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奥运会参与者-王正廷

在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我们曾三次派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而王正廷作为中国奥委会主席，始终参与其中，不屈不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是王正廷亲自组织选手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比赛，第二、第三次是由他亲自带队赴柏林、伦敦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第十四届奥运会。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次正式派选手参加奥运会比赛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１９３２年，第十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大“围剿”，忙于内战，根本无力顾及其他事项，对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宣布不派运动员参加。而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并把废帝溥仪扶上台，成立了“伪满洲国”之后，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将“伪满洲国”推向世界舞台，以骗取世界各国的承认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使“伪满洲国”合法化。日本的“全国体协”操纵所谓的“大满洲帝国体育协会”，妄图以“伪满洲国”的名义挤进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造成独立于中国的分裂事实。东北地区不断传出他们企图利用第十届奥运会，打出“伪满洲国”的牌子，将派选手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消息，他们密谋策划由东北籍的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代表“伪满洲国”参加第十届美国奥运会。

刘长春是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是远东和中国男子百米短跑纪录的保持者。１４岁时，在中日中小学田径对抗赛上，创造了１１秒７的百米跑好成绩，东北大学把刘长春招入学校，校长张学良聘请德国著名田径运动员、５０００米世界纪录保持者步起为东北大学田径队教练兼任体育教师，由步起对刘长春进行全面训练，寄希望刘长春能创造好成绩。九一八事变后，刘长春在东北已引起日伪的注意，日伪多次派人寻找刘长春，要他代表“伪满洲国”参加比赛，“伪满”各报也刊出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消息，此时刘长春感到“伪满”的险恶用心，早从东北秘密至北京，在东北流亡迁至北平的东北大学体育系学习。于希渭是冯庸大学学生，中长跑运动员，此时身在大连，已被日寇监视。

“伪满洲国”密谋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日本人抢先替“伪满”向奥林匹克大会申报了刘长春等代表“满洲国”参赛的名单，而奥运会组委会竟不顾事实真相，复电答应他们的要求，还告知速交“满洲国”国旗与国徽。这是日本人妄图使“伪满”合法化、国际化的重要手段。这一重大消息在全国传开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许多爱国志士纷纷要求南京中央政府选派中华民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以粉碎日寇分裂中国的阴谋。身受流亡之苦、对日伪恨之入骨的刘长春，也坚决拒绝日寇的威胁和利诱，毅然于１９３２年５月初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苟余良心之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牛马？！”斩钉截铁地表述了他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的意志。于希渭也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比赛。在这种情况下，体育界人士王正廷、张伯苓等有识之士主张派刘长春和于希渭代表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

日伪将派人参加奥运会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人的震惊和愤慨，特别是华北地区，更是群情激昂，纷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派选手前往美国洛杉矶，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但南京方面忙于内战，却以参赛经费和准备不足为理由，声称不派选手参加比赛，只派体协总干事沈嗣良作为观察员出席。面对这一情况，全国体协领导人王正廷、张伯苓、沈嗣良等体育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主动承揽困难和责任，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名义，出面募集经费，与国际奥委会联系，电告组委会，中华民国将派运动员参加本次奥运会。面对日伪和西方少数国家的卑劣伎俩和步步紧逼，常常深感事态严重的沈嗣良和张伯苓立即致电在北平中国大学的王正廷，称：“儒堂我哥大鉴：日从台过津，藉得畅叙，甚以为快。惟饯别我哥后，弟回家未久，忽接沈君嗣良拍来电报，有一事相商。兹将电文钞呈查阅，应如何应履之处，即请我哥酌定。”王正廷接函后，很快与张伯苓等达成一致意见，两人商定，由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进行奔忙周旋，而郝更生是个很有活动能力的人。最后，全国体协董事、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得到了天津市长张学铭和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帮助，凭着与张学良的良好关系和张学良对体育运动的热心，从时任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将军那里募得８０００银元，解决了运动员的出国费用。张学良曾对刘长春说，长春，你的短跑成绩很突出，为东北大学争光了。我做东大的校长，也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高兴！特别是今天，我们的家乡被日寇侵占，国难当头，更需要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张学良还说，你发表在《体育周报》上的声明很好，有中国人的骨气！１９３２年７月１日，张学良在北平举行的东北大学体育系第一期毕业典礼上，亲自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三人组成中国首个奥运会代表团，代表中国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随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急电国际奥委会和组委会，为刘长春、于希渭报名参赛，一切参赛手续在几天之内匆匆办妥。与此同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人去大连寻找于希渭，计划其由大连直接赴上海会合，再从上海一起乘船前往美国洛杉矶。但由于日寇严密监视，于希渭根本无法脱身，最后代表团由驻旧金山黄总领事、沈嗣良、刘长春、宋君复、刘雪松组成，真正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只有一人，所以说，刘长春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１９３２年７月８日上午在上海新关码头身穿国徽服装的刘长春，准备乘远洋邮轮出征，王正廷偕夫人施美利亲到码头送行。王正廷手执国旗和中华体协会旗各一面，在码头浮桥上向刘长春举行授旗典礼，现场一片欢腾。

