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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书:地方自治先驱,旧上海风云人物

时间:2023-12-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此次租界水厂建成,李平书立即前往考察,并决定引水入城,在二洋泾桥南赁屋设局,承销法租界及城厢用水。此时,李平书被委署遂溪县知县,受命处理此事。然而,这些爱国行动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赏识,李平书受到革职处分。清末上海的地方自治活动,是由地方士绅自发组织的,首创的则是李平书。李平书等人在得到地方官吏的同意后,立即着手工作。

李平书:地方自治先驱,旧上海风云人物

稍年长的人们或许记得,在沪南的蓬莱公园内,曾竖立过一尊三公尺高的铜像。铜像身穿长袍马褂,手执线装书卷,一绺银髯,飘然而立,一派文人风度。他,就是倡导和实行地方自治的先驱李平书。

李平书,初名安曾,字平书,更名钟珏,字瑟斋,晚号且顽老人。1854年1月14日出生于江苏宝山高桥镇(今属上海市)。曾祖父李锡川(字春江)以商船航海起家,为当地富室,1850年因以巨资赈济沿海水灾,得当道赠“义敦仁恤”匾额。祖父李香龄(字芗琳)习医,早卒。父亲李炳铨(字少琳)为宝山庠生,承祖业,精通医道,且以孝行称于乡,远近乡邻受其惠者不少。

李平书6岁时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14岁时父亲亡故,因家庭经济来源断绝,李平书便废读习贾,由族中人挈领前往上海谋生计,先后在花行和米豆行当学徒。1869年,17岁的李平书应试上海,补县庠生。第二年起充当塾师,以馆谷给养者三年。22岁时进龙门书院肄业,兼习中医,获补庠膳生。此时他颇自信,以为举业“如一衿之垂手可得”,然而,在以后的十几年内,他一再蹉跎,六下南闱,两下北闱,均未取第,直到33岁那年,始得优贡。

1883年,李平书经人推荐,在上海襄理字林沪报笔政,主持撰写时论。他“日著时论一篇”,以抒发其胸中郁郁勃勃之气。他在文中抨击清朝政治的腐败,斥责官吏的贪污,痛恨外国的侵略,担忧祖国的前途,矇眬地提出了改革要求。他指出,中国的通商口岸,几为外人所占据,“使中国权利尽为所夺”,而洋务派只知“务末而不知务本,务其末中之末,而大背其本”,处处仰仗外人,结果,“非所谓不能强我而且弱我”,他提出“欲国自强,必先求己”,采取独立自主的方针,但是必须学习西方各国,在经济上,开银行、办公司,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政治上,实行“君民同体”,“使上下之情相通”。他的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生活的坎坷、举途的蹇滞不无关系,更是他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反映。这一年,英租界建成自来水厂,这对李平书无疑是个触动,因他目睹上海城河屡浚屡淤,饮水不洁,病疫侵寻,每遇火灾,无从取水,以致延烧甚广,早就想在南市创设自来水厂,但由于风气未开,守旧者甚众,久而未决。此次租界水厂建成,李平书立即前往考察,并决定引水入城,在二洋泾桥南赁屋设局,承销法租界及城厢用水。次年,销水渐广,他打算借用租界英公司之水,“自设水管,于交界处立表,记数偿值,划清界限,以保主权”,后因上海道署发生人事变动,赞同此举的官员均被调走,乃未如愿。

1886年是李平书大开眼界的一年。这年,李平书以优贡资格参加朝考,获一等第十名,“引见以知县用”。回里后,他航海南游,周历了广州、香港、澳门、西贡、新加坡等地、考察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了解风土人情,拓宽了视野,更激励了爱国之情。他在考察了新加坡的情况后,气愤地指出:“泰西各国,凡属通商埠头,他国领事不预听断之权”,而中国却不是这样,他以上海租界为例,“租界所设公廨,华洋会审,已非西例,西官又好揽事权,必欲华官仰其鼻息”。在新加坡他又看到,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领事不能像别国领事那样,行使其应当行使的全部职权,除了“给发船牌外,惟劝兴义学,宣讲圣谕,开文社,以行教化而已”,国家的衰弱受欺,使他感到愤懑。

