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传奇人物-王韬

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经济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四方名流硕彦，荟萃于此。其中不乏才子名士，王韬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他才气横溢，豪放不羁，风流倜傥，故有“上海滩上一名士”之称。

王韬，原名利宾，瀚、懒今。1828年（道光八年）生于苏州甫里一个塾师之家。从小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有匡时济世之志。并受隐居甫里的先贤陆龟蒙等人影响，年幼即养成清高、孤傲的名士气。早年考中秀才，以后家道中落，科举屡试不第。遂以开馆谋生。不久，父亲病逝，家境愈益贫寒。1849年秋，家乡大水漫延，“江村成巨浸，远近起哀音。”为衣食计，王韬不得已“橐笔沪上”，入墨海书馆工作，前后达13年之久。从此步入上海文坛。

墨海书馆是由外国传教士在华所办的最早的编译、出版机构，位于上海县城老北门附近的大境杰阁（现南市区大境路一带），主持者为基督教英国伦敦会（The London MissonarySociety）传教士麦都思（Dr Wele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博士。该馆在传教的同时，着重进行文化活动。当时的墨海书馆也是基督教伦敦会及其他教会在上海的集中场所，一些有名的传教士如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合信、慕维廉、美魏茶、林乐知等人均在此工作或生活过。他们不仅是汉学家，而且是各具特色的专门科学家。王韬在他们影响下，认识到除孔孟圣学外，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西方科技文化，声光化电、动植矿物……令他目不暇接，眼界大开。他从一个谙习诗书经学的乡下士子，逐渐变成翻译西书，追求西学的“洋务秀才”。

王韬在墨海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翻译《圣经》全本。近代外国人汉译《圣经》，首有马士文、继拉撒译本（于1822年出版），次有马礼逊、朱怜本（1823年出版）和郭士立本。然此三个译本均粗鄙不通，中国士大夫嗤之以鼻。1843年，由英国伦敦会、公理会与美国浸礼会等资助，推麦都思主持重译。但译文仍文句不雅，进度缓慢。王韬进馆后，译经工作大为加快，三年完成，“文辞雅达，音节铿锵，与前此马士文、马礼逊、郭士立诸教士所译迥异，是即所谓代表本中文圣经”。麦都思因此成为中国基督教会中声望卓著之人，王韬也因译是书而崭露头角。

接着，王韬又翻译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其中较为主要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是：《格致西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天国天学源流考》、《重学浅说》、《泰西著述考》、《光学图说》等六部书。

与此同时，王韬又主编了墨海书馆所办的刊物《六合丛谈》，该刊原先主要是宗教专栏，后降为次要地位。内容面极广，举凡天文地理、格致新知无不刊登。其中，王韬撰译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的文章，以饷国人。在王韬的努力下，19世纪50年代后，该馆的办馆方针从以宗教书刊为主，变为与介绍西方科技新学并重。

由于王韬在外国人处工作，为当时封建名教所不齿，“当轴者深恶痛绝”，王韬妻子杨氏因不堪压力，久虑成病，不治身死。悲痛、怀念、惆怅，种种思绪交织在一起，王韬心中十分抑郁，无可他诉，“穷瓶把盏，经常大醉数日”。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加紧侵华，上海滩上的许多文人已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危机，他们既感国事之危岌，又因功名失意而无法实现匡世济民之志，久而久之，演变成为一种矛盾的变态心理：既深切地忧患国计民生，又以藐视一切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与生活，王韬与李善兰、华蘅芳等人“持玉壶以买春，驾扁舟以捉月”， 流连东园亭台以逭暑，寄情西园山水以消夏，常于酒楼畅饮达旦，“抵掌雄谈，声惊四座，兴酣耳热论天下事”。心中燃烧着一团火，王韬往往“至无可如何处，毗裂发指，或为阮籍哭途，或作灌夫骂座”，旁人不解，目为狂生，王韬亦置不为意。他生性高傲，又颇诙谐，“与朋辈交，胸无畛域，会有不当意者，虽疏狄亦必当面斥之”，常常弄得人家下不来台。事后又毫无成见。久之养成执酒看花、豪饮阔论的名士癖习，狂名大著，为沪上“风雅之士”所仰慕，俨然成为“上海滩上一名士”了。

1862年，王韬署名黄畹写了《上太平天国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肇钧书》，建议太平天国攻取上海，阻断长江上游，以与清廷分庭抗礼。此书为清军截获，李鸿章急呈北京，同治皇帝阅之大惊，连降谕旨通缉。王韬避入上海英国领事馆，旋遁迹香港避祸。

王韬到香港后，即入英华书院工作。该院亦为英伦敦会所办之文化机构，主持者为传教士理雅各。理雅各是位著名的汉学家，时正主持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为英文，这是一项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较有意义的工作。王韬译书多年，经验丰富，译文华美，辞意通达，对“六经”造诣较深，他参加后，不仅译文质量提高，速度也大为加快。此书出版后，王韬在国内外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避居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王韬更多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思想变化很大，面对各国入侵的民族危机，他认为中国正可乘此良机，师夷之长，振兴中国。