刘长春在《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一文中，对当时情景有生动的回忆：

（王正廷）用静穆庄严之口吻对我训话，略谓：我国此次派君参加世界运动大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余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中，使中华民国之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之前，是乃无上光荣也。

刘长春等人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经日本神户、美国旧金山，历时２２天，于７月２９日到达美国洛杉矶，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当晚代表团在奥运村举行了升旗仪式。１９３２年７月３０日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开幕。中国代表团排在第九位入场，旗手是刘长春，在前面领走，随后是领队沈嗣良，后面并排的四人是教练宋君复，团员刘雪松、申国权和托平。刘长春等人昂首阔步进入奥运会会场。

７月３０日，休息不到２天的刘长春参加男子百米预赛，刘长春起跑迅速，前５０米一路领先，跑到８０米，由于旅途劳顿，又长期没有进行系统训练，体力下降，脚步慢了下来，后来者一个个超了过去，最后名列第五。他在国内曾跑出１０秒８的成绩，而这次却跑了１１秒１，预赛即被淘汰。８月２日，刘长春又参加男子２００米预赛，情况与百米预赛相似，前１７０米时尚居第二，最后３０米被人追过，成绩２１秒９（国内成绩２１秒１），名列第四，也没有取得决赛权。刘长春原定要参加４００米预赛，由于体力不支，只好放弃。

第一次参加奥运大赛的中国运动员，单刀赴会，虽未取得成绩，但意义仍不可忽视。这次参赛是一次爱国主义的体育，也是民族英雄主义的体育，而刘长春以第一个参加奥运比赛的中国人而名列史册。

１９３２年８月２１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一行返回上海。

王正廷亲到码头欢迎并设宴招待他们。当时王正廷激动地说，我国虽然只派了一名运动员及少数代表出席这届奥运会，但能和西方强国的运动员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比赛，一视同仁，并得到了各国人士的极力声援，甚为感激。而刘长春和宋君复却表示，由于事前没有准备及其他种种原因，这次参赛没有取得任何奖牌，心里感到非常内疚，希望国人能谅解，我们今后会加倍努力，争取好成绩！他们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既不出钱，也不组织，所以认为他们只是代表中华民族去参赛。

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不仅是中国人第一次走上国际体育舞台，展现国人风采，更是以王正廷为代表的中国体育界人士，高举爱国旗帜，坚定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坚持民族大义，浩然正气，威武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强烈的体育爱国精神。在与日本及“伪满”的斗争过程中，王正廷形成了其体育思想和理念，体育的振兴与国家、民族的振兴是密不可分的，也坚定了在体育运动中贯彻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

第十一届奥运会于１９３６年７月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体育的投入有所加大，再说经过第十届奥运会反对日本企图把“伪满洲国”塞进国际体育组织和体育比赛的斗争和取得的经验教训，以及全国民众对体育的支持和热情，南京政府认为体育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是一种收敛民心的好方法，更是一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开始意识到体育运动和体育外交的重要性，对于组团参加国际比赛，认为是增进国际交往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体育运动也逐渐由冷漠转为支持。当第十一届奥运会即将举行时，经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商议决定，组团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由王正廷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参加第十一届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计划及经费预算时，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大笔一挥，立即批准。

