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藕初-旧上海的爱国企业家

穆湘玥，字藕初，1876年生，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1914-1925年间，在上海创办了德大、厚生两家纱厂，在郑州创办豫丰纱厂。他全力推行科学管理，产品名列全国第一，工厂被誉为各地纱厂的榜样。穆藕初之闻名，更在于他以真诚的爱国热情，全力扶持民族文化、教育事业。943年他在重庆病逝时，《新华日报》发表评论说：“穆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他为振兴中华奋斗终生“是值得我们深深纪念的。”

穆藕初是上海杨思乡人，祖籍则在景色迷人、物产富饶的苏州洞庭东山。他热爱生养之地上海，也眷恋美丽的故土，青少年时代就多次去东山“寻根”，虽因年代久远无从考查，以后还是在姑苏置办了房产，常回故土寻求温馨的乡情。他父亲在上海十六铺开了一家“穆公正花行”，生活丰裕，殷切期望庶出的幼子图举光耀门庭。所以，他6岁时就被送进了私塾，念了多年四书五经。不幸，他13岁上父亲破产，家道中落失了学，翌年便进花行当了学徒。然而，他仍能从母亲朱氏那里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位出自南汇书香门第的夫人，“能书算，善治家政”，常以《几希录》、《朱子家训》等灌输于他。因而，当他满师后司发款之职时，一反每担棉花可扣取一二十文钱的惯例，因为“非义不取”的教诲常萦绕于他耳边；当有人引诱他上妓院时，母亲训导的“少年持身之道”使他得以抵制诱惑；甲午战败消息传来时，他只是个贫寒小职员，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激发了他“求西学”以“与他国竞争”的决心传统文化对他影响之深，可见于他成名后所说的：在中国要成为有成就的企业家，“非有思想不可，欲有思想，非有国学根底不可”。他十分重视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的研究，在其自述及文录中，经常提及历史的启示。

穆藕初生长于得西学风气之先的上海，少年时代便进入了生意场，而棉花贸易又是上海对外贸易之大宗，对一个小职员说来，西学首先是“商学”，他的“商战”意识就是从棉花行的生意中积累起来的。他看到整船整舱的棉花运出海外，成箱成堆的洋布流进上海，转眼间白花花的银子滚滚落进外商口袋；中国商人则或以“掺水”、“夹砖”等手法钻营蝇头小利，或不择手段互相倾轧，在洋商面前毫无竞争能力。1900年，穆藕初考入江海关。他在海关图书馆阅读中外报纸和大量“历史算术”书，《天演论》对他影响最深，使他理解了在激烈的资本竞争中“淘汰之可畏，争存之必要”；他从《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中，意识到我国之贫弱，实因商务之不振，商务之不振则因为没有一个好政府。这一切使他深信，真正爱国，真想振兴中华“仅有国学根底，亦有所未能”，还必须“吸收他国精华”。于是，决心出洋留学。

穆藕初留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早在江海关任职时，他就节衣缩食积蓄路费，准备留学，1905年反美爱国斗争中，他愤然弃职，留学计划也随之中断。不久，他应张謇聘请任江苏铁路公司苏路警察长，走南闯北无暇他顾，且限于经济，终不成行。1909年初，穆藕初偶与实业家朱志尧交谈，一吐出洋留学以求振兴实业的宏愿，朱深为赞赏，慨然资助2000元。不足之数，穆藕初典押了他妻子的所有首饰。1909年5月，他登上“天洋丸”，远涉重洋，赴美留学了。

穆藕初抱着实业救国理想出洋留学，不仅刻苦攻读，而且重视实践，重视考察。他在美国学农科，兼修制皂、纺织专业。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伊利偌斯大学及得克塞斯农工专修学校。每逢寒暑假期，便到工厂、农村劳动、考察。在威斯康星州农村，他住在农家，参加饲马、收割、维修农机等各种劳动，不但画下了各种机械图样，还讨教了它们的性能、维修；他还特别注意了农户之间经济合作的情况；在纺织厂，他跟班劳动，主动要求参加维修机器，从中了解各种机件的性能。他在美国的最后一个暑假是在著名的农业托拉斯塔夫脱农场度过，不仅参加了棉花管理、收获的各种劳动，而且对上自总经理下至操作工一一作了访问，吸取了极为有益的管理经验。

他在留学生活中，善于对照中美文化习俗特色，不拘泥，善吸收。初时，他整日埋头念书，不到一个月便疲惫不堪。以后，他听取劝告与美国同学一起参加体操、游泳、击剑以至跳舞等活动，很快就恢复了精力。中美习俗有很大不同，但穆藕初不久便理解了热情、坦率的美国人，并深为赞赏他们尊重女性、隐恶扬善等美德。他有一次参加学生演讲比赛，讲得并不顺畅，可是下得台来，美国师生个个赞扬他，无一人讥讽，无一语嘲笑，这使他深为感动。

穆藕初为了归国后办企业，努力攻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但是，随着考察的深入，特别是与现代管理科学鼻祖泰罗结识并相与讨论管理科学以后，开始意识到美国经济之发达，决不单靠了自然科学，相反他们极为重视社会科学，有一大批社会科学专家、学者研究历史、探索经济，分析社会、习俗，不断地指导、调整社会经济，正由于美国企业家普遍重视社会科学，才取得了成功。穆藕初留学生活的丰硕收获为他成为著名企业家奠定了基础。

