其行三，取龚自珍的诗意“刘三今义士”，故自署“江南刘三”。1877年12月23日（清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上海华泾（今属上海县）一个布商家庭。父刘增庆，字廉卿，在华泾镇上开设布庄，经商于江苏和浙江之间。刘三自幼聪慧好学，尤喜文史和武术。6岁在家馆读书，受业于闵行李颂堂。20岁时，与堂兄刘东海同赴县试，考官发现刘三的文章特怪，随手暂置一旁，拟考虑名列前茅。谁料粗心的考官把刘三的试卷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到时寻找无着，只好作罢，而刘三却因此名落孙山。第二年，刘三再次应试，又以优异成绩取为县学生员（秀才）。
面对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外患日，刘三痛心疾首，他毅然放弃科举，有志学习军事，以为这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1903年初，他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成城学校骑兵科学习。时正值中国留日学生愤于《辛丑条约》丧权辱国，发起拒俄御侮，组织了义勇队，刘三率先参与。他是学生军甲区队二分队队员，军国民教育会的活跃分子，所以当江苏籍留日学生筹办《江苏》杂志时，曾推他为“总撰述”，他谦让未就，仍热心为杂志写诗撰文，以扩大影响。孙中山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他得悉后即参加，积极从事宣传活动。这时，蔡元培在上海主持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刘三深为钦佩。1904年（光绪三十年）春，他从日本归国，即在家乡华泾协助堂兄刘东海主持丽泽学校，招收学生近百人，既学文学，特重武术，以培育文武兼备的人才。
上海《苏报》案之狱起，章太炎、邹容等被逮捕，囚禁在提篮桥的公共租界监狱。1905年4月，邹容瘐死狱中。当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曾派出专人来上海调查邹容的死情。原来邹容死后，遗体被狱方弃置墙外，幸由在《中外日报》馆工作的四川同乡陈竞全等人备薄棺收殓，暂时停放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四川义庄。因收尸人怕惹麻烦，不敢列出死者的真名实姓。当时要移葬，也很难找到一片墓地，故在薄棺上写有“周镕”两字。一些革命志士为邹容死后没有一块安息的墓地而深感不安。刘三在日本时与邹容相识，他不畏株连，一心一意要为邹容营葬。一次，在四川义庄的荒塜中，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刻有“周镕”两字的石碣和薄棺。他回到家里与妻子商量，决定在自己住宅黄叶楼旁边为邹容选择一块墓地。1906年4月3日，即邹容逝世周年的纪念日，他密约堂兄刘东海等四位乡亲，悄悄地划着一条小船，趁着朦胧的夜色，把寻得的邹容遗榇运回家乡华泾安葬。次日，刘三在邹容墓前焚诗追悼，泣不成声。不久，蔡元培得悉刘三冒着生命危险收葬邹容遗徐，非常感动，特约柳亚子到华泾访刘三。刘三请蔡元培题写墓碑，为躲避当时清政府耳目，照样写了“周镕之墓”。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了表彰邹容的卓著功勋，追赠邹容陆军大将军荣衔。刘三不以邹容得名而自夸，因而当时人们很少知道邹容的葬所。直到1922年冬，章太炎得知邹容的葬所后，就与蔡元培等到华泾祭奠，并商议整修邹容茔墓。1924年清明节，章太炎、于右任、章士钊、张继、李根源、马君武、冯自由、田桐等20余人，相约前往华泾，同刘三一起祭扫邹容墓，并决定进行修葺，立墓表，刻石纪念。大家感于刘三的豪气和侠义，纷纷赋诗以赠。章太炎的诗就有“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之句。于右任的诗有“威丹死后谁收葬？难得刘三作主人。”章士钊的诗是：“谒墓来华泾，重见刘高士，谢君葬友恩，不敢题凡字。”由此，“江南刘三”之名彰著四方，而他原来的名字反倒罕知了。
刘三是秀才出身，又留学日本习骑兵，武精骑射，文能诗擅书。他是“南社”诸人中的佼佼者。
1905年以后，刘三先在江苏陆军小学，后在浙江陆军小学任教习。他任教时常以革命知识灌输学生，又给学生传授精良的射击技术，博得师生们的尊敬。
1907年夏，刘三与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等创立了“神交社”，这是“南社”的前身。他们之间时相过从，共叙心声。刘三作诗《神交社纪事即题摄影》吟唱：
“七月七日春申浦，一十一人秋禊游。
一自神山理归权，几曹高会辑清流。
读画论文创不删，才人旨去最斓斑。
忽然背荷大瓢去，赚醉新丰谢阿蛮。”
与刘三志同道合的挚友柳亚子，在《海上赠季平》一诗中吟道：
“几年辛苦念刘三，握手重逢酒半酣。
莫话邹阳当日事，双双红脸落江南。