获批准后，王正廷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立即着手组织运动员参赛，拟组成一个综合的奥运代表团，计划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参赛项目为足球、田径、篮球、举重、竞走、游泳及国术表演。但是，在筹集组团参赛经费时，中华全国体协却遇到了困难，使时任会长的王正廷大伤脑筋。照体协原来经费预算，参加本次奥运会的代表团由８０名运动员和２０名工作人员组成，总计往返车船费、膳宿费、行装费及训练费用，约需１７.２万银元，这笔经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同意批了，财政部长孔祥熙也爽快地拨给中华全国体育协会了，但在运动员选拔和训练过程中，由国民党中央党部“CC系”控制的教育部突然提出，一定要再塞进一个由该部督学郝更生为领队的教育部“体育考察团”，而且占用原来代表团计划人数，且“体育考察团”人数多达３６人，都是教育部和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当时国民政府的领导体制是体育行政归教育部主管，地方的体育事业也由教育厅局分管。腐败政府的这些官老爷当然不会放过借“考察”名义出国公费旅游的机会，可见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样一来，不仅打乱了王正廷原来制订的计划，使原定奥运代表团中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的名额被迫减少，运动员由原定８０人减为６８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体育考察团”的所有经费，由原来经费中支出，教育部不投入一分钱，这样一来经费预算出现了严重缺口，到１９３６年３月初经仔细核算，至少还得追加５万银元。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向行政院报告要求补助增加经费，行政院的回答是本年度第二预备费都已支用完了，无法增加经费，请体协自己想办法解决。实在没办法可想，王正廷只好直接致函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求援：

南京行政院蒋院长钧鉴：我国出席第十一届奥运会的经费，虽承中央补助十七万，唯依照预算数，尚短五万。查以前参加国际比赛，迭承地方长官慨助，始赖维持。为此，特敬恳赐助５０００元，藉襄盛举，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董事王正廷暨全体董事叩。

由于当时南京政府对体育运动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蒋介石对王正廷的报告颇为支持，自己带头认捐了一笔钱，又从行政院办公经费中赞助３０００元。在蒋介石的带头支持下，王正廷又向在京显贵和地方诸侯募捐，张学良再次慷慨解囊捐助，商震、龙云等国民党政要也解囊相助……总算凑到接近５万银元之数，还差一点，体协计划由足球队先到南洋一带踢足球比赛，用卖门票的收入凑足此次参加比赛的所有费用。要是今天的那个奥运代表团需要打工挣钱去参加奥运会，恐怕要成为大新闻了，但当时的中国代表团确实是这样做的。为了筹集经费和积累比赛经验，中国足球队提前一个月出发，一路经过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等国家，一边踢球一边筹款，中国足球队共进行了２７场比赛，胜２３场，平４场，保持不败的优秀成绩，显示中国足球队神勇无比的技术和英勇顽强的拼搏精神。

经费有了保障，王正廷着手开始进行选拔运动员的工作。体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次大型的选拔测验。一次在清华大学由著名体育家马约翰主持；一次在山东大学进行。在测试中有２０人达到奥运会标准，其中符保卢的撑竿跳高成绩和陈宝球的铅球成绩都打破了远东运动会的纪录。

为了进一步提高运动成绩，体协还邀请中外专家到场进行指导，对部分选手进行了集中训练。但在选拔运动员过程中，也产生了种种黑幕，政府各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在代表团中安插了一些成绩一般的运动员，充分反映了当时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主持选拔运动员的全国体协总干事董守义抵挡不住各方插手，只能无奈接受，使代表团的整体质量受到影响，没有选拔出最好的运动员参加比赛，从而严重影响了最后的比赛成绩。

６月２６日，中国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奥运体育代表团坐船从上海出发，赴意大利，再从意大利转乘火车去柏林，７月２２日到达柏林。历时近一个月，由于不习惯海上生活，许多运动员晕船，在路上吐了２０多天，到目的地以后，体质严重下降，匆匆休息几天，体力和运动水平根本没有恢复，就上场参加比赛，结果２３名田径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均低于自己的原有水平，在预赛中即被淘汰，只有撑竿跳高选手符保卢一人通过了及格赛标准而进入决赛，但最后也在决赛中败下阵来，位列第１７名，没有得分。足球比赛，中国队与英国队一组，相遇比赛。英国是现代足球运动的诞生地，是欧洲负有盛名的强队，结果英国队以２∶０赢了中国队。篮球比赛，中国队取胜一场，负三场，列倒数第二（２１个队参赛，列２０名）。其他游泳、拳击、自行车、举重代表队也没有取得成绩，全军覆没。只有中国武术表演队在奥运期间赢得喝彩，让希特勒和全场观众看得眼花缭乱，大吐舌头。除在柏林奥运赛场表演外，还应邀去德国的汉堡、法兰克福、维斯巴顿等城市进行表演，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有的节目在观众一再要求下重复表演五六次，运动员退场时，常被观众和记者包围，直到留学生挤进人群护卫，才冲出重围。特别是汉堡市市长向中国国术队赠送了纪念杯以表达对他们到汉堡市进行表演的敬意。中国武术第一次走出国门，受到超乎意料的好评，称赞中国武术是艺术中的精品，是体育中的骄傲。有人称，武术集艺术、搏斗、舞蹈于一体，世界任何运动项目也无法与之相比等，证明了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所以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也算是为国争了光。

