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清末报人与旧上海风云

清朝末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非常重视舆论宣传，他们办了30多种报刊，宣传变法图存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时务报》，该报经理就是办过多种报纸的清末报人——汪康年。

汪康年，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别号毅伯、毅白、恢伯、初官、醒醉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1860年1月25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汪养云在咸丰年间中为举人，初授教谕，后纳资为广东候补知县，带着年幼的汪康年常居广东。汪康年早年在广东的私塾中就读多年，1882年父亲亡故，回到原籍，在书局中暂做校对，不久就到汉口开馆授课了。

1889年，汪康年到北京应优贡考试，入选。初选主考为瞿鸿讥，结为师生之谊。又考取八旗官学教习。这年秋天返回浙江应乡试，中为举人。1890年接受两湖总督张之洞聘请，到武昌做其孙子的“业师”，成为张之洞的入幕之宾。不久又兼任汉口自强书院编辑、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1892年到北京应会试，中为贡士，因足疾骤发，未及应殿试就回到湖北。1894年入京补应殿试，中为进士，与主试者翁同和行师生礼。

在应试与教书之余，汪康年也很关心时事政治。甲午战争时期，汪康年遍阅京沪各地报刊，见内容殊多失实，即起自办报刊之念。1895年中国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全国震动，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汪康年发出了“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的呼声，并提出首先教育、政治要“改弦易辙”，创议组织“中国公会”，往来于上海汉口间，因公会一时难于成立，汪康年听从了友人先办报馆的建议。

1895年8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12月，上海成立强学会分会，汪康年应康有为之邀到沪主事，并举家迁居上海。不久，两地的强学会先后被封解散，汪康年、黄遵宪等人遂商议“以报馆为倡始”“谋再振之”。1896年春与奉康有为之命专程来沪办报的梁启超共同商讨创办《时务报》的宗旨及章程，以上海强学会结余款1200元作办报经费，不足之数另外募捐，黄遵宪、盛宣怀、邹凌瀚等都捐了款，8月9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联名发起的作为改良派机关报的《时务报》创刊了，该刊为石印旬刊，每册20余页，三、四万字，月出三册，馆址设在英美租界石路（今福建路）、四马路（今福州路）拐角处。由梁启超任主编，汪康年任经理，掌财政、人事，间或亦执笔论著。报馆先后请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等人为撰述，并聘用了一些专职外文翻译，设论著、上谕、奏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栏目。《时务报》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锋犀利，特别是连载梁启超写的《变法通议》，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守旧，阐发变法必要，危言耸听，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时务报》作为宣传维新救亡、变法图存的主要刊物，深受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及同情变法的官吏的欢迎，他们纷纷捐款作办报经费，半年即达1.3万元，报刊的发行量也创当时国内报刊发行量最高记录，从创刊时的4000份扩大到1.7万份，风靡海内，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原委》中称“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亦乘机邀誉，曾训示以公费购发湖北全省文武官员及书院诸生阅看。

汪康年先师事翁同和，后与梁启超同事、与谭嗣同为友，同这些维新派领袖交往十分密切。在他们的影响下，《时务报》第4册发表《中国自强策》，提出“复民权”的主张，第9册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进一步阐述参用民权的利益。虽然汪康年托古而发的民权论仍属“君民共治”范围，他的民权实际上是少数地主资本家的绅权，但还是遭到顽固势力的指责非难。张之洞授意僚属劝他以后不要轻言民权，“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因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旧属，《时务报》办报经费中有张之洞捐给强学会的余款，汪康年从此绝口不谈民权。但梁启超等人的论著仍大谈维新变法、改制大同学说，不断侵及洋务派利益，张之洞为此曾扬言“另开一馆，专驳《时务报》议论”，饬令停发该报第40册，并一再通过僚属促汪康年干涉笔政。1897年10月梁启超应黄遵宪等人邀聘到长沙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由汪康年兼代笔政，汪康年私改梁启超从湖南发来的文稿，引起梁启超不满，后来梁启超愤然辞去《时务报》笔政，汪康年开始总揽一切。从此《时务报》成为洋务派张之洞集团的喉舌，从第55册开始没有梁启超的文章，论文减少，译文和洋务条陈见多，《时务报》初期的宣传鼓动作用逐渐丧失。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7月26日经言官奏请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汪康年不愿交出已成洋务派舆论工具的《时务报》，以“商款仍旧商办”为由，将《时务报》“暂行停止，俟康工部到申，再由其筹办，本报特改名《昌言报》，仍与从前《时务报》蝉联一线”。1898年8月8日，《时务报》出至第69册后停刊。新出的《昌言报》以汪康年为总理，聘请梁鼎芬为总董，戊戌政变后日本人安藤虎雄为总董。该报出至第10册停刊。

