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廷：中国体育的奥运之父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王正廷先生是里程碑式的体育家，是中国近代体育的重要领袖。从１８９７年在北洋大学堂参加学校运动会起，一生与体育同行。１８９８年协助召开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这是全国首次校际体育运动会。从那时起，王正廷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体育理想而奋斗。

１９１０年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从而结束了中国人在体育运动中各自为政的局面，有了第一个体育机构；１９１２年发起成立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并组织举办多次远东运动会，标志着中国体育开始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体育的风貌；１９１３年参与组织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体育平台展示风采。

从１９２１年任中国大学校长起，王正廷就亲身实践并倡导开展学校体育运动，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１９２２年，当选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从而表明中国人开始参与奥林匹克运动；１９２４年发起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体育领导机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任会长，后多次当选为会长，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真正领导人，也表明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体育领导机构和组织；在第八届奥运会上，以王正廷等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人参加了那届奥运会的网球表演赛；在第九届奥运会上，派体协干事宋如海观摩奥运会；１９３２年，王正廷亲自参与并组织刘长春等人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站在了奥运赛场上；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８年，王正廷亲自带队参加第十一届、第十四届奥运会，虽然，我们并没有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但还是实现了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梦想。

王正廷先生所处的中国正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从传统体育向近代体育转变的过程。他对中国近代体育从无到有及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运用自己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自己对法律规章制度的认识，及自己亲身参与体育运动的实践经验总结了许多体育理论，他认为：无论做什么事，必须有人带头做、必须有一批人一起做、必须有一个组织团体来领导的“三步论”，才能把一件事做好。王正廷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凭着对体育运动的热爱，身体力行，积极参与；

他与张伯苓、董守义、沈嗣良等一批有志之士一起，白手起家，共同倡导体育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他更认真积极地发起成立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体育组织机构，来领导中国体育运动的开展，唤起、唤醒民众的体育意识和爱国热情。王正廷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体育组织机构，使中国近代体育从无序走向有序，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正确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保障。

“国民体质的强弱与国家的兴衰是紧密联系的，体育与民族的兴旺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强身、强种、强国三位一体，通过体育运动，达到中华民族的强盛。”所以，“强身、强种、强国”是王正廷体育思想和理念的核心价值。

“从倡导学校体育的开展，到成立体育组织领导体育运动，再到举办体育竞赛来推广体育运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身强国。”所以，“倡导、领导、推广”是王正廷体育思想和理念的核心内容与方法。

“唤起民众的体育意识，积极争取民众参与体育运动，达到人人参与体育的目的。”所以，“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句奥林匹克运动的著名口号，也是王正廷在中国推广奥林匹克运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通过体育运动竞赛的形式，唤起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竞争奋斗的精神，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所以，“更高、更快、更强”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也是王正廷在中国极力推广奥林匹克运动的动力所在。

王正廷体育思想和理念的形成，与其一生的经历密切相关。受家庭的影响，王正廷从小就接触和接受西方文明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比，有着强烈而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西方文化促进西方的强盛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中华民族要强盛，必须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而体育是能够促进改革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一认识是王正廷立志从事体育的重要原因。

王正廷的体育思想和理念的形成可以分成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求学时期。体育启蒙，初步认识中西方体育的差异，从表面上认识体育作用，认为体育能强身健体；自身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强身从强己做起。

第二时期，青年会工作时期。通过实践工作，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体育，体育不仅能强身，更能强种；王正廷积极投身于体育运动的宣传、推广和发动工作，通过普及体育运动来达到强种的目的。

第三时期，中华全国体协时期。通过前阶段的实践工作和学习，对体育的理解和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强种、强身必须普及体育，建立健全体育组织，领导开展全国的体育运动，才能从机制上解决中国体育存在的根本问题；这一阶段形成了王正廷强身、强种、强国的正向思维的体育思想和理念；通过组织开展体育竞赛，特别是全国性的体育运动会来实现。