在这届奥运会上，另一件为国家争得荣誉的是中国的篮球裁判员执法了第十一届奥运篮球比赛的决赛，美国队对加拿大队的比赛。那就是中国篮球队的助理教练兼裁判员舒鸿。舒鸿，浙江慈溪人，毕业于美国春田学院体育系，主修篮球规则和裁判法。回国后曾在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任体育教员，是一位有着深厚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的篮球专家。当时，经代表团举荐，尤其是舒鸿在美国留学时就受到了篮球发明人奈史密斯博士的赏识，奥组委同意由舒鸿担任决赛的主裁判。《大公报》曾用这样的标题《美加篮球决赛我国舒鸿执行裁判》进行报道：最后为主力战，美国对加拿大，大会特请我国教练舒鸿任裁判。舒鸿心明眼快，裁判公正。舒鸿的执法受到了参赛各国的好评。由此，舒鸿也成了中国最早的篮球国际裁判，也是执法决赛的唯一一位中国裁判员。

王正廷并没有随奥运代表团一起出发。关于王正廷的行程，当时驻法大使程天放有一段回忆：

奥运会各国代表队都有一个总领队（团长），中国的总领队是王儒堂（正廷）先生。他没有和代表团同船来欧，而是由美国坐船到汉堡，再坐火车，在２４日下午才到柏林。我和大使馆人员、侨胞、学生代表等到车站欢迎，他的夫人也同来。２５日上午，我和儒堂夫妇同去奥林匹克村，一方面慰劳代表团选手，一方面参观奥运村。如８月１３日，“王正廷、程大使到中国考察团营帐内参观，并对队员训话，勉励有加”。８月１７日，“午后一时，程大使设宴招待代表团，到百余人，程大使、王总领队、戴院长（即戴季陶）均致辞勉励”。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日，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开幕。中国奥委会委员王正廷“穿晨礼服，而且颈子下挂一个金圈”，信步走入会场，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团体形式加入奥运会。在开幕式上，中国队排在各国代表队的第十三位，共计１２０人，受到热烈欢迎，有效扩大了中华体育的国际影响力。(www.xing528.com)

第十一届奥运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于同年１０月回到上海。到国内后，对中国在这届奥运会上的表现和结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王正廷领导的中华全国体协组织体育界人士展开了认真的讨论。王正廷曾言：“中国对体育之提倡，为期尚短，在此短期间产生之运动家，与世界英雄相比，当然不能希望有无上表演与贡献。中国之参加此次大会，其动机较其所获结果为重要。中国必须先学行，再学走。此次参加大会中国选手所带归之知识及技能，为中国将来胜利之基础。”

《大公报》社论说：“自１０日篮球之败，中国出席世运会选手已终结任务。国人鉴此成绩，对今后国民体育问题，亟宜作真挚之考求。”正如张伯苓所说：“此次参加世运会应认真目标，非仅为竞赛，而在认识运动之真意义。”中国组团参加奥运会，真正体现了“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基本达到了锻炼队伍、展现中国人形象、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与各参赛国选手交流，同时学习国外体育的先进技术与经验的目的。

１９４８年７月，第十四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本来按惯例奥运会四年一届，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４年应举行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奥运会，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这两届奥运会无法举行，成为空白。１９４８年的中国，国内形势动荡剧烈，国民党政府在国内战场上节节败退，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在国际上显示政权的存在以及掩盖国内战争失败的事实，国民党政府决定参加第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令体协负责组团参加比赛。收到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比赛的邀请后，于１９４７年１月，王正廷召开中国体协常务理事会，专门商讨组团参加比赛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工作主要包括两项：