回国后,李平书举业报罢,乃呈部分省,签掣广东。先后得河南保甲差、清厘积案局专办兼全省洋务局办事委员等职,后又被委署隆丰和新宁知县。

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争后瓜分中国的狂潮也冲击到了广东。1898年4月,法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要租借广州湾99年,不仅界址不定,租价也留待将来商定。颟顸的清政府慑于威逼,立即答复“可允照办”,法国政府得此依据,派军在遂溪县海口登陆,要求把吴川、遂溪两县周围400余里的土地和胸洲、东海两个岛屿划为租界。法国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当地绅商居民的愤怒,双方不断发生冲突,形势紧张。此时,李平书被委署遂溪县知县,受命处理此事。他到任后,坚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不为法国侵略军的威势所吓,在当地绅民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一支由1500名精壮组成的团练队伍,加紧训练,严密设防,击退法军的进攻,迫使法国在确定租界边界时让出了一部分土地。然而,这些爱国行动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赏识,李平书受到革职处分。之后,他离开广东,回到宝山原籍。

回籍后不久,李平书即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任湖北武备学堂总稽查、提调。1903年调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在江南制造局任上,李平书“革除积弊、遇事公开,选料论价,剔除回佣,各厂工资十足发给,不扣钱码”,并在局后新公所创设初级小学,便于工匠子弟就近求学,毕业后升入兵工学堂。又在新公所外建造房屋,廉价租于局中员司,“公私称便”,政绩可纪。在此期间,李平书还先后创立了医学会、女子中西医学堂、上海医院等,为公众事业作出了贡献。

清末上海的地方自治活动,是由地方士绅自发组织的,首创的则是李平书。1900年春,革职在籍的李平书就感到“清廷大势笈笈,不复可有为”,开始研究如何“仿行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以图自强。1903年,他曾向苏松太道袁树勋建议在上海开办警察,以维持地方秩序。但在当时,他还没有看到力量所在。1905年以上海为中心的抵制美货运动的发生,给李平书以极大启发,使他对上海绅商的力量有所认识。这年夏天,李平书和郭怀珠、叶佳棠、姚文枬、莫锡纶等五人“惕于外权日张,主权寖落”,“道路不治,沟渠渍汙”,市政衰败,集议创设总工程局,以整顿地方,立自治之基。他们以此就商于袁树勋,袁对此极为赞赏,并决定将官办的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撤除,所有马路、电灯,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李平书等人在得到地方官吏的同意后,立即着手工作。他们首先走访了曾经到国外进行过考察、学过法政的人,详细了解各国实行地方自治的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份总工程局的组织章程。此后,他们召集了三次绅商会议,选出76人,送请袁树勋裁定,袁指定姚文枬、郭怀珠等33人为议事经董;莫锡纶、郁怀智、曾铸、朱佩珍四人为办事总董;李平书则担任领袖总董,统管城厢内外总工程局。

李平书积极主持总工程局的工作,设置了路政处、工程处和捐务处等办事机构,派人接收了城厢内外道路、路灯的管理权,设立和资助小学堂以利初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统一了巡警以维持地方治安。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租界的扩张。李平书在掌理总工程局的四年中,共辟建、修筑道路6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50多座,新辟、改建城门3个,疏浚浜河9处,修筑驳岸、码头11座,岁收入达16.4万多两。李平书的理事能力在这里充分地得到了发挥。应该说,他如此尽力于工程局的工作,是由于他把此作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起点。李平书认为,上海“为地方自治之起点,将由点而长之为线,由线而方之圆之为面,由面而高之厚之为体”,从而在全国实现君主立宪。(www.xing528.com)

随着上海自治影响的扩大,李平书的声望也越来越高,他被选为轮船招商局董事、江苏铁路局董事,广州议办自来水厂,推举他为商股总董,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奏办南洋劝业会,也任命李平书为松沪协赞会长。在此之前,盛宣怀还委任他为通商银行总董。

