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旧上海洋务企业家，掌控招商局

回溯上海在近代中国奇迹般崛起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提及盛宣怀。他在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实业开创发展史上有着无可争议的特殊地位。

盛宣怀，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生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盛家本世代为官，盛宣怀父亲盛康曾先后在湖北、浙江任道员，与湘军名将胡林翼等交非泛泛。生在这样的家庭，盛宣怀从小所企求的理所当然是以科举求功名入仕途。可他自1866年20多岁时童试补县学生后，竟从此屡试不第。好在他自幼入秉庭训，出与士大夫游，因此把握时机另辟仕途于他并不太难。盛宣怀把目光瞄准在当时中国政坛上正越来越举足轻重的李鸿章身上。1870年李鸿章奉命督师入陕，进攻回民起义军，盛宣怀由李氏幕僚杨宗濂推荐，投到李鸿章麾下，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李鸿章本系盛宣怀父执，念故旧之情，着意提携。而盛宣怀又确乎颇具才干，不多年，便头角崭露。

细究起来，盛宣怀一生的事业成就竟与他早年在上海的活动有关。就在他刚入李鸿章幕下不久，1871年河北大水，盛宣怀父亲盛康出首倡捐棉衣赈米，让盛宣怀到淮南北等地劝募，集资购粮，然后集中于上海，从上海运到天津散放。就在上海的赈务活动中，盛宣怀得以结识了沪上各色实力人物，这对他以后在上海乃至在全国各地的经济活动深具意义。

像盛宣怀这样的世宦子弟，为官容易树业难，难得的是，盛宣怀具有一种迫切的时代使命感和出众的务实精神。19世纪70年代，举办有年的洋务运动急切需要“求富”以“自强”，中国正呼唤着近代民用企业的诞生，呼唤着一批经济开拓型人才的出现。盛宣怀强烈地意识到，“大利不可不兴”，他选择了一条畏途——举办洋务，创立中国民用企业。

历史也选择了盛宣怀。李鸿章早就看出，“盛杏荪机智敏达”。盛曾多次协助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李鸿章发现他是个能领会、贯彻他妥协求安外交路线的不可多得的人物，而更让李鸿章赏识的则是盛宣怀在经办洋务企业中的特殊才干。

早在1872年，盛宣怀就曾向李鸿章提出了“由官设局”、“试行招商”，成立轮船招商局的建议。这正是李鸿章亟思举措的大事，遂命盛宣怀与人酌拟出试办章程，得“江浙大吏交相赞成”。这年11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出乎创办者意料，招商局招股维艰，资本力量单薄，只能依赖举债度日，正当主持者深虑“股份过少，恐致决裂”时，曾在上海滩“公益善举”活动中结交过买办、豪商的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了沪上大买办唐廷枢、徐润。李鸿章将此二人罗致入局后，只一月，招商局便“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李鸿章遂改组招商局，由唐廷枢任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自此，以上海轮船招商局为事业起点的盛宣怀便很快成为李鸿章全面展开洋务活动最得力的一员大将。

1873年盛宣怀被委轮船招商局会办后，1881年因贪污案遭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奏而被迫离开招商局，至1883年又重被李鸿章委派入局，1885年即升任为督办，从此全面控制了招商局，并成为其最大的股东。

1875年起，盛宣怀到湖北、山东等地勘查煤炭和铁铜等五金矿藏，与人一起督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1880年，盛宣怀建议李鸿章仿照轮船招商局办法，筹办电报局。次年，被委派为电报局总办。

1893年10月，上海机器织布局被大火焚毁，李鸿章授意盛宣怀处理善后并重新建厂，盛宣怀招股建起华盛纺织总厂，自任督办。

与此同时，在李鸿章的保荐下，盛宣怀一步步登上官阶，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补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没有功名的盛宣怀当官靠的是他办洋务的实绩，而官阶对于盛宣怀来说，不仅是他的初衷所属，也是他办洋务必不可少的筹码与保证。

