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租界里有三条马路用的是中国人名字，其中一条叫虞洽卿路（即今天从苏州路到延安路一段的西藏路）。
1867年6月19日，一个细雨濛濛的日子，虞洽卿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龙山乡，取名和德，成名后人们多称其为“阿德哥”。父亲虞万丰在镇上经营一爿小杂货店，中年身死，6岁的虞洽卿由寡母方氏带着，过着时饥时饱的清苦生活。勉强读了三年私塾后，方氏实在无力，便在他15岁时，送他到上海去学生意，辗转托人，很不容易地进了望平街瑞康颜料号当学徒。临行时，母亲给他做了一双布鞋，并且千叮万嘱他要勤快节俭。
虞洽卿到上海时正逢大雨，他舍不得那双新鞋，便光脚走进店来。不想店堂间潮湿泞滑，一跨进门就跌了个四脚朝天。老板见状，脸上顿浮喜气，连声说：“我们瑞康要发财了！”随即伸手将虞扶起。他见新学徒赤着脚，长得天庭饱满，长面阔嘴，竟与印象中的财神极为相似，而这一跤的跌相又煞似个活元宝，迷信的老板因此从一开始就对“活财神”刮目相待。小小年纪的虞洽卿时刻记着母亲的嘱咐，十分肯做，加上心灵手巧，使老板非常称心，因此未等满师就被提升为跑街。不几年，虞洽卿便在上海颜料行业中崭露头角。以后他除赚些买卖上的回佣外，有时自己也囤买一些颜料，且做得十分顺手，经济上因此有了些余裕。但他并不满足，开始每晚去青年会学英文，为更高的目标——打进洋行做准备。
1894年，有家专做进出口生意的德商鲁麟洋行，进口业务以颜料为主，因尚未打响牌子，欲物色一个有经验的中国人来充“开路先锋”。虞洽卿听说后便托族人虞香山（时礼和洋行颜料部经理）介绍，做了这家洋行的跑楼（相当于副买办）。虞担当此任本来就熟门熟路，所以没过多久便做出了成绩，被提升为买办。他在“鲁麟”一做就是五年，从进出口方面分别收取佣金10%和20%，赚了不少钱，后来买下了闸北顺征里全衖房屋，穷小子真的变成了富翁。
1903年，36岁的虞洽卿离开了鲁麟洋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一年之后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这以后，他利用荷兰银行的名义开发远期本票，换取现金，套取利息，并独资创设了惠通银号，后来又发起组织四明银行，推荐与己关系密切的孙衡甫做经理。就这样，不过20来年，一个宁波小学徒便成了一个头面人物，在上海滩上牢牢地站住了脚跟。
上海租界华洋杂居，但当时的中国人多惧怕洋人，每遇事端，一般不敢出面交涉。而虞洽卿担任买办，天天与洋人打交道，摸熟了洋人脾气，别人不愿出头，他独敢出来调解，“调人”几乎成了他的一种独有身份，他也常以此自居。他先是在两次四明公所血案调解中崭露头角，以后又斡旋调解了1904年的周生有事件和1905年“大闹公堂案”。由此，虞洽卿几乎成了商民皆知的“大闻人”，不但为官府所倚重，也使租界当局对他刮目相看。
在调解谈判过程中，虞洽卿认为，中国商人要不受辱，还得有自己的自卫武装。为此，他在1906年，和朱葆三、傅筱庵、钱达之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商团”，这个组织以后成为虞的政治资本和群众基础。
本世纪初年，沪、甬水上交通为东方公司、太古公司和招商局所控制，三家联成一体，时时抬高船价，且有的外商轮船倚仗洋势，态度生硬，久为宁波同乡所不满。1908年，三家公司毫不理睬宁波同乡减低票价的一致要求，于是虞洽卿与严筱舫等发起，号召宁波人自己组织轮船公司，定名为“宁绍”，每一股份定为5元。消息一传出，旅沪宁波人士纷纷解囊入股，凑成40万元，向福建马尾船厂购到一艘轮船，命为“宁绍”轮。这是虞洽卿经营航运业的开端。
“宁绍”轮一炮打响。开航后，由于票价定得较低，又是宁波人自办的航业，所以客货运都很兴旺，使外商轮船受到一定冲击。太古公司为对付宁绍，特将船票降为2角5分，并赠每个旅客一条毛巾。这一招使宁绍公司几乎难以维持，幸而宁波同乡出于“爱国爱乡”之心，出面组织了“船票维持会”，票价改为3角，由维持会每票补贴2角。这样，宁绍公司才未在外商垄断资本的压力面前败下阵来。
作为宁绍公司总经理的虞洽卿，这时的主要职务却仍是荷兰银行买办。他虽对航运业有兴趣，但宁绍为股份公司，总经理之上尚有董事会，且他的股本也不多，颇难满足他独揽大权、大力发展的欲望。1913年，他在家乡三北龙山乡修筑海堤，建设码头，购置了3艘百吨小轮，名为“慈北”、“姚北”、“镇北”，创办了独资的“三北轮船公司”。不久，有两艘行驶长江航线轮船的英商鸿安公司无意经营，虞即备价接收了下来。
1914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使虞洽卿开始全力经营自己的航运业。当时，宁绍公司董事长乐振葆向董事会建议售出“甬兴轮”以增募资金，并称已有受主愿出银6万两，而将来订造新轮，尚不需此数。虞对此竭力反对，但董事会仍议决出售。虞气愤之余，当场表示自己愿多出5000两银子承受“甬兴轮”，这董事会当然无法拒绝。虞购得该轮后，转手租给外商公司，得租金30万，竟超过买价四五倍。宁绍股东大哗，召开大会，一致反对虞购买“甬兴轮”，并撤销虞之总经理职。虞洽卿登报声辩否认舞弊营私。最后在朱葆三等人的调解下，虞将“甬兴轮”的租金以公债形式归还宁绍公司。
虞洽卿被撤销宁绍总经理后，便即全力经营自己的航运业。他将“三北”资本从20万元增扩至100万元，更名为“三北轮埠公司”，并添购3000吨海轮行驶南北洋。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外商各轮多奉调返国参战，中国沿海及长江一带货多船少，运费大增。到1918年大战结束时，三北、鸿安二公司均获巨利。虞复又变卖不动产投资三北，使之资本总额扩充至200万元，大量添购轮船，并在沿江、沿海各埠遍设码头、堆栈，事业蒸蒸日上。虞自己夸称，“重庆民生公司、天津政记轮船公司和上海三北公司为中国的三大民营船业”。
