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风云人物：首位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

1845年6月17日，舟船如梭的黄浦江上一艘外国商船徐徐靠上码头，七八个青年男女簇拥着一位绅士打扮的中年男子弃舟登岸。他环顾四周陌生而又熟悉的景象，率众朝英租界急步走去。他就是美国圣公会派来上海开创新传教区的文惠廉。

文惠廉（W. J. Boone， 1811-1864），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人。早年主攻法律，毕业于南卡罗莱纳大学。1834年，美国圣公会国外传道部决定开辟中国传教区，文惠廉闻讯后即立志充当这一事业的开拓者。“如果为了给大门的铰链注入润滑油，以便让后来者能顺利进入，我必须在中国度过一生的话，我也十分情愿。”他旋即进入弗吉尼亚神学院，专修布道，同时又进医学院学习，以适应在华传教的特殊需要。1836年，尚沉浸在新婚甜蜜之中的文惠廉便毅然携妻踏上了奔赴中国的旅程。他先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新加坡暂寓，学习汉语，熟稔中国的风土人情，并尝试向当地华人传教。1840年11月抵达澳门。

澳门的弹丸之地很快使文惠廉感到焦躁不安，竭力想向中国内地扩展。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文惠廉立刻移师大陆，于1842年1月底到达厦门。“这是我应去占领的地方。我研究过它的方言，在整个帝国中它也是最有希望的传教地点之一。”自始，美国圣公会正式拉开了在华活动的历史帷幕。

正当文惠廉准备大展身手之际，夫人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迫使他不得不于翌年返美休假。期间，文惠廉四处游说，鼓动赴华传教的宗教狂热，敦促圣公会增加对华传教经费。凭着他的伶牙俐齿，有8名青年神职人员表示愿随其前往中国；圣公会国外传道部为加强对华传教的力量，进一步打开局面，还决定委派文惠廉为圣公会中国教区的第一任主教，常驻中国。1844年12月，顾盼自雄的文惠廉带着新加盟的传教士由美启程，再度使华。

随着五口通商的开放，上海以其特有的地理优势，日渐成为东西方重要的经济枢纽和政治文化的中心。各国来华的布道团体纷纷将目光转向上海，选择上海作为进一步向中国腹地发展的基地。这一新的趋势引起文惠廉的重视。经再三斟酌，他放弃厦门，于1845年6月17日取道香港直抵上海，标志着圣公会在华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文惠廉一到上海，旋即在城内展开传教活动，为克服语言障碍，他率先研习上海方言，以扩大与当地居民的接触，缩短相互间的距离。不久，文惠廉与相当部分的圣公会传教士已能用上海方言进行布道，听道人数逐渐增多，影响日益扩大。1846年4月12日，文惠廉主持了美国圣公会在华第一位受洗者黄光彩（广东籍）的洗礼仪式，黄日后又成为中国人在圣公会受圣职（牧师）之第一人。

为更有效地扩大圣公会的影响，文惠廉着手建造教堂。1850年，圣公会在华第一座，亦是外国教会在上海的第一座教堂——基督堂在老城落成。三年后又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建起另一座教堂——救主堂，是为迄今上海所存最早的教堂。该堂竣工后成文惠廉的座堂，特派黄光彩主持堂务。从此，圣公会在沪一切活动皆以此为中枢。

19世纪50年代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蓬勃高涨之时，许多传教士深信，暴动的胜利将意味着基督教在帝国的确立。文惠廉也认为，“无论洪秀全对其理论虔诚与否，他显然是在中国干一件伟大的事业，以打破迷信时代，并准备培植主的仆人所播撒的种子。”于是文惠廉加紧行动。在第三次返美期间再度招兵买马，于1859年又带来18名传教士，实力大增。相继在新闸及张家浜等地区开设布道所，进而又派员在上海以外的常熟租屋布道。

文惠廉在上海前后仅生活了短短的10年，但奠定了圣公会在华传教的基业，由此向江苏并沿长江向内地推进。在中华圣公会史上，他被尊为“创立教会之第一人”。

当1845年文惠廉初抵上海时，圣公会即向他发出训令：“由于满清帝国的人口是如此众多，语言困难是如此严重，我们所能派遣的传教士和教育人员又如此之少，而所花的经费却如此之多，因此基督教教育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势在必行。我们需要一批合格的翻译人员，特别是能发挥效益的传教士，故而儿童的教育应成为你工作中一个极重要的部分。”文惠廉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令，始终把教育放在与福音同等的地位。抵沪翌年，文惠廉即在虹口开办一所男童学校，为当时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该校免收学费，并供给饭食，但学生须填《自愿书》，保证读满10年；若中途辍学，须退还所有费用。当时申请入学者颇多，限于设施，只录取了其中最有前途者。1851年，文惠廉又进一步创设“文化学校”，它与裨文女中、圣玛利亚女中成为上海第一批教会女校，开沪上女子教育之先河。(www.xing528.com)