盛宣怀的真正发迹始于1896年。这一年，盛宣怀应张之洞之邀，接办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次年又兼营萍乡煤矿）。作为条件，他获准经办芦汉铁路和包括东南诸路的“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又获准主持开设中国通商银行。至1897年1月，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不久，通商银行也在上海开张。1908年3月，“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盛宣怀任总理。政治上，盛宣怀开始跃居朝廷要职，先后任太常寺少卿、商约副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进入内阁，当上了邮传部尚书。对一个没有功名的汉族官员来说，这是难得的殊荣。

整个洋务运动中，盛宣怀直接参与控制的企业之多，几乎无出其右。他除控制全国电报外，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权，被喻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在那时的中国，要创办新型企业谈何容易，办洋务在许多人眼里不啻是险滩行舟，能乐此不疲且“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正是盛宣怀的过人之处。李鸿章曾称盛宣怀是“为人所不能为”的“有用之材”。

对于官商关系，盛宣怀主张“集商本以商办”，“官任保护”，从而达到“官商一体”。张之洞1889年倡办汉阳铁厂时，曾邀盛宣怀面议，盛宣怀拟出了一个招商股办铁厂的办法，并预言“官办必致亏本”，张之洞未以为然，坚持官办，但到1896年终因经营不善，经费难继而招商，并心悦诚服地请盛宣怀出面主持。当然，力主商本商办且积累了相当私人资本的盛宣怀毕竟是以“官”的身份四下创办、插手洋务企业的，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商股利益代表者。他有借商力以谋官的一面，也具有借官势以凌商的另一面。盛宣怀第一次进轮船招商局时，与担任总办、会办的大股东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等屡有争权之龃龉，但盛宣怀得到了李鸿章的有力支持。就在他被迫离开招商局不久，1883年上海出现金融倒账风潮，主持招商局的唐廷枢和徐润亏欠了巨款，李鸿章便乘机让盛宣怀二进招商局，负责查处整顿。结果，徐润撤职，唐廷枢北调，盛宣怀就此实现了控制招商局的夙愿。就这样，几十年中盛宣怀似商似官，亦商亦官，在洋务活动中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自己也从一个普通的洋务官吏转化成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早期资本家。(www.xing528.com)

在华洋问题上，盛宣怀对外商企业显得敢于较量、善于较量。他主持轮船招商局时，招商局曾遇到了外商太古轮船公司和怡和轮船公司的削价争揽。盛宣怀一面以遭运等作辅佐，针锋相对地进行相应的跌价竞争，一面巧妙利用怡和、太古之间的矛盾，迫使外商坐下来谈判，一而再地签订“齐价合同”，终于使轮船招商局在外商的倾轧下生存发展起来。

盛宣怀创办电报局之初，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竞相在上海铺设电线。大北水线已由吴淞上岸，并设旱线至上海，它在厦门的线也已上岸。英国大东公司正由上海至香港设海线，也要求援大北之例在福州、上海引线上岸。盛宣怀深为中国电报旱线主权所虑。由于他的坚持，大东公司所设海线只能装置于吴淞口趸船上，不得牵引上岸，线端已上岸的一律拆除；大北公司则须拆除装置于吴淞口的旱线，置线头于南汇羊子角的趸船上，同时拆去在厦门已上岸的线，改设于川石山上。为这事，盛宣怀“笔舌交敝”，与英、丹商人争执了有两年之久。