虞洽卿一生不愿做官，用他话说，“做官如做戏，我做生意还来不及，还做啥戏！”但是，上海的重大政治活动无一例外都有他活跃的身影，他是十分懂得政治与商业的关系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积极筹划上海起义以响应，但苦于经费无着落。虞洽卿得知后，当即捐款8000元，并竭力劝动朱葆三，共同组织了一个革命军饷征募队，为上海资产阶级反清革命雪中送炭。
1920年2月，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发起成立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虞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收纳了一大批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陈希曾等。
1924年8月21日，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并进而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淞沪商埠会办（相当于副市长）。他在会长的两年任期内，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目的明确的政治活动。(www.xing528.com)
虞洽卿当上总商会会长之时，正值江浙战争箭在弦上，两地士绅发起弭兵运动。虞即于8月28日以上海总商会名义分电江苏督军齐燮元、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全国各公法团，请求息争停战。
1924年到1925年，上海由于军阀互争地盘，形势十分紧张。虞出于自身利益，此时十分活跃。他初电双方规劝“勿造乱源”；又电交通部，请制止路局装载非奉令调动之军队；复电段祺瑞政府，“请令总税务局将无照军火扣留”。12月8日，虞再次以商会名义电请段政府“裁撤护军使，停止兵工厂，上海永不驻兵”。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市民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举行“三罢”运动，并于6月7日提出17项条件作为交涉的基础，向帝国主义作进一步的坚决斗争。虞洽卿首先反对罢市，曾亲自去几家商店劝说开门复业，结果遭到店员市民围攻，被扯破衣衫狼狈而归。后，海宁路虞宅被人安置炸弹，幸未伤人。但他仍主持总商会坚决不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一意避重就轻，化大为小，并竭力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不久，他出面组织了一个所谓“五卅委员会”，擅自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更改为新的13条，将“十七条”中“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保障工人权利”等根本问题，均加以删弃，而增加的“收回会审公堂”、“上海租界工部局投票权案”等，则是利用工人阶级和上海市民的流血斗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表明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既不愿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也不愿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企图站在所谓“中间”的调停地位。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上海总商会擅改交涉条件提出严重抗议，但虞洽卿等一意孤行。6月19日，虞在总商会会议上公然提出6月21日终止罢市的建议（后因此在6月26日开市）。不久，作为五卅运动的间接结果，租界当局终于同意增设华人董事五人。选举揭晓，虞洽卿列在五人之首，这可以说是租界当局给虞的报酬。
五卅运动以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受到严重阻碍。为加强所谓的“亲善”关系，1926年4月，日本商会联合会致函虞洽卿，邀请中国商界组团参观大阪电气博览会。5月20日，以虞洽卿为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58人赴日参观团，从上海出发。在日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朝野显要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总司令蒋介石日益走向革命的对立面。与蒋颇有渊源的虞洽卿，此时便出面与江浙财团钱新之等密议，提出只要蒋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承认列强在华之既得利益，他们就帮助蒋与帝国主义疏通，以换得列强对二五附加税的承认，从而免除蒋介石财政上的后顾之忧。在与蒋介石取得一致态度后，江浙财团和虞洽卿等，又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肃清异己，公开反共。仅“四一二”政变前后的一年里，上海资产阶级就为蒋筹集了近8000万银元的巨款。投桃报李，蒋介石亦有意在公开场合抬高虞的身价。1927年7月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和总商会等公宴蒋和当时上海市长黄郛，蒋故意与虞并肩入席，听任记者大肆渲染。时隔10年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清党纪念宴”，虞洽卿赫然坐在显要的五大“功臣”席上（另四位是明火执仗的“四一二”悍将黄金荣、杨虎、杜月笙、张啸林）。