中国近代体育体制的形成主要表现为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及全国运动会的举行。对于“全国体协”的成立及其作用的不断发展、对于全国运动竞赛体制的逐步完善，王正廷都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在１９２４年全国人民收回体育主权的呼声中成立的。它是中华体育协会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合并的积极成果，反映了由青年会培养出来的体育人士与民族传统体育人士的结合。王正廷在“体协”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董事，是“体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体协”成立后，举办和参加国际国内重大竞赛，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体育活动以及体育的宣传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任务，就落在了“体协”的肩上。在王正廷的领导下，当然还有其他领导人，“体协”形成了有利于社会办体育的领导阶层和高效率的办事机构。他们进行多渠道的集资，动员社会力量办体育，王正廷本人曾为《体育周报》和《体育季刊》题写刊名，积极支持体育宣传工作。他认为“发挥个人自卫能力即发挥国家自卫能力”，提倡全民重视体育。在“体协”的各项工作中，王正廷始终是核心领导人。凭着对体育事业的热心，他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无偿地为“体协”和体育事业尽力。从全国运动会的发展来看，参赛形式、组织机构及一切规章制度都逐渐趋向近代化，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王正廷为领导的“全国体协”的努力工作。(www.xing528.com)

第四时期，远东体协和远东运动会时期。体育国际化、体育卫国，是这一时期王正廷体育思想和理念的核心内容，体育运动是强国的一种手段，中国体育必须走向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体育运动，展现中国体育的精神；

通过创建远东体协，组织召开远东运动会，使中国体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民。对体育的认识也因此提高到强国、强种、强身的反向思维。所以，体育与民族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体育与民族发展更是相辅相成的。

第五时期，中国参与奥运时期。这一时期是王正廷体育思想和理念成熟与大成的主要时期。王正廷认为体育是国家民族和文化两种意识的碰撞，体育运动的形式是参与，体育精神是通过参与体育运动体验竞争、团结、合作等品质，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最终达到社会和谐。通过中国参与奥运的艰难历程，王正廷深深地认识到，国家强盛，体育强盛，反之亦然。体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昌盛，国家要发展、要强大，体育必须要加强。

中国近代体育竞赛体制的完善是与当时体育的国际化密切相关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翻开中国近代国际体育交往的史册，王正廷的作用是重大的，无人可以匹敌的。从远东体育协会的成立及远东运动会的举行，以及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组织和参加奥运会，王正廷在其中发挥着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１９４５年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在重庆举行，由王正廷、张伯苓等人在会议上倡议：中国要在１９５２年申办第十五届奥运会，并由王正廷、张伯苓负责向政府提议。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尽管这在当时来讲，是天方夜谭式的，但从中可见他对中国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一片痴心。

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发生在中外民族矛盾的尖锐时期，因此它与政治斗争和民族觉醒密不可分。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王正廷一直强调体育“卫国”理论。他积极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力求使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保卫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摆脱“东亚病夫”的屈辱。

他呼吁国民应积极进取，以摆脱落后状况。他告诫民众，“发挥个人自卫能力即发挥国家自卫能力”，因此全国人民应当“不分性别，不拘年龄，悉以体育为生活，并以体育为责任”，以达“全国于尚武自强之境”。虽然王正廷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担忧不已，但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古代体育的发达是毋庸置疑的。“吾国先哲，提倡人民之强健，昭示体育之训练，由来甚占。”但自满人入关统治中国之后，“民风之怯弱不振，至清末乃病态毕呈”。

体育事业的一蹶不振使中国人背负了“东亚病夫”的劣名，这令王正廷深以为耻。因此，王正廷先后领导中国体协组织开展各种体育分区比赛、体育训练班等，并在全国建立体协分会，力图将体育思想传播于全国。王正廷认识到“运动之进步与否，不仅关系个人，实为国家强弱之枢纽，盖有健全之身体，而后有强国兴奋之精神”，体育发展与民族未来密切相关，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那么无论“强己”还是“强国”，“何功不可成”？

