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工商界流行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这是上海资本家对朱葆三的推崇,也是对他商界领袖地位的承认。
他不是富商巨贾的后裔,靠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在上海露头角,也非官宦之家,仗着某种力量执商界之牛耳,他成功的秘诀全在于个人奋斗。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月11日,朱葆三在母亲的阵痛中呱呱问世了。朱葆三(葆珊),名佩珍,以字行。籍贯属浙江黄岩。父亲任清绿营平湖县乍甫都司,因此家中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好景不长,朱葆三14岁那年,父亲患重病,卧床不起。赚钱的人病倒,家境顿趋贫困。宁波人有到上海“学生意”的风气,经常有人往返上海宁波之间,为了解决生计,母亲方氏托了一位宁波的熟人,把朱葆三带到上海,介绍在一家“协记”五金店当学徒。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旧时个人奋斗的信条,也是母亲在他离家前千叮万嘱的话。年少的朱葆三,把它当作座右铭。尽管学徒生活单调苦累,朱葆三却每天挤出睡眠时间,学习打算盘、记账、阅读商业尺牍,这对一个还在长身体的男孩来说,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做生意要是能说几句“洋泾浜”英语,不但可使人刮目相视,更可使生意融通。朱葆三是个要强的人,决心努力一番,出人头地。学习外语每月还得要付一笔学费,这对“月工资”只有5角钱的小学徒朱葆三来说可谓是个大难题了。后经人介绍,他结识了邻近一家商号懂得些英语的学徒,于是便拜他为师,条件是学费5角。虽说朱葆三倾囊而出,但如愿以偿使他乐不可支。逆境出人才,用不了多久,他便把这个小先生的知识全学到了手,而且还青出于蓝。
朱葆三的勤快、好学,“协记”老板看在眼里,暗自高兴。在朱葆三17岁那年,总账房去世,东家便起用这个有志青年,由他担任总账房兼营业主任职。朱葆三此时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只感到自己的待遇与其他学徒相比,高出一截,从心里感激东家,用全心全意为“协记”服务作报答,为此使“协记”赚了不少钱。三年以后,“协记”经理去世,20岁的朱葆三又升迁经理之职。朱葆三从学徒到经理,只经历了7个年头,这在昔日的上海滩上是颇为少见的。
朱葆三善于经营,当了经理后,“协记”开始生意兴隆起来。正当朱葆三一帆风顺地经营时,老板去世了,“协记”也随即歇业。“协记”歇业,朱葆三却没停手,他用自己历年在“协记”所得存款,于1878年在上海新开河店面,自己开设慎裕五金号,专营大五金。作为一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料理下,新店很快兴旺起来。
此时的朱葆三,已不满足于做一个小商号的老板,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善于结交朋友的本领,想做一番更大的事业。上海的著名资本家叶澄衷,是朱葆三的同乡和至友,叶氏14岁从浙江镇海到上海当学徒,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积蓄了一笔钱,开设了一爿五金商号,慢慢发迹起来,以后又经销美孚火油,投资房地产,成了上海的巨富。叶澄衷仅比朱葆三年长3岁,经历也相似,这使朱感到鼓舞,从而对自己日后的发达充满信心。不久,在叶澄衷的帮助下,朱葆三将五金号搬到福州路叶氏产业的13号大楼。从此朱葆三扩大营业,经营起五金机器进口业务,赚了很多钱。19世纪末的上海,银行业、运输业等纷纷兴起,有着战略经营目光的朱葆三,赚了钱立即投资金融、保险等事业,很快使自己成了上海商界的巨子。
朱葆三从一个商号小学徒迅速成为商界巨子,除了如叶澄衷那样潜心经营外,他还有比叶更精明之处。朱葆三的另一个好友袁树勋,曾在上海县署任主簿,此人官运亨通,位至两广总督。袁在升任苏松太道时,朱葆三曾推荐慎裕五金号总账房顾晴川,去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并司出纳银库。顾晴川是慎裕五金号不可多得的总账房人选,朱葆三让这样的人去充任衙门内职,其中是大有文章的。
当时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庚款系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付款担保。朱葆三让顾晴川经手在未交给上海海关前,先由上海道库暂行保管的巨额赔款,折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袁树勋上交的利息是以通常的官利计算的,而存庄折息较官利为高。这当中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差额,就轻而易举地入了他们的私囊。不仅如此,因各钱庄需现款,而朱葆三的慎裕五金号也成了上海钱庄要求折款的对象,每天清晨,五金号的会客室里便坐满了各钱庄的“阿大先生”(即经理),等候朱葆三折放头寸。朱葆三不用自己掏钱,便成了当时掌握对各钱庄折放权的钱业“领袖”。
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措施。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1904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1905年,朱葆三凭借自己的威望,在改选中被举为商务总会协理。这不仅是他的荣誉,也表明他开始步向商界领袖的地位。
