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康侯：旧上海风云人物

旧上海的大亨闻人，或依靠经济实力起家发迹，或仰仗政治权势不可一世，或凭借帮会势力飞扬跋扈。抗日战争爆发后，沦为孤岛的上海滩上，冒出了几个新的大亨闻人，其中颇有名气的是“海上三老”，即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三人。“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滩上的许多头面人物纷纷远赴他处避难，而这三位耄耋老人却滞留上海，倚日寇势力自重，博得了“海上三老”的名头，“是社团，都请他们担任一个名义，有纠纷，请他们出面排解，有婚丧喜事，请他们点主证婚。”有人甚至把他们喻为“福、禄、寿”三星，声名赫赫，威震上海滩。但三人之中，真正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只有林康侯一个。

林康侯名祖溍，字康侯，1875年出生于上海。他幼时入塾读书，熟读四书五经，17岁那年考上了秀才。但年纪轻轻的林康侯，似乎对“学而优则仕”并无多大兴趣，先是去别人家中做了一阵塾师，不久又受洋务运动的影响，研究了一阵实业方面的新学，无奈底子不够，研究无所成就，只得另谋他途。

1896年冬，盛宣怀创办了专门培养交通人才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至1901年，为了保证南洋公学学生质量，特创设了一所附小，公开向社会招聘了三名教员，林康侯即是其中之一，每月得工资银20元。附小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年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七八岁，林康侯面对这班学生简直束手无策，教师之外如兼做保姆，一年下来感到十分疲劳。次年，林康侯既觉得学校的教育体制与管理方法不够完善，又想出外调剂身心，遂向学校当局提出赴日本考察教育，获得同意。

在日本，林康侯悉心注意日本小学的办学方针和管理方式，有时亲自坐在教室里听课，或与师生交谈，得到了不少教益，第二年归国时，已是满脑子的日本式教育思想了。回来后，他果然抛出一套教学改革方案，办学成绩显著，引起了社会上的重视。学校当局见他学成归来，治学有方，即提拔他任总教（校长）一职。

从清代到民国，林康侯任南洋公学附小校长达10年之久，虽有空名，而无实惠。林康侯的脑子里萌生了去金融界谋职的念头。1914年，北京新华储蓄银行创立，林康侯通过关系，活动到了发行所主任一职，弃教从商，打点行装到了北京。几年中，他结识了不少金融界的朋友。1919年，林康侯又毛遂自荐，请求回上海开办新华储蓄银行分行，自任总经理。他经营有方，敛财有道，很快在银行界有了名气，进而跻身于上海滩闻人之列。

林康侯不同于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样的流氓大亨，后有军阀撑腰，前有喽啰开道，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较为稳重，遇事不急不躁，很得时人好感。

他回上海担任新华储蓄银行经理后，运筹帷幄，广交朋友，很快打开了局面，在上海银行界十分走红，先后受聘于其他一些银行任职。自1927年始，历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上海总商会主席委员、国民政府财政会议委员、经济委员、财政部常务次长、上海参事会委员、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委员、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委员等职。一些社会团体和商业企业机构，也纷纷找上门来，聘其担任理事长、董事长之类的头衔，以壮声势。林康侯的兼职，一时有数十项之多。

林康侯做了十多年教师，自然好为人师，喜欢讲话，一些机构就常请他去发表演讲，他是来者不拒，正好借此发挥一下口才，但讲的次数多了，不免有失风的时候。据说有一次去某女校演讲，一通开场白之后，竟大讲女学生的姿态应如何，眼睛应如何，声音应如何，衣饰又要如何，尤其是鞋子，是不可“开前门”，也不可“开后门”，边说边跷起一只脚让台下人看，弄得一班女学生大呼“臭不可闻”，纷纷逃去。

林康侯自当上市商会主席委员后，就辞去了银行的职务，平时以市商会和银行公会为办事处，遥控着上海的有关商务活动，俨然成为货真价实的商界领袖。1935年还率先罗考察团去南洋进行了2个月的访问，开阔了眼界。

随之，林康侯在私生活方面大大阔绰起来，购置了6幢房屋和1亩4分地皮，在中央储蓄银行、环球信托银行存款数万元，在上海商业银行、国信银行、汇中银行等处，又有股票数万元。财大气粗，气派不凡。

正当林康侯步步高升、春风得意之时，日本人的铁蹄踏进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民奋起抗战，林康侯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理事，曾参加抗敌后援会与救济难民的工作。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林康侯去香港避难，又在杜月笙手下搞救济工作。期间适值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召开，他以中国代表团资方代表的身份，与劳方代表朱学范一同到达日内瓦参加大会。并赴英国伦敦，参加世界红十字会第16届代表大会。会后又畅游欧美各国，迷恋于灯红酒绿的异地风情，把烽火四起的中国大地抛却于脑后。直至1938年底，他才重返早已沦为孤岛的上海。