说盛宣怀有“坐务博不务精之弊”似乎有欠公允，驱使他马不停蹄各处创业的不仅仅是贪欲。在中国这么个工业经济的沙漠地带，要夺洋人之利、自办企业，交通运输、通讯设施、铁路、煤矿以及银行等等，事事需要举筹，有的“非急起图功不可”。其实盛宣怀插手、操心的还不止这些，他还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办企业的实践使他深有感触：“东西列强所以有今日者，皆贤豪辈出之效，中国欲图自疆必储才，则筹设学堂实为急务。”在他的有效努力下，1895年、1896年“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先后在天津、上海开办而成，这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出现的两座高等学府。在盛宣怀之前，尚书周玉山在天津筹设“博文书院”，房子都已建成，“因税务司意见不合，筹款维艰，致未实行。”盛宣怀将房屋接过去，很快便建成了北洋大学堂。至于南洋公学，则是盛宣怀以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督办兼大股东的身份，在两局绅商中倡捐经费而得以开办的。它便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盛宣怀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然而历史并非一味垂青于他。当中国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来临之际，盛宣怀无可避免地被时代抛弃成为历史的陈迹。这一幕发生在1911年。这年初，身为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向清政府提出了把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的具体办法。5月9日，清政府以“上谕”形式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接着便与四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此举在全国尤其是粤汉、川汉路沿线四省激起巨大反响，并成为酝酿已久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在保路运动的腥风血雨中，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骤然响起。半个月后，朝廷丢卒保车，下令对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将铁路收归国有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盛宣怀始料未及的。在他看来，“借款筑路”即使算不得上策，但也绝非下策。在如何筹置筑路经费问题上，李鸿章、容闳及清政府等都主张向洋商招股。盛宣怀怕让洋人直接投资而致路权外操，否定了他们的计划，改为让洋人间接投资。从1895年“马关条约”订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向各国所借的铁路借款约合5.53亿银元，其中由盛宣怀经手或参与接洽的约占总数额的57.3%。盛宣怀对外国资本的渗透并不十分介意，他所关心的是铁路的筑起和对铁路的支配权。他需要用铁路运送煤焦、输出产品，他还希望将铁厂所产钢轨铺设到全国各地的铁路上去。为此，他不惜站在广大商民的对立面，“重违舆论”，坚持铁路千线国有主张，终于走到了事物的反面。

历史跟盛宣怀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他曾以挽回利权为己任，可最后却被钉在“出卖路权”的耻辱柱上；他几十年致力于近代工矿交通事业的开创与发展，自己也成了我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一个主要代表，但最后竟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打击对象；他一辈子效力于清政府，最后却又被清政府当作了替罪羊。

盛宣怀带着委屈、带着迷懵被轰下了政坛。当最初的政治风暴威胁到他的身家性命时，盛宣怀求得日本等国帮助，远渡东瀛，寄居他国。一年后他思归心切，携家回国，在上海租界当起了寓公。

息影政坛的盛宣怀未甘寂寞。他无法忘情那曾给他以厚爱的清政府，在热忱拥抱大工业的同时，他虔诚地维护着旧制度。早在辛亥革命前，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冲击清王朝的统治时，盛宣怀就表现出了他作为过渡性历史人物的性格的矛盾面，他赞同变法，希望变变中国的户政、兵政、工政，甚至也赞同立宪，但他坚决反对动摇君权统治。为了维护旧的政治秩序，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参与了“东南互保”的活动，力图凭借各国列强与封建政权的合力来对付来自民众的冲击。当辛亥革命威胁到旧政治体制时，已被削去官职的盛宣怀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为了鼓动袁世凯的反革命激情，盛宣怀甚至尽释以前与袁氏争夺招商局、电报局之前嫌，主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提供实际援助。

暮年多病的盛宣怀还放心不下那些倾注了他半生心血的工矿企业，为了企业不致落入袁世凯军阀政权彀中，盛宣怀指示轮船招商局郑观应等股东联合起来，成立股东维持会。为减少阻力起见，推袁世凯亲信杨士琦为董事会长，盛宣怀为副会长，从而保持了招商局的商办性质。至于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曾希冀以中日合办方式给以保全，终因日方居心叵测、条件过于苛刻而未果。

奔波大半生的盛宣怀，终于在不得志的晚年过上了几天安静的生活。他没有回武进老家而留在了上海。这里是他事业的起点和重心所在，当年他筚路蓝缕艰辛创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又新”、“三新”纱厂（原华盛纺织总厂）、铁路公司、通商银行等等，都已成为上海实业的核心部分，就是远在华中地区的汉冶萍公司，也与上海的经济互为依附，息息相关。

1916年农历3月25日，72岁的盛宣怀终于因疾而终。其时，他所感念的清王朝早已寿终正寝；他曾寄以希望的袁世凯也已穷途没路；而他所开创的中国近代工矿交通事业，却正乘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可喜地朝前发展着，上海——这个曾是他人生主要舞台的海口县城也已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的工商经济中心……上海近代的经济发展史，无疑应为盛宣怀大书一笔。

（陈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