一是人，二是钱。人的问题，即是运动员的选拔，体协成立了以王正廷为首，由马约翰、董守义、宋君复、容启兆、江良规、许民辉等七人组成遴选委员会负责。钱的问题，即是经费的筹集，只能由王正廷本人和体协其他负责人一起想办法。人的问题又受钱的问题制约，运动员的选拔和代表团的规模，都取决于能筹到多少经费。体协把解决经费问题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王正廷趁出席“国大”之便，向蒋介石当面提出组团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的事情。１９４７年年初，正处于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在军事上似乎占了上风，对夺取“戡乱建国”的胜利充满信心，所以对组团去国外扬威很感兴趣，很想在国际上炫耀一番，就马上回答：“你们只管选拔运动员，经费问题好商量。”得到这个答复后，王正廷认为经费问题也得以解决，于是就着手解决人的问题，为此专门组建了一个遴选委员会，负责运动员的选拔，并决定在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国庆节”那天召开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进行初选。

１９４７年３月，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在战线拉长、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从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接着又在陕北、山东两个重点战场接连受挫。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狂跳，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政府１９４７年财政总收入为１３８３００余亿元，而财政总支出却为４０９１００余亿元，财政赤字达２７０８００余亿元。军费开支达２１２６３２余亿元，占财政总支出５２％。这样不仅第七届全运会不能如期举行，靠政府出钱赴英国参加奥运比赛也没有指望了。王正廷急中生智，赶忙召开体协监理事会议，决定另谋他途，再成立一个经费筹募委员会，快快募集资金。

３个月后，筹募会拿出参加奥运会的经费预算方案，预算总额为１５万美元，政府、华侨、各界社会人士各摊三分之一。原计划向国民政府申请５万美元，但政府只给了２.５万美元，大量的缺口只能靠募款。从此，募款工作压倒一切，其他什么选拔运动员、集中训练等均无暇顾及。募款方式既定，由王正廷亲自带头，和筹募委员立即分头行动，进行募款。

向华侨募捐，重点对象是新加坡生产“万金油”的老板胡文虎。为易于开口，王正廷首先将他拉入经费筹募委员会，给他一个委员头衔。胡文虎自己不出面，叫儿子胡好做代表接洽。胡好开出来的条件是让他从自办的星岛足球队里挑选１２人进入代表团。代表团的足球队编制总共才１８个人，塞进１２个，中国足球队几乎成了胡氏足球队，怎么能向国人交代呢？于是，王正廷绕过胡好，直接找胡文虎商量。胡文虎碍于面子，同意垫付足球队的出国经费，回报是王正廷接受胡好为代表团的顾问。

教育部官员、代表团顾问郝更生，向王正廷自告奋勇，赴南洋募款，条件是由体协负担来往经费。王正廷想到郝更生与国民党中央党部“CC系”的朱家骅关系密切，中央党部经常以各种名义向华侨弄钱，说不定郝能利用这些关系募来大笔资金，就一口答应，付给旅费，请郝更生上路。郝更生回来后，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菲律宾华侨允捐了３万美元，会后请王正廷送给捐款代表人陈某一个代表团顾问头衔。结果顾问的头衔给了，美金却一分也没有到手，让王正廷白白赔了两个人的旅费。

向社会人士募捐，主要由新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负责，经多方努力，总算从几位热心体育事业的资本家那里捐到８０亿法币（折合４万美元）。虽然政府不准以此申请外汇，但毕竟解决了诸如运动员的服装、起程费等问题，还用这笔捐款买了好多袋大米和罐头，供沿途应用，节省了伙食开支。

向政府要求补助，这时的行政院长是张群，素来与王正廷不和，体协要求补助５万美元的呈文送上去，久久不作答复。王正廷和张伯苓一再催促，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急了，竟两眼一瞪说：“钱，没有，命还有一条！”王正廷和张伯苓两人也针锋相对怒目道：“不给钱，我们给你两条命！”王正廷和张伯苓为了筹集参赛经费，只好采用无奈的手段，这经典的一幕，不但空前，恐怕也将绝后。一直催到张群快下台时，才批了个半数，５０亿法币，折合２.５万美元。为了拿到这笔钱，体协总干事董守义不辞辛苦四处奔走，在南京与上海之间跑了２５次，等了四个月，才在６月４日领到这笔款子，而此时５０亿法币只值１万多美元了。

