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风云人物：近代学者王国维的杰出贡献

1918年，英国人哈同在上海创办仓圣明智大学，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该校兼任教授。这位学者矮矮的身材，嘴唇上蓄有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封建遗老。然而，他却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诗人、学者、文学批评家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县城内双仁巷王宅。祖父是清代的国学生，父亲王乃誉于太平天国起义后弃儒经商。王国维幼年丧母，由祖姑母及叔祖母抚养长大。

少年的王国维完全受旧式教育。他白天到私塾读十三经之类的书籍，夜晚则从父亲学习骈文、散文及古今体诗、金石书画。15岁时已显露才华，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16岁入杭州崇文书院，对文史校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他看到友人读《汉书》，觉得很有趣，就把自己积存的压岁钱买了“前四史”来读。由于他对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以至放松了对科举考试的准备，第一次应举不中。这时正值康有为联合各省入京会试的新进士上书光绪，要求变法维新，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公开要求废科举，兴学校。这一切使王国维对科举愈益缺乏兴趣，他在次年再次应举不中之后，决定“弃帖括而不为”，选择另一条学习的道路。

1898年初，王国维经同学介绍，从故乡来到上海，在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当书记。当时，许多人都向西方寻找富国强兵的道理。罗振玉以私资设立东文学社，王国维得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东文学社，学习由日本人用日语教授的科学。最初，罗振玉还不认识王国维，后来偶尔读到他写在扇面上的咏史诗，尤为欣赏其末联：“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认为他是个特异的人才，决定资助他赡养家庭，使他专心学习。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时务报》也随之停办。罗振玉就请他任东方文学社庶务，并参加由罗主办的《农学报》的编译工作。

在东文学社，王国维受两位日本教师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的影响，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0年夏，东文学社因八国联军入侵，时局混乱，遂告解散。秋后，罗振玉应湖北总督张之洞之约至武昌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学堂监督，并于次年初请王国维前往担任译述讲义的工作。不久，他又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请25岁的王国维担任主编。这年秋天，王国维得到罗的资助留学日本。他在东京先学物理，专修理科，几个月后脚气病发作。1902年春，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说，回到上海，开始了独立学习和从事著述的新时期。

王国维回国之初，先在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堂任执事，1903年春，又应张謇之聘去通州师范学校任教。次年秋，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院，他又去该院主讲心理、伦理、社会学课程。此时，王国维继续钻研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批关于文学及其他方面的杂文。1905年，他将这些文章及古今体诗50首辑成《静安文集》。他早期杂文中的文学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宣扬超功利的文学观。认为文学起源于游戏，是不带任何实用目的的自由活动。他心目中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是“情真”和“景真”，即所谓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去表现自己的“人格”。二是宣扬超厉害之直观的美学观念。在他看来，生活的本质就是“欲”，人的一切无不与“欲”发生关系。人们在生活中常常感到各种各样的缺乏，缺乏即是痛苦。当一种意欲得到满足时，另一种更大的意欲随之而生，意欲不断上升，满足永无止境。人生像是填不满的欲壑，也就充满着永无止境的痛苦。显然，这些观点深深地打上了叔本华哲学思想的烙印。他还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写出了我国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理论来批评中国文学作品的《红楼梦评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红楼梦》所揭示的那些与生活之欲相关系的人物，无不与痛苦相始终。它的悲剧是由普通人寻常的欲念造成的。王国维把人的痛苦的根源归结为自己的欲念，而不是归之于阶级剥削及其复杂的社会原因，这无异于阉割了《红楼梦》所具有的反封建意义，从而暴露了他对文学作品作纯美学研究的弊端。

1907年3月，王国维经罗振玉推荐，到北京学部供职，充图书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事。这期间，王国维的父亲、继母及夫人相继逝世，他把自己的悲痛感情寄托于词的创作，并把过去二三年所填词汇集为《人间词甲稿》和《人间词乙稿》。这些填词多为“忧生”“忧世”之作，意境深远，但充满悲观主义的色彩。