虞洽卿与蒋介石搭上关系后，租界当局对他也益加重视起来。1936年，工部局经华董江一平（虞之女婿）建议，通过了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的决议。10月1日，“虞洽卿路”举行了隆重的命名典礼，从宁波同乡会到跑马厅一带，悬灯结彩，热闹异常，数十万人围看闹猛。这一段时期，虞洽卿在政治上是春风得意，但经济上却每况愈下。由于内战不断和国民党政府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榨取，虞洽卿的主要企业三北公司负债累累，他每天最忙的是借债、还债，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大佬”。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战地难民源源涌入租界。经虞洽卿提议，成立了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由他本人任会长，英商太古洋行大班为副会长，与各慈善团体联合开展救济工作。
1940年春，公共租界当局召集各同业公会理事长举行联席会议，商请各方垫款购办洋米，用以保障租界民食。华董虞洽卿首表赞成，各行业代表均无异议，当场议决执行。
此举对虞洽卿影响甚大。当时他有一批挂着外商（如挪威“华伦洋行”）旗帜的轮船，为运米又利用意大利人组织了一个“中意轮船公司”，实质是用12%的股份买了面意大利旗帜。这些轮船往来于上海与南洋、西贡间，购运洋米。因意大利为日本同盟国，日本海军不加检查，由此虞洽卿大获其利。
随着日军对中国海面的进一步封锁，租界当局的江海航运受到极大制约，工部局被迫停止运米，上海储粮仅够供给市民两个月之需。市民受断粮恐慌驱使，抢购成风，致米价暴涨。这时虞洽卿出面召集各行业公会，讨论开办上海“平粜会”，由各业垫款购买洋米，以平稳米价。他宣称这是造福市民的善举，并表示运输由他完全负责，运费亦可打些折扣。银钱业代表认为此举将损失他们的利润，故率先反对。经过激烈争辩，约有一半行业的代表退出会场。最后，虞洽卿在以面粉业、杂粮业、米业及棉布业为主的代表支持下，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先后共募到近百万元，成立了“上海平粜委员会”。
该会通过银行押汇，向西贡购运洋米，由虞洽卿的挂着“华伦洋行”旗号的轮船承运，先后运到洋米达170多万包，照市价7折出售，差额从捐款中贴补。然而，虞洽卿坚持平粜绝非纯粹善举。他的真正意图是：以济难的名义购买平粜米，进口照会容易打出，且不必付进口税，同时，还可以浑水摸鱼为自己搭运份额外的洋米。由于好处多，虞洽卿在上海之外，又陆续举办了宁波、镇海、三北等地的平粜会，俨然是个大慈善家了。这事情当然瞒不过一些有名的米蛀虫如曹莘耕、陈子彝、张念萱等，他们向虞洽卿提出要分享利润，虞也无法拒绝，但总不爽快，结果发生矛盾，他们便将底细抖了出来，一下就使“大慈善家”虞洽卿背上了“米蛀虫大王”的臭名。
当整个国家正在经受苦难的时候，虞洽卿却利用贩米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在这一时期，他用100万元买进了南京西路成都路盛宣怀家祠地皮，51万元买进了“大上海”戏院，70万元买进了神州旅馆门面，60万元买进了泥城桥鸿福里、重华新村等。
发财归发财，虞洽卿在上海的处境却逐渐变得步步荆棘、坐卧难安了。此时上海已成“孤岛”，日伪特务横行，租界亦难保安全，几乎每天都有暗杀或绑架事件发生，汪伪76号大特务吴世宝扬言要绑架虞洽卿，而国民党特务则一再告诫他不要投靠日伪。凭虞的社会影响和一贯作风，要想超然于政治之外也是办不到的，再在上海犹豫观望，说不定在哪天就会挨上刀枪。正在此时，他接到蒋介石令宁波专员公署转来的两份电报，一电劝他到内地从事工商业建设，一电问他何日启程。礼遇在先，可不能等着吃罚酒，虞洽卿只得十分不情愿地打点行装，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上海。时为1941年春。
虞洽卿自沪抵达香港后，虽已是70多岁的老翁，然而拓展事业之雄心犹不减于当年。他一眼看准陆上运输在大后方的重要地位，即用5万英镑，买进一批福特汽车，取道仰光开往昆明。到重庆后，他便利用原三北轮埠公司在各地设置的码头、堆栈，与王晓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贸易公司”，改水运为陆运；还由其第三子虞顺慰出面，在重庆组织“川光公司”。此后，虞洽卿又亲到昆明，与龙云接洽，与西南财阀缪云台合资开设了“三北运输公司”，购福特卡车120辆，往来于滇、缅道上。虞还弄到一张蒋介石的“手谕”，写明此即“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就这样，虞洽卿进四川不多久，又大大地赚了一笔。1945年5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病逝于重庆，终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嘱赠黄金千两给国家，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
（徐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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