全部到手的钱加起来，只有预算的三分之一，在别无其他办法可想的情况下，只好压缩代表团的规模了。上回去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运动员是６８人，现在打个对折，减到３４人。足球队和篮球队的人数得保持最低限度，只好削减田径、游泳等项目的运动员。结果田径选手只剩下３人，游泳选手仅印尼华侨吴传玉一人，自行车选手也只有荷兰华侨何浩华一人。经过这么一减再减，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整体实力大大削弱，上一届奥运会大出风头的国术表演，这次更是无从谈起了。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体坛也脱不了派系倾轧的鬼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国，好事者无中生有，各种谣言纷至沓来，如代表团用捐款在黑市套购黄金外汇、向外国航空公司捞取回扣、主持者徇情营私安插亲信，等等。

结果是代表团还没有出发，监察院来调查“套汇”，教育部来审查名单，外交部来吊销护照，使得王正廷穷于应付，四处解释。好在王正廷先生为人清正廉洁，口才又好，经过与各方通融，再耐心解释，总算将这些风波一一平息，为代表团能顺利成行扫清了障碍。

国内解放战争正在激战时刻，王正廷带着中国代表团匆匆上路。和第十届奥运会一样，足球队先行出发，一边比赛一边筹集经费，而在国外的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和自行车运动员则分别从印尼和荷兰出发自费参赛。王正廷筹集到的经费，待７月１５日抵达英国伦敦时，已用得差不多了，只好急忙筹款，免得有家难归。同时，打电报回国向国民党政府求援，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复电是：“政府不能追加预算，请代表团自行解决。”这使王正廷寝食难安，根本无力顾及其他事项。

中国代表团抵达伦敦，住进奥运村才３天，就因支付不起生活费而被迫迁到一个设备简陋的小学校，住房很挤，膳食也差，每天吃的是发了霉的大米，变了质的咸鱼和榨菜、粉丝。这些都是由国内用轮船在半年前带到伦敦的。这样的生活又怎样能够保证运动员有充足的体力去获得竞争的胜利？而中国运动员恰恰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也要为国家、为民族去争取荣誉。

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９日，奥运会举行开幕式，中国队以第１２位的次序出场，大家身穿出国前发的统一的西装上衣，但衬衫、西裤和皮鞋，都是各人自备的，质量新旧不等，显得十分杂乱和寒酸。

在７月３０日的比赛中，年仅２０岁的印尼华侨吴传玉，参加了男子百米自由泳比赛，获小组第５名，未取得决赛资格。参加田径比赛的３名选手，预赛时均名落孙山。自费代表祖国参加自行车比赛的荷兰华侨何浩华，在临近终点将要取得第一名的时候，被后面冲上来的自行车撞倒，左臂骨折，饮恨赛场。足球队首战土耳其，初赛败阵，遂遭淘汰。参加篮球比赛的有２３个国家代表队，中国队的成绩是第１８位，当然得不到名次。这届奥运会，由于中国的国力衰败，在运动场上又得了个零蛋。一名外国人画了一幅漫画，这样讽刺中国：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身穿长袍马褂、面容枯槁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旁书“东亚病夫”，使王正廷等感到莫大的耻辱。