1909年1月,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各地城、镇、乡必须设立自治公所,把地方自治作为实行立宪的一个组成部分。李平书等人以总工程局之设“本为地方自治之基础”,开办4年,颇有成绩,已具规模为理由,要求自6月18日起,即以原有之总工程局改作为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不再另外筹设。此项要求获苏松太道蔡力煌照准。至此,上海的自治活动结束了绅商自办阶段而进入遵旨筹办阶段。次年1月,根据清政府的有关规定,自治公所按照选民纳税的多少,分甲乙两级投票选举,各得议员30名,李平书再度当选为总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李平书和在上海积极活动的陈其美商议,决定在上海发动起义,并利用社会关系,为起义作准备。他先以师生之谊说服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的吴淞炮台守将和巡防营管带,要他随机应变,不伤民命。又劝说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衍,要求他不再运炮支援南京清军。11月3日下午,陈其美率领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受挫被拘,李平书一面担负起领导起义的重任,一面积极营救陈其美,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江南制造局,救出了陈其美。

上海光复第二天,李平书以自治公所的名义发布告示,稳定市民情绪,结束混乱局面。不久,沪军都督府成立,李平书担任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局长,包揽了城厢内外的全部民政事务,并赶制武器以保证江浙联军的供应。俟江苏都督府成立,都督程德全委任李平书为民政司长,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凡松太两属民政,就近在沪办理”,有要事才赴苏州就商。

李平书所致力的民国事业并不如意,尤其是民国成立后众多政党的出现,令他痛心,因他“始终不赞成立党”,拒绝同一切政客往还,包括他原来的一些朋友在内。1912年7月底,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沪军都督府宣布撤销,李平书即于9月初解除了民政总长职务,江苏民政司长驻沪办事处也随之撤销,不久,他江南制造局局长一职也不再担任。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以保卫地方为目的,上海县商会、教育会、救火联合会和商团公会四个团体联合组织保卫局,推举李平书担任局长,他标榜中立,对反袁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力争战火不波及南市。结果此举落空,7月22日,讨袁军围攻江南制造局,炮弹飞入市政厅左近,李平书从南市退回租界,认为上海已不可居,乃东渡日本。李平书在日本住了两年多,不谈国事,偶作诗词以寄爱国之情。后闻袁世凯竟欲称帝,愤慨万分,于1916年4月回到上海,与钮永建等共图倒袁之策,因缺乏实力,忧心如焚,至袁死方为之一快。

袁死后,李平书对黎元洪抱有很大希望,以为从此政治清明,他发电两通,一请撤回北军,一请裁掉上海护军使一缺,然皆石沉大海。他又撰文告诫各政党免党争,也没引起任何反应。政局不变,国事日非,使他忧愤弥甚,从此,他时或借书画展览自遣,时或纵酒消愁。虽然他以后曾先后担任众议院议员、上海市公所总董、淞沪特别市会办,但已心灰意冷,政绩不显。

1927年12月13日,李平书病逝于昆山,终年74岁。李平书逝世后,地方人士为纪念他,合议筹铸铜像。以南市救火联合会为主体,由华商电器公司、内地自来水公司捐助,请中国著名雕塑家江小鹣设计雕塑。铜像于1936年完成,因抗日战斗爆发未及竖立,乃将铜像秘密埋藏在南市救火会钟楼泥地下,上海沦陷期间,铜像瞒过了日军搜索,未被掠去充作军械铜料。抗战胜利后,由黄炎培先生撰书铭记镌刻于铜像石座上,赞扬李平书“创上海地方自治,为全国倡。……辛亥,上海响应革命,以其智且勇,指挥赞助,迅奏厥功,奠定东南大局,保全无数民命与物力”,并竖铜像于庙邑九曲桥荷花池内,后来被移置于蓬莱公园内。甚为可惜的是,铜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

(李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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