1867年，王韬应理雅各之邀前往英国，“作泰西汗漫之游，纵横十万里，经历十数国”。一路上先后考察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槟榔玙、锡兰、埃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眼界为之大开。英国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王韬在英国周游各地，考察了各类新事物，对于所见所闻都作了详细了解与记录，仔细了解了电报、火车、铁路、轮船、公用事业、城市交通及管理等。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作了考察，先后参观了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他还多次去英国国会旁听，了解英国的议会君主制。王韬在英国的两年，不仅是接受西方新知的两年，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两年，由于王韬文名甚高，各大学、教会、团体竞相请他去讲学。他曾在牛津大学讲演，对比“中西之道”异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他还在苏格兰亨达利教堂论学，“为之吟白傅（白居易）《琵琶行》，并吊李华《吊古战场文》，……听者无不击节叹赏。”各地图书馆请他题词作序，爱丁堡大学请他主持考试，伦敦照相馆还将王韬像作为世界名人像挂出……中国文化能在西方得到如此大的反响，王韬十分高兴，“吾道西行矣。”1869年，王韬返港。

王韬此次漫游西方，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考察了资本主义世界后，思想为之一变，认识到中国非变不足以图存，从而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弢园文录外编》、《瀛懦杂志》、《甕牖余谈》等多种书，系统介绍了西方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科技新知，其中体现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这些书影响很大，曾传播到日本、越南。

1870年，王韬应日本友人邀，东渡扶桑，考察日本。在实地考察后认为，日本学习西法仅20年，即强盛壮大，中国欲谋富强，除走日本道路外，别无他途。至此，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基本成熟。(www.xing528.com)

1874年1月，王韬在香港创办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讲台的第一份报纸——《循环日报》，自任主编，以宣传变法自强为该报主旨，成为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

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变法自强，他从1874年到1884年这十年间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首倡“变法自强”的理论，系统地宣传他的改良主张。并具体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纲领和基本格局。

此外，他还提出了变革旧的科举制度，“兴实学，废帖括时文”，广泛开设新兴学校；主张新式练兵，整顿国防；尽行裁撤旧官僚而引用新人，废除旗人特权等主张。

王韬的这些思想对于沉闷的清末学术界和思想界，不啻一阵清风，开启人们的眼界，启牖了国人的思想，发人所未发，成为变法维新思想的先驱。

1884年，经李鸿章默许，清政府终释“投纾之疑”。王韬告别了旅居23年的香港，“载全家于一舸”，重返上海，筑三椽屋于淞北之地。为避嫌疑，他“日惟扫地焚香，杜门谢迹，仰屋觅句，闭门著书。”得便仍上酒楼豪饮，通宵达旦，俨然成为上海滩上一寓公了。

此时已成白发老翁的王韬仍时作绮游，载酒看花，放浪形骸，常出没于灯红酒绿之处。他常去的是万春街番菜馆（西菜馆），“召名校书数人，赌酒徵歌，颇极一时之盛。”红妆白发，掩映婆娑。并屡次参加评选上海名花、青楼冠、亚军的活动，为之赋诗品第。所谓“衣冠写意今名士，诗酒陶情古哲贤”。“佯狂沪市，出入花丛，好事者居然推为风雅宗主”。他自称消极为积极，避世以用世，为韬晦计也。然此也反映出社会变动时期文人所特有的既追求新生活，又难以忘怀旧生涯的时代特征。

1885年，王韬在上海创办“弢园书局”，主要印刷自己及友人的著作，此外还刊印了许多科技文化书籍，对促进西方文化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1887年，王韬经上海中外文人推举，出任格致书院山长。上海格致书院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研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型书院，各种设备也是当时第一流的。王韬就任山长后，以“广招生童，为国储才”为主旨，改革旧的教学方法，规定以格致新学为主要内容，实行新式考课制度，从而把学生引导到“如何使中国富强”这一时代课题上来。这种教学方法吸引了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为已获得科甲功名的儒生，甚至还有不少五品衔道员。王韬在书院中，还系统宣传他的改良主义理论，写了一系列文章，作了许多讲演，对学生影响很大。在他的努力下，格致书院与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一起，成为清末上海“三个输入西洋学术的机关”。而不少学生成为日后变法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骨干。

在办教育的同时，年迈的王韬爱国热情愈炽，面对外国列强的虎视鹰瞵，投袂而起，疾声呼吁救亡图存，变法改良。这一时期他在《万国公报》、《申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从1890年到他逝世的1896年的《万国公报》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政论文章。并频频上书当道，力倡变革，提出了比以前更为完整、成熟的改革建议，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社会风尚等无不涉及。

1894年，年轻的孙中山为“拯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淤将倾”，写了8000字的《上李鸿章书》，力倡改革，除旧布新。并托王韬转呈李鸿章。此札观点与王韬一贯主张不谋而合，王韬大为赞赏，经认真修改、润色后，托人转交李鸿章，然李鸿章最终未见孙中山，孙中山由此悟出改良之法不足救中国而转向革命。

次年，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9月南下上海，因仰慕王韬为宣传变法改良的前辈，遂托郑观应介绍前往拜会王韬，并参观上海格致书院。见面后，王韬对康有为立志改革颇为赞许，表示支持。但此时的王韬因年老多病，已无法参加这一实践运动了。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不做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一代名士王韬，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溘然长逝，时年70岁。他的灵柩被安葬在风景秀丽的故乡甫里土地上。

（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