1909年10月，学部设编定名词馆，王国维为名词馆协修，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辛亥革命发生为止。这一时期，他从怀疑、放弃西方哲学而转向对中国传统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有《曲录》、《戏曲考源》、《古剧角色考》、《唐五代二十一家词》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人间词话》。这部词话对五代以来词的创作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他认为词从南宋起开始衰落，根本问题在于专务文字而不求意境，从而形成了他的词论体系的核心——“境界”说。在他看来，所谓有境界的作品就是指那些既有真实深切的意蕴又有生动真实的形象、并能引起深刻审美感情的作品。他进一步用造境与写境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用理想与写实来区分文学史上两大流派，强调作家把创作的核心放在对事物的观察、体验、感受上，而不是只着重于作词的技巧。王国维的“境界”说从创作方法、审美范畴、作家修养等方面阐述了创造“境界”的有关问题，他的诗歌理论至今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王国维携家眷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5年的国外生活。在日本，罗振玉劝他以小学训诂为根基而专治国学。王国维接受了罗的意见，遂致力于经史考据之学。这是他一生中著作最丰的时期。(www.xing528.com)

首先，他汇集了过去四年中对中国戏曲的研究成果，于1913年元月写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宋元戏曲史》，作为对文学研究的总结。这是我国第一部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写出的戏曲史，堪称“开山之作”。他不仅用严谨的态度搜罗、稽考了相当丰富的戏曲资料，并且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中国戏曲的起源和流变，第一次为我们勾画出我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大致轮廓。他对关汉卿等一些戏曲作家和作品的评价，表现出一位杰出戏曲批评家的鉴赏力。

自此以后，他在考据方面接连写出了《明堂庙寝考》、《齐鲁封泥集存》一卷、《布帛通考》二卷、《宋代金文著录表》、《清朝金文著录表》六卷。1916年春，王国维因哈同约请，返国担任学术杂志编辑。次年3月，他写成了被称为“旷世之作”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4月又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8月完成了被人称为“近史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的《殷周制度论》。在前两篇文章中，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订正了殷代帝王的世系。他纠正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帝王世系的错误，从而再修殷代信史。王国维这两篇论文开创了利用甲骨文材料来考证古代历史和史料的途径，奠定了甲骨文材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它给予后来的学者以极大的启发，因而获得学术界极高的评价。在《殷周制度论》中，他对殷周两代社会制度作了比较考察，证实殷、周之间的社会曾经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他说：“自其里言之，则曰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并具体描绘了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在社会制度、礼数、婚姻关系诸方面的不同特点。因此，这篇文章被称为我国文化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字。

1918年，哈同在上海创办仓圣明智大学，聘请王国维为该校教授，他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23年3月。在此期间撰有《续声韵学》、尔雅后》、《重辑仓颉篇》等。而他的主要精力则集中于纂修《密韵楼藏书目录》。

1923年5月，王国维离开上海去北平。他是应退位的满清皇帝溥仪之召，入值南斋充当老师的。溥仪对王国维十分赏识，王国维对溥仪也忠心耿耿。1924年冬，国民军领袖冯玉祥迫令溥仪出宫，废除帝号。溥仪遂移居醇王府内。在移居过程中，王国维始终不离左右。

不久，溥仪去天津。王国维遂于1925年4月迁居清华园，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5月起，他开始了西北地理及元代史的研究，写出了《鞑靼考》、《宋元时代蒙古考》、《圣武亲征录》、《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元秘史》、《刘郁西使记》、《耶律楚材西游录》等书。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突然投身颐和园昆明湖自尽而死。

王国维之死，引起海内外同声哀悼。对于他的死因，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认为，他之死完全是为满清皇朝殉节。王国维到清华园之后，仍常以溥仪的安危为念，念念不忘那次“宫门之变”。在长期旧传统旧道德的熏陶下，他早已把“君辱臣死”联系在一起了。于是，在“南势北渐，危且益甚”的形势下，“欲言不可，欲默不忍”，乃自沉以死。一说认为，他之死乃由于罗振玉逼债所致。王、罗在日本曾合资做过一趟生意，攒了一笔钱，王名下分到1万多元，但存放在罗振玉处，分文未取。1926年8月王国维之子王潜明病逝上海，王国维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伤。不久，罗振玉兜搭王再做生意，不仅将原来存放的1万多元全数折本，还背了不少债务，王走投无路乃自尽。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他之死是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因为他受旧道德旧礼教影响太深，而这种旧道德旧礼教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又已彻底毁灭，于是这种旧道德旧传统与新的社会制度的激烈矛盾构成他内心的尖锐冲突。而加剧这种冲突的外因则是北伐军的逼近和冯玉祥可能领军重来。他作为溥仪的臣子，必然视溥仪的安危超过自己的安危。在“君辱臣死”的旧道德的桎梏下，终于以“义无再辱”的理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国维自沉之谜至今尚未完全解开。但他作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学者，将永久地受到人们的纪念。

（唐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