除了能够强国保族之外，王正廷还意识到体育能拉近人际、国际关系。

“体育一道，自有其超然之性质，当夫角胜于同一运动场中，如兄如弟，胞与之怀，油然而生，于个人然，于国家全体亦莫不然。”王正廷早年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西方的体育理念和传统深深地吸引了王正廷。回国后，他向国民描述西方国家“厉行体育，尚武自强”的传统，讲述其“国民个人，率硕健能武，其民族合体，则奋迅自强”的原因，希望对民众有所启发。担任中国青年会总干事期间，他开始利用工作之便积极组织各项体育活动，引进国外先进项目，呼吁国民向西方人学习，努力运动、强健体质，以“达全国于尚武自强之境”。１９３４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期间，王正廷公开表示“我们来参加远运会，并不在乎胜负，最大目的，不是在乎夺锦标，而在乘此机会促进体育运动”，其重在世界体育交流之意可见一斑。第十届奥运会后，瑞典和奥地利两国的奥林匹克委员曾游历远东，途经中国。王正廷代表全国体协，在上海设宴款待，并致欢迎词。他表示：“本届世界运动会，我国虽仅得运动员一人，及少数代表团出席，仍得与列强先进站在国际运动水平线上，一视同仁。并蒙各国人士极为同情声援，鄙人至为感激。”对于奥运会，王正廷认为，各主权国家皆有权参加奥运会，此“乃促进国际邦交及国民感情之最好机会”。为了获得奥委会委员的同情和支持，王正廷谦卑地表示，中国体育尚属次级阶段，因此需要多与西欧国家接触切磋以促进其发展，学习“其体育之精神，运动之道德，彼此协力解决国际间之难局，而促进世界之和平”。体育交流是国际关系的辅助手段，用体育之精神解决国际问题，不失为促进人类和平的一种方式。在近代中国体育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王正廷充分发挥了外交家的才能，为中国体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政府腐败无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导致经济凋敝，人民生活艰难困苦，国家和人民根本无法也无心发展体育事业。有人曾担忧：“中国民族前途的艰难困苦正多，设新兴的一代，没有持久耐劳的体魄，其何以担负健国的责任？”王正廷也认识和看到了这个现状，为此还上书建议当局“当视体育为振兴民族之正轨，体育之成绩愈大，则民族之势力愈雄，爱国热诚，应寓于此”。王正廷从体育的作用和功能出发，认为人民应当积极参与各类体育活动，“体育者，个人之生命也，亦即民族之生命也，积力愈久，收效愈宏，作辍无常，是为大戒”，所以，他认为对体育应该持之以恒，才能达到目的。他积极号召全国普及体育，“更须从幼童着手，以固其基础”。

他提倡女子体育，不仅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提高到要拯救国家的层面，“必先强种……非男女体育同时提倡。女子为国民之母，母体不强，其子女必弱”。因此，只要“女子体育与男子体育同时发达，尚虑种族有不强者乎”。王正廷认为科学的体育运动对于中国人传统行为中的恶习，是一种清醒剂。强国保种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恶习，如赌博、吸鸦片，“均系自杀自己”。对此，他痛心“中国人的恶习惯，有极大的危险”。而恶习惯“在于无好的体育来代替他，习惯之养成在于精神不足”。对此，王正廷号召“把好的习惯，如屋内屋外的运动，提倡起来以代替坏的习惯”。而“中国人向不认识身体之重要，向来只注重艺术道德方面”，因此对体育不免忽视。

而如何才能达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境界？王正廷解释“此生百年之后强健的身体遗传于后代，却为长生不老”，所以“强国与强种，均在体育方面起头”。

此外，他还认为普及体育要从社会最底层抓起，为此他期待“借文字为宣传，俾内地人士，手此一篇……互相劝导，广事设施，其阶段之增进……

则由城市而达于乡区”。要把体育思想扩展到拥有最多人口的农村，启蒙广大农民的体育意识，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王正廷体育理念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如何唤醒民众，懂得体育救国的道理呢？王正廷认为，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举办运动会以达到广泛宣传的目的。因为“兴邦与救国绝非一人所能负其责……为提倡体育，举行运动会为最佳良方”，“国何由张，基于国民，体育发达，本乎此身，致力运气，聚精会神，大哉运动……万国运动，将并一途”。王正廷将举办运动会看成是对个人身体培养及民族精神弘扬的最佳途径，所以王正廷对召开全国运动会、承办远东运动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等，无不投注了极大的热忱。体育的兴衰是国家命运的真实写照，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近代体育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进步与发展，但这并不能抹杀王正廷为我国近代体育事业，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总之，王正廷有着独到的体育理念和思想，比如，他认为通过体育教育和锻炼可以强健民众的体魄，通过举办体育竞赛可以唤醒民众的体育意识和热情，通过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可以展示中国的形象和国人的爱国热情，等等，他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效而中肯的意见，为中国体育事业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