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存在性方法特征

（一）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存在性方法的特征

由于文化差异，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一开始就使用了不同于西方逻辑文化的一套语言概念，这套概念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价值实践的中介性及经验意义的非确定性，或者说是动态的、相对的确定性。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智慧的核心是对于宇宙万物“生生不已”的经验实践体认，中国文化的价值归宿及灵魂在于追求万物万象“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由此，“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在人生修养和艺术追求上的最高境界。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一开始就没有追寻逻辑理性，也没有根据二元分离的本体论前提进行思考，它基于氏族血缘价值实践的经验纽带和农业文明的经验文化，在天地、神人、男女、心物等不同的对象性关系中产生了一套特有的实践理性的经验辩证法思想，并由此去洞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在世的终极意义及境界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研究自然而然地拥有一种自己独创的、与人的身心活动直接联系的经验实践性质的方法，我把它表述为经验实践的存在性研究方法。下面，我只提取了其中表征这一方法的三组基本的经验辩证概念，来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经验实践（存在）性取向。

1.有与无

《老子》提出的“有”与“无”，可以理解为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经验存在性取向的本源性范畴。老子认为“有生于无”，又强调“有无相生”。其中重要的实际上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联系二者的“道”之“生”的存在本性。也就是说，中国古典美学理解的“有”与“无”二者之间从来没有一种不可逾越的绝对时间鸿沟，因为宇宙万物存在的基本规律是“道”之“生”，有“生”才有“有”与“无”，生生不息才是人的世界之所以存在的经验现实及其历史目的；由此，生生不息也是人生在世积极追求的最高境界。“生”的这种本源性的、动态性的及内在的价值趋向，在儒家倡导的伦理经验实践中生动地表现为人生为“仁”而“和谐”及“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化一直未让科技理性和逻辑思辨的抽象性发展到支配整个社会生活及人文价值取向的地步，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虚与实

“虚”与“实”是有与无之范畴通过“生”的本源性联系在人的感性、悟性屏幕所显现的“道”的存在性特征，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在本源意义上表征美之所以存在的在场性特征。

所谓虚与实，其中的“实”是指人的感性能够直接把握住的、眼前实有对象的形态，是《易传》“观物取象”所“观”、所“取”的物象与人事；其中的“虚”指的则是这个实“有”的物象、人事之所以能够被感性所把握的意义——包括产生这种感性把握的更为宏阔的宇宙背景及可被人所感悟、所“玄览”的本源性的东西。有无相“生”；而“生”则虚实相映；虚与实相映才显现出宇宙万象，包括生活、艺术和美的生动性、丰富性及与“生”之本源联系的深邃意味。因此，老子谈“美”，甚至倾向“有”中取“无”、“实”中取“虚”，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等，这些实际上是老子借此突出“美”与“生”之本源联系的说辞。

3.意与象(www.xing528.com)

如果说有与无、虚与实还只是中国古典美学表征美与“生”产生联系的本源性、存在性的范畴，那么，意象就是中国古典美学表征“美”自身特定的在场状态的经验范畴了。

所谓意象，分而为“意”与“象”；意显现为象，象显现出意，融合一体为“意象”。即意象是有无相生的本源性及虚实相映的感性特征在场显现的存在状态。从有无相“生”的发生学视野来看：《易传》所谓“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表明意象是感性的经验意识活动，但它又不同于“言”之于逻辑语言形式的“虚”，意象是有其“实”意的，其中有情、有德、有法、有文、有意等丰富的人文经验和价值目的内涵；另一方面，《易传》所谓的“观物取象”表明，意象之实也不同于外部对象的“实体”之实，意象有其“像其物宜”之虚。也就是说，意象是人与对象心物交融、天人合一的感性存在状态。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核心范畴，最初出现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实际上，由意象范畴延伸出的、或者与意象化人生联系着的是一种系列性的人生在世及其审美实践的经验范畴，譬如名实、言行、言意、形神、情景、境界、意蕴、韵味等，它们表现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经验存在性方法及其历史走向的鲜明特征。比较而言，美与美感、模仿与现实、艺术形象与生活原型、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等由逻辑理性规范的存在性范畴，诠释的则是西方传统美学研究的认识论（“感性学”）方法及其历史走向的鲜明特征。

从反思的历史视野来看，上述情况当然只是以“一滴水”来见“大海”。然而，即使从这个比喻来说，“意象”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存在性历史走向的核心范畴，我们还是可以取其内核反思如下：意象的生命力源于中国古代文化对于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存在规律的经验洞悉及伦理取向的价值实践。它的局限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是“意象”范畴所蕴蓄的“生生不息”的价值取向，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价值实践中都缺乏自觉推动它自身不断更新、持续发展的社会生产动力，尤其缺乏社会物质生产的原动力。原因在于：“意象”的价值内涵仅仅侧重对于人自身的“人文化生”，而且，它的价值内涵首先强调与代天地立言的“圣人”的人生理想产生价值联系。这就形成在伦理价值实践基础上的意象之“生”重在追求人文价值及人生境界的“生生不息”，缺乏确保群体经验实践生生不息的物质推动力及价值趋向的历史开放性，缺乏自觉参与社会生活、推动历史进步的审美反思动力。这一点在宋儒的伦理反思中产生了“文以载道”（周敦颐）与“作文害道”（程颐）的矛盾，在道与佛的本源反思中则干脆退隐山水了。正因此，在中国社会的经验历史进程步入近代以来，经历“洋务运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历史风雨的洗礼，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先进的中国学者最终选择了来自西方文化母体孕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美学研究因此也由古典的经验存在性转向、走向了认识论的历史轨道。蔡仪的《新美学》只是这种转向的历史标志。当然，由西方历史文化孕育的认识论美学自身的内在矛盾也由此潜入了中国近、现代美学研究的历史进程。由于这个原因，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美学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两次“美学热”及其产生的宏观历史效果呢：

它们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经验实践幽灵在迎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中，为拓展现当代美学研究的存在性历史走向，进行了两次意味深远的努力，其结果可以延伸于我在这本书中的基本观点：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亟须的历史选择已经转移到中国，它要求当代中国的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必须自觉认同以价值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自觉遵循逻辑与历史具体统一的方法。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