日伪占领上海后，在武力威胁和恐怖统治的同时，竭力拉拢上海的工商界上层人物，以便继续维持经济活动的运转，最大限度搜刮战时经济物资。但上海工商界的许多头面人物，或激于爱国热情拒不资敌，或借口托辞隐匿不出，或躲避战祸远走高飞，刚从国外归来的林康侯，在日伪当局看来，无疑是一个可资利用的角色。于是，他们频频向林康侯传递“信息”，表示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一职可由他担任。(www.xing528.com)

对于日寇的引诱活动，林康侯并未立即呼应。其时抗战烽火连天，大局前途未卜，他不免有所顾忌；又认为国民党政府待他不薄，以怨报德，不足为训。不如静观待变。日伪特务见他不肯乖乖就范，知道软的一手已难奏效。一次，乘林康侯单独出门之机，便用武力强行将他绑架至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76号特务总部，监禁起来，软硬兼施，再次劝诱他到汪伪政府中任事。林康侯知道凶多吉少，便耍了一个花招，表示“可以考虑”，但须让他回家想一想。日伪特务信以为真，放他回家。林康侯出得特务总部的大门，连忙回家稍加收拾，然后隐伏到一位朋友家中躲避风头。日伪当局见林康侯执意不肯出山，又见他人踪皆无，不禁恼羞成怒，下令通缉，吓得他又秘密逃往香港，再也不敢返回上海了。

林康侯到香港后，在杜月笙那里讨得一份差事，去红十字会和中国赈济委员会任事，日子倒也过得不坏。不料，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香港也很快沦于日军之手。12月30日，滞留香港的林康侯、李思浩和颜惠庆等人被日军逮捕，押往香港酒店软禁起来。为收买笼络这批与国民党政权有关的人物，日军采取“攻心术”，待他们如上宾，生活方面十分优待。

1942年4月15日，日军突然将他们用飞机押回上海，关押于锦江饭店，再次胁迫他们出山。此次，林康侯明白若不答应日伪的要求，必定是身家性命难保。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抗战前途渺茫无际，洁身自好已不可能，不如乘机投靠日伪当局，遂答应了出任伪职的要求。

当时，日伪当局在上海设立了“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专司日伪军需及统制物资的收购配给工作，举凡中国大陆所产之大米、棉纱、煤铁等等，无不属搜刮抢掠之列，一则用于日伪军用，一则配给日侨日商。该会成立后，由唐寿民任理事长，林康侯等人担任理事。不久，“海上三老”之首闻兰亭接替唐寿民，出任该会理事长，便说动了林康侯来任秘书长一职，并兼任常务理事，同时兼充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林康侯当了“商统会”秘书长后，每月得车马费3 000元，东跑西颠，得意洋洋，大批重要物资就通过他的手源源不断地到达了日本侵略军手中。日伪当局的高官要人也常与他走动，更增添了他不少威风。

1945年9月27日，林康侯以汉奸罪被国民党军统局逮捕，并从他家里抄出了大汉奸汪精卫给他的一封信函，表明了汪伪政府对他的倚重。

林康侯先被关押于名叫“楚园”的拘留所，后转押往远东最大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恰与闻兰亭、袁履登同囚“忠”字监，被当时舆论讥为“三星聚会”。三人在狱中见面，相顾之下，无不凄然，而各人所为，又相映成“趣”。闻兰亭精于佛事，每日无事便坐禅念经，升座说法；袁履登是圣约翰毕业生，信奉基督教，常常口诵“我主宽恕”，求得心灵上的一丝慰藉；惟林康侯无所信仰，平时好发言论，入狱后却沉默寡言，加之衣饰不整，蓬头垢面，显得十分憔悴。但三人年老多病，平素为人处事尚称稳重，有些声名，故在狱中颇受一些优待，每日可读些书报，或聚首商量三餐菜肴，让狱方照样做来，口福不减平日。日常应用物品，也可开条让家人送来。有时诗兴一来，你唱我和，煞是热闹。

抗战结束之前，林康侯已察觉到日伪大势已去，末日将临，曾秘密与国民党在沪人员有所接触，冀图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被捕后，如同其他许多汉奸一样，国民党当局迟迟没有进行审讯。在全国人民日益强烈要求审判与惩治汉奸的压力下，从1945年底起，国民党政府才对汉奸进行了大规模的审讯和判刑。

1946年8月，上海高等法院刑事庭判决林康侯有期徒刑6年，剥夺公权6年，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林康侯接到判决书后，仿佛接到了死刑执行令，6年的铁窗囚徒生涯，对他这样一个70多岁的老人意味着什么，他是非常清楚的。他决定提出上诉。

9月23日，他炮制了一份上诉状，竭力洗刷自己的汉奸罪行，同时多方活动，动员一些故旧门生为他疏通，要求他营救过的国民党人员出庭作证，还让他的大小老婆在外鸣冤叫屈。林康侯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国民党最高法院对他的案件重新进行了调查审理，最后于1948年4月复判为有期徒刑2年。

全国解放前夕，林康侯刑满出狱，即赴香港定居养病，约于1965年病死。

（邢建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