1914年穆藕初获硕士学位归国。返沪后，便着手筹办纱厂。他抓住到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县商会等社会团体演讲留美观感之机，广为宣传、结交、筹集资本，但是由于自己只是个穷学生，号召力不大，几经周折才勉强凑集了20万元，盘买了杨树浦兰路（今兰州路）一家刚刚动工却已面临破产的纱厂，亲自担任总经理兼工程师，从设计厂房招募工匠、动工建造到安装机器他都规划督策“亲任其劳”。8个月以后他筹建的第一家纱厂——德大纱厂开工了。在当时，德大属于资力微薄的小厂，仅有纱锭10300枚，但是，开工不久就显示出它强有力的竞争态势。它生产的宝塔牌棉纱，不仅超出华商，而且超出英、日纱厂的产品质量，成为“上海各纱厂之冠”，1916年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产品质量比赛会上“得列第一”。穆藕初的声誉随之鹊起，邀请他另组纱厂的人络绎不绝。他抓住时机宣传美国托拉斯的性质、成就，建议联络一气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组建大规模的新型工厂，得到薛宝润、贝润生等人支持。(www.xing528.com)

1916年夏开始，穆藕初集资120万元，在杨树浦兰路与华德路（今长阳路）购置厂基40亩，经美商慎昌洋行向美国柯劳惠尔纺织机件厂订购纱机3万锭，经过近2年艰难曲折的奋斗，厚生纱厂于1918年6月正式开工。由于它的产品质量极佳，加以工厂管理益见完善，于是“国人欲办新纱厂者皆自参观先生之厚生纱厂为入手，且多派员至厂实习。”一时之间它成了中国纺织工业的“成绩展览会及实习工厂”。由于穆藕初很尊重社会科学学者，听取了著名学者蒋梦麟建议，在厚生厂开工不久，便到郑州考察，了解到郑州的原棉、煤、劳动力价格都低于上海，于是决心到郑州开办纱厂，不久，在郑州建成了第三家规模宏大的纱厂——豫丰纱厂。该厂在1920年正式开工，它的规模之大，设备之完善当时在国内首屈一指，显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资产阶级振兴中国实业的雄才大略。

20年代中期，由于豫丰纱厂被军阀占作兵营，沪上金融界怕受连累群起逼债，穆藕初开始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外资（尤其是日资）纱厂迅猛发展，原料、税收、市场竞争处处因外资有特权而严重受损；加上各纱厂中因穆藕初用人重才，得罪了一批股东、工头，他们趁机起而攻讦；陷穆藕初于四面楚歌之中。1923年前后，穆藕初愤而辞去了厚生、德大两厂厂长之职；不久豫丰又遭兵灾，被迫交由慎昌洋行代管，风云一时的穆藕初在封建军阀残害、外资纱厂逼迫之下失败了，大病一场几乎丧生。但是，他的爱国热情、办厂经验、远见卓识为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所推崇，于穷途潦倒中得到他们支持，连续七任于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之职，得以维持生计。

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穆藕初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之中，都几乎倾其全部家财，贡献于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早在1900年沪学会活动过程中他就结识了清末昆曲叶堂正传名家俞粟庐。1920年前后昆曲艺术已“将致湮灭如广陵散”，他首先把俞粟庐之子俞振飞聘请为厚生纱厂挂名“记室”（即秘书），让他专心学艺。1921年他挽请昆界名流徐凌云、王兴甫等组织昆曲保存社，同时，由他出资在苏州城西大营门底五亩园，创办了昆剧传习所，从上海孤儿院及苏州乡间招收70余名小学员，按新式学校形式，培养昆剧接班人（即今传字辈老艺人）。1922年为了保存俞粟庐的传统清曲艺术，穆藕初一方面在杭州灵隐寺后山建造了“韬盦”别墅，请俞粟庐等昆曲艺术家上山研讨传授昆曲艺术，一方面出了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请法商百代唱片公司为俞粟庐录制了一系列唱片，1923年底由于豫丰纱厂陷于战火，四处逼债，他把住宅及值钱的资产几乎典押一尽，但是依然坚持支付昆曲习艺所所需经费，直到1926年家产几乎荡然，才无奈转托他人。所以俞振飞说：昆曲之“保存于后世，则（穆）先生之功，固已不朽。”

穆藕初对教育事业的重视、贡献也是十分感人的。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写关于教育的论文达12篇，已属罕见。在论文中他提出，中国之贫弱固然是因为实业不振，然而实业不振之根由又在于“缺乏实业人才”，或者说“种因于教育之不兴”，他认为一个企业家不重视教育就无异于市侩，或者说是只具寸光的老鼠，他认为兴实业必须建立在谋实学的基础上。在兴办德大纱厂的同时，他自办了技术夜校，招收本厂技术工人入学，每天亲自去讲一部分课；1920年，他捐助5万元，送罗家伦、段锡朋等5人赴美留学；1921年又以1万元资助4名河南青年出国留学；以后又先后资助方显庭、万云钧等7名青年留学，仅此一项他先后化了10余万银元。另外，他还应邀担任了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校董，长年为之提供教学经费。1931年他开办了位育小学，1937年又以个人名义向新华银行贷款5万元将该校扩建为位育中、小学，先后投资于教育事业15万元以上。他认为办好学校关键在于教员，所以不惜重金聘用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当代著名的十大校长之一李楚材先生就是他当年十分信任、付于重托的教育家。

穆藕初作为爱国企业家，还从事过不少活动，如：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斗争，在大西南创制“七七纺织机”以发展后方经济，等等。“八一三”抗战开始后，他担任上海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1938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后又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1943年于重庆病逝。

（陈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