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现当代美学研究方法的存在性走向
中国美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产生了主观、客观、主客观统一和实践派四种基本的美学观念,其后,中国现当代美学的主流选择了影响广泛的李泽厚等人的“实践美学”。必须说,这个选择不是一个偶然。从宏观历史发展的视野来看,实践美学在消化了西方美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后,没有简单地继续蔡仪《新美学》的认识论道路,而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西方美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转换为社会实践存在论的美学研究方法。这种转换解决了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存在性研究方法使群体经验实践缺乏生生不息的物质推动力的问题,也为“意象”的价值内涵注入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实践效果,它为中国古典美学与现当代美学在实践基础上实现贯通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但是,实践美学的方法论在运用中并没有摆脱认识论逻辑物本论的前提,其美学理论内部存在着“工具本体”与“情感本体”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深刻矛盾。由于这个原因,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学热”以来,在中西方文化又一次深刻的碰撞中,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方法呈现多元开放、观念纷呈、锐意创新的局面。延续至今,它隐约透露出中国美学研究的存在性历史走向正在寻求深刻变革的消息,已经出现生命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价值美学、体验美学、符号美学、认知美学等新的探索。这里,我想谈的主要是高校现行美学教材的观点,最后谈谈李志宏“认知美学”的科学方法走向。
高校现行美学教材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在“体验说”。1988年,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出版;2001年,由朱立元主编的高校教材《美学》出版;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一川主编的《新编美学教程》;2009年,叶朗的《美学原理》一书出版。这几本教材体例不同,但都悬置了美的本质问题,把美的存在性质理解为“审美体验”。“体验”说的根本命题在于认同并解释体验性存在的本体性。对此:
《现代美学体系》认为:“体验以生命为前提……生命类似于道家所说的道、气,是宇宙万物的内在本原”[19]。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作为内在本原的“生命存在”确实是彻底消解了主客体的分离,但是,对于在场的审美体验来说,其生命存在的本原意义(道、气)就陷入了既可以是有人在场也可以是无人在场的矛盾,如果是无人在场,又何以有“审美体验”呢?我想,“体验”说的根本问题可以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来理解:
形而上的问题在于:它把价值实践整合物我关系的历史功能及实在性直接让给了审美现象(文化大风格),又把这种现象蕴涵的物我、心物的合一性直接理解为审美体验,理解为审美主体方面精神的统一性,结果是,在场“体验”的存在性质陷入了物我分离、有人与无人的逻辑矛盾。与此相关:
形而下的问题就在于:“体验”说在实践基础上建构的审美经验直接通向了主体的审美体验,而从发生学的在场视野来说,进入文明时期,在场体验的审美主体总是个体性的存在,个体的审美经验必须通过一定的文化媒介才能传播,才能为他人理解、认同和接受,成为社会群体的审美经验,由此,才可能产生人们共同理解的美的东西,即所谓美的普遍有效性。但是,如果这样做,就需要把审美经验与文化媒介感性地结合起来才能进入审美体验。这里的困难在于语言符号作为文化媒介具有二重性,它既可以是逻辑范畴,也可以是具体的经验图像,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代表的现代符号学所理解的单一语言符号只具有个别的意义,它无法应对逻辑运动的普遍意义,而可以应对逻辑普遍意义的“结构”主义又取消了“审美体验”说作为理论观点所需要的本体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必须在价值实践基础上、在感性实践与逻辑范畴运动之间寻求和建立二者能够真正实现具体统一的文化媒介。这个文化媒介是什么呢?(www.xing528.com)
这就应该提到王一川的《新编美学教程》了。这本教材显然已经清醒地自觉于当代美学研究方法的存在性走向。但是,它仅仅侧重人与对象实践联系(存在)的符号学特征,由此提出“审美沟通”说。也就是说,“审美沟通”说不是要在价值实践基础上、在感性实践与逻辑范畴运动之间寻求和建立经验历史“意义”的具体统一性,而是直接进入符号,主张“在感觉论美学基础上适当吸收美论美学的某些传统,形成对于当代审美现象的新的阐释思路和框架”[20]。这样,《新编美学教程》认为“美学的对象是人的审美沟通”[21];而美学学科属性已经从科学论转向跨学科论,学科对象从美论转向审美生活论,学科方法从演绎论转向归纳论与体验论,学科反思从确定论转向自反论,直至颠覆了自身的任何确定性假设。[22]在这种认识下,《新编美学教程》认为“审美或美,是一种通过对符号形式的体验而实现沟通的过程”[23]。审美沟通的六要素由此也加上了作为附加参数的“审美文化”。由此,这个符号性的审美沟通过程就成了美的存在性质了。只不过“审美沟通说”谈的符号已经丧失了由本体论规范的、确定性的中心意义,它建立了一个意义零散化的、后现代的“体验”美学模式。这种远离确定性意义的美学追求,既体现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拒绝认识论美学形而上学传统的理论态度,又呈现了其贴近、针对当代市场经济及生活现实的文化批评姿态,是当代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寻求逻辑与历史具体统一的另一种需要与努力。但是,“审美沟通”说强调微观个体“体验”传递出的意义零散化的倾向,它深层次地反映了当代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在寻求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躁动不安的学术心绪!