在经办教育的同时，文惠廉亦不忘加强对信徒“灵性”的培养，然初到中国，缺乏可资修习的中文书籍。自1846起，文惠廉便开始了神学理论与常识的译编工作，先后出版不下十数种，而且大部分均以上海方言译撰而成，故流传较广，时有再版重印。如《进教要理问答》，1846年初版，翌年即重印，尔后又以上海方言再版。《约翰传福音书》《马太传福音书》、《马可传福音书》等亦因上海方言版而数次重印。文惠廉还编著了一批圣公会规程问答，翻译了公祷文中常用的祷文，使教徒既可在做礼拜时按圣公会礼仪进行，又提供了灵性修养的材料。

1846年，在上海的一批传教士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重新翻译《新约》，文惠廉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当时，他为用哪一个中文名词来翻译《圣经》中“God”一词，竟与麦都思·理雅各、裨治文等传教士展开了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论战。后者主张用“上帝”一词，而文惠廉则坚持认为用“神”一名更为妥帖，双方始终未能达成统一。在我们今天的中文《圣经》中，仍有“神”版和“上帝”版两种版本。

1843年11月，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订立租地原始章程，划定专门区域供外侨永久租地居住。中国第一块外国租界由此出现。英国的举动对其他国家无疑具有很大的刺激，但限于当时的实力，他们无法立即步英国后尘。

1845年，文惠廉作为抵达上海的首批美国人，以其敏锐的嗅觉很快意识到取得一块地界的重要。这不仅仅是为了立足。文惠廉看到，英国凭借所取得的居留地，直接控制了通往江浙的水路咽喉，并把当时的商货转口枢纽小东门十六铺也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意味着上海作为未来经济中心的前途将操纵在英国的股掌之中，这当然是他所不希望的。为了美国的利益，文惠廉等不及政府的认可，便自行开始了划占美国租界的行动。由于缺乏坚强的实力后盾，文惠廉无法像英国那样单刀直入从清政府手中攫夺租界。他便采取蚕食的方法，逐步在所看中的地区建校造屋，设堂开店，以既成事实形式确立租界区域。1845年，文惠廉通知清政府上海道官员，需在虹口建造一批美国传教士住宅。未及清政府允诺，文惠廉即擅自率部众在吴淞江（今苏州河）北岸一带与农民商议租地造屋。随着抵沪美国商船及人员的逐渐增多，虹口美侨居住区也迅速向四周扩展。域内学校教堂，洋行酒吧相继出现，俨然一派异国风情。眼见时机成熟，文惠廉旋于1848年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向上海道台麟桂提出，将吴淞江以北的虹口一带划为美国租界。与其他地方相较，当时的虹口仍属地僻人稀，地方官府并不十分重视，因此很快得到应允。然双方并未就此订立正式协议，故而没有明确的四至界域。虽则如此，美租界已在文惠廉的一手策划下事实上建立起来。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如官方出面侵夺的英、法租界优越，被西方列强戏称为租界中的“灰姑娘”。但正是借依这一基石，美租界始获不断发展。

1854年2月，美国驻沪领事馆正式由英租界迁入自己租界。随着太平军占领南京，继而向上海步步进逼，大批中外人员涌入租界“避难”，美租界市面顿时兴旺起来。1863年6月25日，文惠廉去世的前一年美国领事熙华德与上海道台黄芳最终签署协议，划定美租界疆域：西起护界河（即泥城浜）对岸之点（今西藏北路南端），东达杨树浦，南抵吴淞江，北沿杨树浦向北伸展三里之地，与护界河对岸之点形成一直线，整个范围呈不等边直角三角形，总面积达7856亩，约为英租界第一次划界面积的6倍多。以后，美租界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为追怀当年文惠廉奠定美租界基石的业绩，美租界界碑皆以英文刻着“虹口或上海美国租界界标”，以昭示文惠廉所创之虹口租界与今日美租界的历史渊源，并以他的姓氏在租界内命名了一条“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圣约翰大学的教堂里也专立有文惠廉的纪念碑。其后，又以他的姓氏命名了圣公会在武汉创办的“文华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

这位为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奔波了大半生的传教士，最后病逝于上海救主堂并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张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