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张元济：旧上海风云人物

翻开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商务印书馆早期创办人张元济的名字赫然在目。张元济致力于中国出版事业60年，致力于商务发展60年，为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1867年（清同治六年）出生于浙江海盐县一个有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父亲张森玉，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曾先后出任广东省会同、陵水两县知县。母亲也知书达理，受过良好教育。因此，张元济幼年随父母在粤东度过。父母对他自幼施行严格教育，又常嘱咐他如何立身处事，这些对张元济以后良好品德的形成，以及对事业热爱的坚忍不拔的精神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880年，14岁的张元济随同母亲回到浙江海盐，潜心读书仕进。

1892年，张元济中进士，并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又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深，张元济目睹清政府的昏庸颟顸，深感中国非变法不能图强。为此，张元济经常和一些文人志士谈论国事，谈论改革，并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认为当务之急在于“鼓动人心”，即要学习西方创办报纸，开设书局，以便启发民智；同时，要“培植人才”，开设学堂，张元济因此还几次敦促他的朋友汪康年创办学堂，以培养“贯通中西”学问的国家栋梁之材。

张元济支持1898年戊戌变法，也参与了戊戌变法，因而也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嫉恨。变法失败后，张元济遭到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但他深信变法是必然趋势，中国的社会变革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张元济被革职后，来到上海，先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院长，不久辞职。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编译所所长（1903-1918）、经理（1915-1920）、监理（1920一1926）、董事长（1926-1959)，与商务结下了不解之缘。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风池等人。张元济在1902年进入商务，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创始人。最初，编译所只是聘请几位留学生翻译各国科学名著，后所内人员渐次增多。此时学堂兴起，社会大量需要教科书。张元济为适应社会需要，组织编译所用主要精力编纂了《最新教科书》。他对这套书的每一学科，甚至每一课都与诸位同仁构思数笔，反复推敲。这套教科书出版后，立即便为社会所广泛采用。这可以说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来最早、且影响最大的第一批教科书，也是张元济维新改革、重视教育思想的一种具体实践。

张元济主持编译所期间，对西方文化思想学术名著的翻译与介绍给予了诸多的关注。他主持翻译介绍了严复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设》、《法意》、《名学》、《原富》及林纾、伍光建等译的西方著名文学著作，这对于思想解放、开启民智、造就革命舆论十分有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张元济主持出版发行或编辑了许多刊物与杂志，如：近代国内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1904-1949），以及《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儿童画报》、《社会月刊》、《自然界》、《哲学评论》等共计19种。这些杂志、刊物直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潮流，同样也是张元济维新改革思想的一种具体实践。

张元济还致力于工具书的编纂。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新式辞书《辞源》及以后陆续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字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等工具书都是在张元济的亲自规划与编纂下问世的，这些现代辞书、字典的编纂与出版，在我国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张元济一生事业中最重要，也是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其所从事的整理与影印古籍的出版工作。

张元济学识广博，且具有开拓意识。因此，在整理、影印古籍中运用其娴熟的版本、目录和校勘方面的知识，不仅在数量上使大量古籍得以出版发行，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其特色之一，是张元济善于总结前人汇刻丛书的经验，并以此为基础不拘门类，荟萃大量古籍，加以精心影印，使许多古籍珍本得以广为流传。同时，为时代需要，又自辑丛书，将前人所辑丛书保留精华、剔除重复部分，另辑成一部大丛书。如此，张元济便把丛书的校印、编辑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古典文献的汇集之库。

其特色之二，是张元济善于继承和发扬古代传统的校雠学方法，佐之于近代先进的印刷技术，校勘影印古籍。这就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古籍的原貌，还由于运用最早、最好的版本来作为底本，因此可以澄清与纠正清统治者为其统治需要而纂修《四库全书》与《二十四史》的错误之处，为后世提供了可靠的、可阅读与校勘的本子。

其特色之三，是张元济极注意在校书过程中搜求第一流的版本，以求减少经长期流传而产生的讹误与衍脱。根据“书贵初刻”的指导思想及印刷史的经验，张元济往往不惜任何代价觅求宋、元版本，但他又不迷信宋、元版本，而是待有了这些版本后，进行细心的对勘、分析与考订，最后择善而从。并且，将此一过程附录于卷末提供读者，让读者来辨识版本的优劣及文字的精当与否。若遇脱简与残缺更是千方百计设法补配齐全。这些方法与措施，在目录版本学上都是有独到之处而且卓有贡献的。