由上所述,微观个体“体验”的零散化倾向与审美经验意义的确定性及中心如何能够贯通起来呢?
这里我谈谈叶朗2009年出版的《美学原理》一书。叶朗认为:“美是审美意象,审美意象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中。审美活动是美与美感的同一……审美意象(美)是从对象方面来表述审美活动,而美感是从审美主体方面来表述审美活动”。[24]这里所谓“美感”就是审美主体关于对象的在场“体验”。对此,结合伽达默尔有关“体验”的生命意义和经验性的论述,结合王夫之的“现量”说,叶朗对审美体验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审美体验是与生命、与人生紧密相连的直接的经验,它是瞬间的直觉,在瞬间的直觉中创造一个意象世界(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的感性世界),从而显现(照亮)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25]叶朗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来谈审美经验、谈美,也就是说:审美体验、或者说美感是“谈”的对象;审美经验、美是所谈的结果。我想,如果是这样,那么,语言概念作为所“谈”得以表述的物质媒介形式,它在哲学上是遵循逻辑运动的还是遵循实践历史运动的呢?如果不是遵循单方面的运动,而是遵循逻辑与历史具体统一的运动的,那么,语言作为这种统一具体运动的符号,就应该把它如实地理解为由人与对象的价值实践活动生成的经验历史符号。但是,如果这样来理解,审美实践活动就是一种感性的、经验实践符号化的历史生成活动,就应该是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感性的经验实践联系本身来理解审美意象的生成及审美体验的性质,而不能简单地说“审美意象(美)是从对象方面来表述审美活动,而美感是从审美主体方面来表述审美活动”的。实际上,当伽达默尔指出审美“体验”的生命意义及其“总是包含着某个无限整体的经验”时,当叶朗认为“审美体验是与生命、与人生紧密相连的直接的经验”时,他们已经生动地透露出了当代美学研究存在性方法的新的历史走向,即走向经验实践美学。因为,只有在经验实践中,个体与对象的价值实践联系本身才构成了逻辑与历史的具体统一所必需的在场符号形式,只不过,“价值实践联系”已经不是单纯认识论特征的语言符号,而是包含“在说”、“在写”的语言活动在内的、不断生成和不断更新的、动态的价值实践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专门谈到李志宏2011年5月出版的专著《认知美学原理》。
《认知美学原理》强调“美学研究应该是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采用适当的具体方法”[26],也就是作者主张的“认知科学”方法,即“从心理层次、生理层次、生物层次对大脑活动的结构和过程加以揭示”[27],以“解释审美经验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揭示审美活动赖以进行的自然的机体条件”[28]。并由此提出了生成美感的“知觉模式”,它指的是文明时期才形成的人脑的“认知结构中与特定的客观形式信息相对应的、与特定情感倾向相联系的较稳定的神经元活动方式。当事物外形同主体的知觉模式相契合时,就可以引发美感”[29]。在我看来,这种“科学化的美学研究”在微观个体与对象的感性实践联系中是有效的,它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揭示了在场于审美实践的个体大脑活动的内在机制,具有微观审美实践“在场”的本体性意义。问题在于,审美实践并非单纯自然意义上的“知觉模式”活动,它是经验价值意义历史的在场生成的“知觉模式”活动,离开了群体实践价值不断更新的经验历史进程,也不可能进化、演变出文明时期人所特有的“知觉模式”。在我看来,审美实践在场的不是自然意义上的“知觉模式”,而是经验“知觉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当代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历史走向已经清晰地传递出了实现理论变革的重要消息,这就是遵循逻辑与历史具体统一的基本方法,直接从人与对象价值实践发生学的历史视野走向经验实践美学,它的突破口就是揭示“经验知觉模式”亦即价值实践方式的历史生成[30],而这已经是对于审美实践的具体研究,亦即对于审美实践自身的历史生成给予科学的阐释!它表明:当代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不仅仅在于你“说”的方法应当是正确的,而且在于你能够正确地在场“运用”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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