在办《时务报》的同时，汪康年一度与人办过一些学会，如1897年与梁启超、麦孟华等创办“不缠足会”；与曾敬贻、叶翰等创办“蒙学会”，并发刊《蒙学报》，该报以“开通锢蔽”为宗旨，完全用口语编写，但影响不大，不久停刊。1898年初，汪康年东渡日本回沪后设“东文学社”，招生开课，授日文，培养留日学生。

当《时务报》风行全国时，汪康年深感其10日一册，对时事评论往往不能及时，遂与汪大钧、曾广铨等人另行集资，创办《时务日报》，日出一期，1898年5月11日创刊。该刊改革版面，仿西文报刊，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四版两栏，现行报纸都沿用了这一格式。该刊记载中外要闻，评议时政得失，着重摘译西报，沟通商情。该刊创刊不久，上海法租界当局强夺四明公所，造成血案，《时务日报》调查事实真相，加发传单，全力声援旅沪甬人，获得好评，销路日广，但也遭法国领事嫉恨，下令禁止在法租界发售。在《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的同时，《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发行。(www.xing528.com)

1900年，《中外日报》诬蔑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主张急剿，并为破坏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东南互保”制造舆论。1903年，驻中国东北的俄国军队违约不撤，汪康年闻讯与蒋智由等召集会议，力陈其害，并披露报端，致电上书，由于朝野舆论抗议及全国掀起的拒俄运动，迫使东北俄军撤出。

1904年，汪康年暂时委托他人代理《中外日报》，到北京补应朝考，授职内阁中书。1905年在京浙人筹建浙省铁路，汪康年到沪邀集同乡，组成商办浙江铁路公司。1906年入选学部咨议官。

1907年，汪康年回沪继续主持《中外日报》，持君主立宪立场，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8年因经济拮据，该报接受苏松太兵备道蔡乃煌资助，这是报界受政界津贴的开始。蔡派其乡人沈仲赫到馆监督。同年6月因刊载来稿《金陵十日记》，获咎地方当局，8月，汪康年被迫将《中外日报》报产售于蔡乃煌。

1909年，汪康年与清廷驻比利时使署职员王慕陶创办“海外通讯社”，并参加中国新闻常会。

1907年汪康年在北京期间一度筹办过《京报》，5月10日发刊。当时军机处首席大臣奕劻与大学士瞿鸿讥对抗，汪康年是瞿的门生，又有姻亲关系，《京报》遂成为瞿的政治斗争工具，多次揭载奕劻父子卖官纳贿贪污秽行，遭奕劻、袁世凯嫉恨。西太后对弈劻亦有罢意，一次单独召见瞿时透出此意。瞿非常高兴，将此事告诉汪康年，汪即转告友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高某，高在《泰晤士报》上披露，一时外国公使纷纷到宫廷询问，西太后对瞿泄密非常恼怒，瞿终因“交通报馆”、“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被免职回籍，《京报》亦于7月17日被勒令停闭，汪康年只得怏然回沪。

1910年11月，汪康年到北京办《刍言报》，5日一期，月出6册，在创刊例言中称“本报义取询于刍荛之意，……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间及摘登要闻，补充漏刊消息。此时清王朝将亡，而《刍言报》仍持顽固保皇立场。

1911年武昌起义，震撼北京，汪康年避居天津。11月3日晚，在京友人来信密告清廷将起用袁世凯。汪康年阅毕叹息不已，称“今方主张共和，然是人可为拿破仑，不能为华盛顿”。即睡，夜半忽发呻吟声，家人往视已昏迷，延至次晨去世。

（顾柏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