其特色之四，是张元济懂得科学地运用校勘方法。这不仅包括厘定文字得失，而且还包含对错杂纷繁的版本理清源流，确定价值，以此来作为选择底本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再对历代著录、题跋案断的不当之处予以纠正，加以说明。同时，张元济又吸取前人的校勘长处，在得不到充足证据之前，绝不轻易纠改，以免因之而窜乱古书。这些做法后来成为商务的准则，对出版界都起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张元济据上述原则整理、影印出版了大量古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共集书323种，计8573卷，装订成2112册的大丛书《四部丛刊》与全书共计820册的《百衲本二十四史》。(www.xing528.com)

为搞好编译与古籍整理、影印工作，为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张元济还创办了“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

“涵芬楼”曾是我国屈指可数的著名藏书楼之一，是张元济于1907年创办的。内藏古今中外各类图书，专供编译所人员参阅。为使涵芬楼入藏有丰富的善本古籍及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张元济花费了大量心血。从1918年至1936年近2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下午5点左右，总有各地旧书店外勤人员，带来各类木刻书请张元济鉴阅，张元济总是从版本的年代、书的著者、内容等方面鉴别其价值，或当场批示收价；或待日后再查核流传善本书目，考订其版本源流，最后作出收购与否之决定。许多善本书就是这样入藏涵芬楼的，包括已成稀世珍宝的部分《永乐大典》。

随着不断地搜集，涵芬楼已有蔚为大观之藏。张元济便拟办对整个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益的事宜，决定在涵芬楼基础上，创办对社会开放的东方图书馆。此后，张元济对图书馆的选址、建筑规模、内部的设计，甚至于创办后的规章制度都作了煞费苦心的设计与安排。

1924年5月，建筑在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对面的东方图书馆正式落成。这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五层大楼，内藏各类图书，至1932年，已藏有中文书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善本古籍3700余种，近5万册、全国各地地方志2600余种，共2.5万余册，总计各类书籍达46.3万册，还不包括5万余幅图表照片、各类较齐全的中外杂志、报刊。这在当时国内图书馆中是为数不多的，尤其是其中地方志藏量之丰富堪称全国之首。

1926年，张元济等议决图书馆对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至此，东方图书馆每天下午供公众阅览、借阅。为方便读者还制成书卡20余万张。数年间，利用东方图书馆阅览的人已达数十万人次。

张元济创办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这不仅对商务以后的发展意义深远，而且，对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促进。可惜，东方图书馆所藏之大部分书籍俱毁于1932年日军的炮火，五层大楼也成了断壁残垣。

张元济奉行“操守廉洁，勤谨尽责”，因此，凡是与他共事过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商务的数十年中，张元济身为主要负责人，做事从来是公私分明、克勤克俭。即使是偶尔因私事拿用了馆内一只信封，也要郑重其事地写下张元济“借简”便条，以便日后归还或出资。

张元济在工作中从不动辄发号施令，随意支配别人，而是不畏劳瘁，或亲手处理各种事务，或与他人商议办理事宜。譬如：商务创办初期，张元济主管编译所事务，张元济每日必在编译所事完毕后，去发行所核阅当日信稿或重要文书，绝不耽搁事务。因而，常常要搞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作罢，有时还要携回大包小包的文稿信函回家处理。

在用人问题上，张元济一贯主张应“取诸社会，用人惟才”。认为除馆内所需的专家、学者与具有特殊技能的技师、技工向社会直接招聘外，其余工做人员一律从社会经过招考培训后，择优录用。而反对商务高级职员的子弟“藉父兄之余荫”随意入馆任职，以为这不利于商务的发展。张元济说到做到。1922年，商务创办人之一鲍咸昌欲将其儿子招入印刷所工作，张元济便对鲍去信陈说弊端所在，并愿意与他一起“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之后，张元济之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归来，欲入商务，张元济也晓以厉害，认为自己应当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由于，张元济处处能从商务的大局出发，而且注重科学，注意引进先进印刷技术，所以商务印书馆事业日益兴旺，逐渐成为一个在中国同行业中享有盛名的新型出版企业。

张元济晚年，仍关心并致力于商务的各项工作，尤其对于古书校勘，作出了诸多贡献。直至解放之初，张元济以80余岁高龄仍对商务书稿的排印、旧书的重版、以及印数多少，参与议决。同时，还兼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务，直到1959年8月14日逝世。

（季永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