然而,朱葆三尽管地位上升,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05年,他投资上海大有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1906年投资江苏海州赣丰饼油厂、广州自来水厂、汉口暨济水电公司;1907年投资浙江兴业银行;1909年投资宁绍轮船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等。短短几年,朱葆三又把经营触角伸向外省的各行各业。(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朱葆三还积极参加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团公会的一些领袖人物,认识到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最终是个骗局,非常失望,因此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时上海驻有清军5个巡防营,3个营驻高昌庙、南市、闸北等地区,2个营驻守吴淞和狮子林,共约1200多名士兵,枪支弹药也很充足,可以称得上一支颇强的武装力量,这对上海的革命党人是一个严重威胁。巡防营的统领系姜国梁,上海革命党人头领陈其美与姜国梁的同乡、世交周南陔友情笃厚,于是陈便通过周向姜策反。其间朱葆三也做了工作,在宴请姜国梁的席面上,朱葆三作为资产阶级名人,畅言赞成革命,这对姜倒戈反清,站到革命党人一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11年11月3日(辛亥年九月十三日),革命党人举行上海起义的前夕,清政府南京督署电示上海道台:“上海革命起事,商团尽叛。已令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朱葆三从道台刘燕翼处获悉这一消息,非常震惊,立即设法密告李平书。李得到朱葆三的通报后,迅速布置,首先组织商团火烧道、县衙署。清衙守兵措手不及,慌作一团,纷纷投降,不到半天时间,上海城门便由起义军所把守,当天全城为商团占领。不久,上海江南制造局也被起义军占领。上海光复,朱葆三有功,因此他在上海的新政权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1911年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兼司令部长,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李平书为民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毛仲芳为海军部长,沈缦云为财政总长。但一个月后,沈缦云因为革命政府赴南洋募款,呈请辞职。于是,沪军都督会同沪上各界有关人士于味莼园开会,公举朱葆三继任。人们公举朱继任财政总长,除了他与上海中外银行以及钱庄有密切广泛的联系外,还因为他品行端正,不营私舞弊,在同仁中有良好的信誉,时人说他“做人以信义为本”。
光复不久的上海,商业不景气,金融恐慌,海关关税的收入须悉数归缴江苏省,不能挪用(因上海此时属江苏省管辖),财政困难到了连军费开支都无着落的地步。出任于危难之际的朱葆三,深知自己的责任非同往日,认识到“设有疏虞,贻误匪浅,万一士兵哗溃,责有攸归”,“垂念大局安危,关系至重”,因此他以“毋苛捐,毋滥费,毋挠权”“三毋”相约受职。任职后他“兢兢业业,夙夜彷徨,力效驰驱,勉尽天职”,可以说为新政权呕心沥血了;“视事以来,不敢开支薪水夫马,所聘顾问、参议,亦各同尽义务”,处处以革命大业为重。为了解决上海军政费用急需,他以自己的声誉作担保,向外商、钱业以及工商业借款,以弥补每月用款恒逾百万之数,一度帮助上海军政府度过了难关。
1912年2月,陈其美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呈请辞职。不久,朱葆三也感处境困难,失去信心,也于同月提出辞呈。1913年夏,孙中山因讨袁失败出国,政局骤变,朱葆三出任中华商业银行总董。1914年6月,这位沪界商业巨子被选为上海总商会协理,1915年被推举为总理。1918年,根据全国商会联合会议定的商法,总、协理改称正副会长,朱改任会长。
中国近代,处在政治风雨的急速变幻中,政治历史舞台上的每一个人都经受着这种风雨的吹打,朱葆三毫不例外。1919年5月4日退出政治舞台前后为反对“巴黎和会”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13所大专院校学生3000余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北京政府军警的镇压,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此时思想已发生变化的朱葆三,于5月9日,和沈联芳一起,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名义发电北京政府段祺瑞,主张中日直接交涉来解决青岛问题。朱葆三的主张,迎合了段祺瑞的需要。报刊披露朱、沈的电文后,全国舆论大哗,纷纷指责。在舆论的压力下,朱葆三感到威信扫地,“怨尤丛集”,“不理众口”,于是月辞上海总商会会长职。从此,他退出了政治舞台。
虽然如此,但他并未销声匿迹,还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1926年夏季,上海时疫流行,人人自危。社会责任感使得朱葆三没有袖手旁观,他集资举办了上海时疫医院。但人满为患,医院经费短缺,朱葆三不顾年迈体衰,冒暑亲往医院,劝募捐款。
正当他为医院筹款疲于奔命之时,朱葆三获悉弟弟朱捷三在定海去世。手足之情,使他伤心不已,难以克制。1926年9月2日,在劳累与伤感的袭击下,朱葆三于上海西门外叙桥寓所离世,享年79岁。逝世后,根据他生前愿望,遗体归葬于浙江定海东郊。
朱葆三在上海的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用奋斗为自己在工商界中留下了持久不衰的名声,死后引起了各界关注,成千上万人为他出丧,不但丧仪隆重,更令人注目的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天荒地以中国人的名字定为路名。今日的溪口路即昔日的朱葆三路。
(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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