最使王正廷伤脑筋的还是回国的经费问题。当时任代表团总干事的董守义在他所著《奥林匹克旧事》一书中有以下一段具体的回忆：

运动会是要结束的，既不能长期流落伦敦，又没有钱买票，怎么办？这段时间确实难为了王正廷。

代表团的经济事务一向是王正廷自己掌握，我是跑跑腿的。当时窘状我在旁看来也实在太不成样子。这里可以举件实例说说。这事发生在８月１５日，中午刚过，王正廷的秘书匆匆忙忙地开了汽车找我，要我立刻同他一起去Auto‐Mobile俱乐部，因为王正廷和中国银行经理夏秉方搞僵了，下不了台。原来这天驻伦敦的大使郑天锡请王正廷在那个俱乐部里吃饭，商讨代表团回国飞机票的问题。王正廷想先由大使馆出面担保向中国银行借笔钱把代表团送走。但是郑天锡和夏秉方都知道政府不会再拨款来，借了钱怕捞不回来。王正廷想到巴黎去一趟，郑天锡竟不放心，深恐他一走不回来，这个代表团赖在伦敦，要他负责遣返。事到这个地步，没有什么交情可讲了。原来王正廷在俱乐部里，说代表团飞机票的款是有着落的，足球队在印度有一笔门票收入就要汇来。接着，他又说：“英国朋友也不会看我留落在此，他们会替我设法捐钱。”这段话里当然也带着一点刺，意思是中国人自己倒不肯帮忙。夏秉方一听，哪里肯让人，他认为英国当时经济情况这样紧，募捐是不可能的，王正廷明明是讽刺他，所以接口就说：“王先生，你能捐得到英国人的钱，我马上跪下来，给你叩头。”事情也巧，这天恰有个英国朋友给王正廷捐了一笔钱，支票还在他身上，他一听夏秉方这种口气，实在按捺不住心头之火，刷地从口袋里把支票抽出来，放到夏秉方面前，毫不留情地要夏秉方当众跪下叩头。这样闹成了僵局。其实，王正廷是找这个机会向大使馆摊牌，一定得当场解决代表团的路费问题，把我找去是好交涉个下场。结果是大使馆同意作保，由英国的通济隆旅游社先发飞机票，王正廷守在伦敦，去电纽约找孔祥熙汇钱来解决这笔欠账。这样才算免了夏秉方的一跪。后来我到了纽约，知道孔祥熙已汇了３０００美元给王正廷。这个数目还是不够的。据我知道，王正廷又向同去的随员顾乾麟借了５００美元，向王景春借了１５０英镑，把没有吃完的米卖给华侨饭馆得１００英镑，其余除了足球队的门票收入和英国朋友们所捐的钱之外，据说王正廷自己还掏了腰包，才算料理清楚，离开伦敦。

王正廷欠债回到上海，国民党内战失利，国统区经济危机爆发，物价上涨率为抗战胜利时的３９０万倍，法币贬值４００万倍。大米每石限价１９８万元，黑市涨至２１５万元，开滦煤以每吨１０８万出厂，到上海售价７００万元。

为抢救财政经济的危机，蒋介石使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特权，于８月１９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出台并不能稳定物价，由于货物奇缺，贸易停顾，造成物价飙升，黑市交易猖獗，金价、外汇也随之上涨。王正廷为购买外汇，偿还体育代表团的欠债，付出了所有家当。在心灰意冷、对时局彻底失望的情况下，于１９４９年年初移居香港。

近半个世纪许许多多仁人志士的艰难跋涉，探寻中国的奥运之路，也是中国人探寻自由之路、探寻民族独立之路。由于连年不断的国内战争，国力下降，奥运之路带给我们的有一些希望，但更多的是失望和遗憾。

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推动者的王正廷，不仅第一个加入国际奥运组织，带队参加国际奥运比赛，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扫清了道路。

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之初，曾经和中国传统体育产生过激烈的冲突。坚持传统体育者认为，“国术乃田径赛进化而再进之产物”，“又何必舍弃吾国进化体育法而不用，反尽力效法非洲土人田猎之技术，复古至于原始时代”。１９３２年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奥运比赛失利，又有人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呼吁“中国从此不必再参加奥运会和远东运动会”。这些保守思想受到王正廷等提倡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界人士强烈反对，争议的结果使国人对中国传统体育和奥林匹克体育有了较为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冲突的结果没有走向相互排斥，而是促进了两种体育的融洽。提倡传统体育的人士，开始主动借鉴西方体育的长处，对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了整理和改造，使其向科学化方向发展。１９３３年民国时期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增设了武术比赛，使武术也开始走向竞技化道路。１９３６年第十一届奥运会上，中国武术表演大受欢迎。从此，中国传统体育和奥林匹克体育都被视作中国近代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它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内容，而且还推动了中国传统体育的革新；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组织的产生，而且促使中国近代体育的管理制度与国际逐步接轨；不仅使中国人初步接触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体系，而且促使中国人的体育观念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是中国体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转折点。奥林匹克运动的内容体系、组织体系、思想体系渗透到中国体育之中，给中国体育增添了活力，推动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王正廷等近代中国体育人的共同努力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