齐梁乐府旧东平，郭解朱家侠气横。(www.xing528.com)
我亦思仇心事涌，告君多恐未分明。”
刘三生平尚气谊，重信诺，与人肝胆相照，因而人多喜与为友。刘三与苏曼殊的友情更是为人所称赞。他俩在日本成城学校是同学，后又是江苏陆军小学的同事。苏曼殊性格外向，有钱随手花尽，每当经济拮据，总是得到刘三的慷慨资助。苏曼殊则以绘画作为酬答，还作诗纪事，称道“刘三旧是多情种，浪迹烟波又一年”，“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所以时人在《南社点将录》中把刘三列为第七把交椅，称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这正与刘三的气质相合，可见刘三在“南社”诸人中的重要地位。
辛亥革命后，刘三并不以自己曾是早期革命党人而谋官职。当陈其美请他出山从政时，他笑着婉言辞谢，表示自己志向在于教育工作。1916年底，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刘三欣然北上，到北京大学执教。后又受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在北京居留达六年之久。他与蔡元培、陈独秀、沈尹默等人交往密切。在北京大学时，他与沈尹默合作订润卖字。刘三的书法擅隶书，摹《石门铭》功力尤深。他精研汉代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小学极有根底。他的诗文含蓄精深，取典雅雍，别具一格，名句有“一天风雪艺黄精”，盛传海内。
1922年，刘三因父亲去世后要奉养年事已高的母亲，回到江南，就近在镇江敏成中学任校长。1924年在南京任东南大学教授，1925年在上海持志大学任教，主要讲授国学。他孜孜不倦地为教育事业作奉献。
刘三进入政界，则是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居官刚直廉洁，天性豪放，不事居积，人格高尚，为人们所称道。
1928年，原任长江要塞司令秘书长的刘三，由于学术威望，被主持江苏省政的钮永建聘为省革命博物馆编纂主任和江苏通志局（后改为馆）编纂，协助主编庄蕴宽主持指导修志工作。
1929年，于右任在筹备监察部期间，感于刘三慷慨刚直，推他为设计委员会委员。1931年监察部成立，于右任又聘他为监察委员。刘三尽忠职守，对江苏、浙江、安徽的吏治民情，多有纠弹。他第一次所弹劾的对象竟是时任安徽省主席要职的陈调元，此事犹如春雷一声，震动全国。还有一次，他病假回故乡，目睹旅沪西侨经常在郊区赛马，马蹄践踏农田，庄稼遭到毁坏，而上海县长畏惧洋人，不敢过问，竟视而不见。刘三则无所顾忌，向监察院具呈弹劾。据说他所呈案文很长，最末一段写道：“县长纵容外骑，不恤农功，溺职丧权，已无可讳。”并愤然指出：“大抵外人觊觎领土，其先托于般游，迨至里道周知，然后肆其蚕食，上海租界之扩充，其先例殆不如是，是则可为太息者也。”为此，他提案应把县长撤职查处。
日寇侵华，国难当头。刘三崇尚气节，恪守情操，与人论国事，或哭或泣，时时慷慨咏怀。他有一首以郑成功为题的寓意诗，写道：
“熸然朱火惨离明，万首低髡哑不声。
航海竟焚儒服去，英雄唯有郑延平。”
刘三不甘寂寞，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他借题好友沈尹默的诗册作诗咏志：“中原扰攘成孤啸，小雅沦亡自一家。襟上酒痕心上事，明朝归去种梅花。”
1937年夏，刘三以监察委员身份监视航空奖券开奖，留滞沪上。这时日寇进犯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刘三自恨已老，再也不能亲赴前线效命，若抱病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又担心身体不支，事与愿违。为此他忧愤满腔，得了怔忡症，经常失眠。到1938年春，进而得温症，身体日益亏羸。他困居上海“孤岛”，避居地房舍狭小，入夏后不耐炎暑。虽在病中，却用冰啤酒解渴，以致伤胃，转变为胃病和痢疾，病情日见加重，不幸于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一）逝世，终年62岁。
刘三的书斋黄叶楼所藏书画文物，抗战中遭兵燹散佚。他的夫人陆灵素（字繁霜），是沪上名医兼小说家陆士谔的幼妹，曾悉心搜集《黄叶楼诗稿尺牍》，寄给柳亚子审定，结果遗于战火。1946年，与刘三有深交逾30年的马叙伦，为刘三作传，简叙了刘三的一生，使人们对刘三的生平和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刘三是具有民族气节的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人格和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纪念的。
（张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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