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存在性探析

（二）现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存在性取向

承上所述，当代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在经验意义与逻辑形式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现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存在性走向恰恰一直在尝试跨越这条形而上学的鸿沟。它包括各种不同的思想图景，主要有现象学的、符号学的、存在论的、阐释学的等。这些不同的努力在思想方法上不属于认识论也不诉诸价值实践的历史视野，它们介于二者之间，“存在性”属于它们共同的理论走向。因此，我把它们放在一个逻辑层面来考察。下面，我主要对现象学和阐释学的存在性走向谈点个人的看法。

1.现象学研究的存在性取向

区别于认识论理解的实体的、个别的存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所理解的存在是关于存在的存在，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它在认识论上的反思指向意识。胡塞尔认为：“如果认识论仍然想要研究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它就只能将存在看作是意识的相关项，看作是合乎意识地被意指之物。”^[8]显然，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存在成了对象性的在场存在着，“因为意识会以它的所有形态出现在可能的认识功能之中”^[9]。应该说，这是康德之后对于实体性存在观念的颠覆性的理解，它消解了传统认识论在“思”与“在”孰为先后的本体论所隐匿的非确定性的二元分离前提，“存在”成为对象性在场的、确定性的统一体。因此，经验意识的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在胡塞尔那里都遭到批判。胡塞尔现象学提出的核心方法是本质直观和先验还原。他认为，自然科学、心理学作为经验的科学，它们所认识的对象是个别的事实和经验，“指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在空间、时间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10]。哲学的对象不是经验意识，而是纯粹意识，是意识现象学。现象性意识与自然、时间、空间和实体性无关，不具有实在性及其变化和因果性，它自己的统一性就是意向性。这种意向性的统一只有在反思中才能被直观体验。这样，他通过先验还原引导人们进入现象学哲学观点——通过批判，确立、发现哲学对象是纯粹意识与“先验自我”，然后，通过本质直观，引导人们进入本质领域——直观自我。这种方法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反思、内省、“涤除玄览”。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要求个体从自我的本质直观出发，排除一切可疑的东西，回溯知识的源头，建立理想的无本体论前提的科学。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美学贡献是其发现了意识的意向性功能，从而为身心与对象构成的价值实践联系的在场历史趋向做了意识准备。问题是：自我直观如果缺乏价值实践的经验历史内容，它就只是意向性与对象非实在性的在场形式。由于这个原因，现象学的“在场”（即存在）可以是人本论的、形式论的，也可以是个体论的等抽象的精神存在性，它在本质上是价值实践及其经验内容在场缺席的虚“空”。

胡塞尔现象学在场的意向性理论如果要继续前进，就必须与经验论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英伽登（1893—1970）认为“文学审美经验的核心永远是一种理性的理解行为”。他认为艺术作品是意向性构成物，从欣赏方面看作品就是“实在对象”；而审美对象则是由接受者通过审美活动在自己的审美经验中构成的。这样，他把审美经验与现象学联系了起来，而经验论也超越了心理主义方向，进入存在性领域。在这个基础上，杜夫海纳（1910—1995）又前进了一大步：他超越了审美经验研究仅仅在心理学领域单方面切入作家或者接受主体的界限以及研究对象局限于艺术作品的界限，他认为，“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的和最亲密的关系”，是存在的深度或和谐。为此，他提出“情感先验”新范畴，认为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首先是情感性关系，它先于经验，与“知性先验”一起与世界发生关系。后者是人在认识世界，前者是人在感知世界，由此构成了审美经验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杜夫海纳几乎完成了现象学与经验论的结合。但是，“情感先验”也罢，“知性先验”也罢，经验意义毕竟不能建立在任何“先验”的基础上，它只能是人与对象价值实践的历史产物。因此，我不能赞同杜夫海纳的理解。

2.阐释学研究的存在性取向

西方现当代美学研究在形而下与形而上、逻辑与历史具体结合的存在性历史走向中，最终走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是现当代西方阐释学的存在性研究。

西方现代阐释学始于施莱尔马赫（1768—1834）的心理学阐释。他认为，所有的人有着共同的心理结构，亦即每个人都包含他人的因素；因此，一个人可以通过自我理解达到对他人的理解，这近似于今天说的“换位思考”。但是，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的起点是神学，解释的文本是圣经，作为方法论它对于人文科学来说缺乏历史的具体性。由此，狄尔泰（1833—1911）发展起了历史主义解释学。他认为，人的创造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生活的表达，作品是社会和历史的现实表达，理解是通过历史经验实现的。应该说，狄尔泰的思想使得阐释学理论前进了一大步。到了海德格尔，他的“理解”已经成为人生在世的方式，是本体论的；理解作为人的存在的一部分，使人超越自我、走出自我，它是一种把握我们自己的可能性和成为我们自己所是的运动。即理解是具有可能性的人的动态的存在。的确，海德格尔的阐释学让人的“存在”现实地、活生生地活动起来了。但是，他的阐释性存在的不是人与对象不断发展的经验实践历史，只是孤独的人本身。

就阐释学而言，我以为应该认真关注一个百岁智者伽达默尔的思想。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开始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强调走出自我，展开对话。他的思想从克服理性的异化开始。他认为，概念让人异化，与实践经验不符合，为此，他回到经验，从经验开始自己的阐释学研究。他认为，支配20世纪美学研究的审美意识概念与感觉愉快相关，与知识和真理无关，从而是纯主观的。他问：“但是保持概念知识的真理观是正确的吗？难道我们非得承认艺术不拥有真理吗？”^[11]他认为遭遇作品就是理解作品，就是自我理解和理解自己的世界，是与“他者的统一和融合”，艺术经验的真理是我们隶属于它。这种经验真理就是游戏结构（中介）：“游戏把对象性双方带入自己的存在方式”，它“是一种往复运动，这种运动并不与任何将它引向终结的目标相联系”^[12]。游戏是艺术经验的一个意象（符号），它具体说明人能认识到主客二分不是人的生存唯一的或根本的方式的可能性。在这里，重要的是，从日常游戏到艺术游戏是一个结构的整体转换，“结构的转换意味着先前存在的不再存在，但她也意味着现在存在的、在艺术的游戏中表现自身的乃是持久而真实的东西”^[13]。伽达默尔认为，审美艺术基本的时间结构特点是：历史可以转换为当下在场、重复和同时性。（个人）理解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对象才可能被理解；而个人的理解源于“前结构”的经验观念，后者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真实的。不管怎么样，它是传统，理解“应看作是参与一个传统事件的行为，看作是一个不断地将过去和现在加以贯通的传递过程”^[14]。这样，伽达默尔的分析表明：(www.xing528.com)

（1）理解与历史经验存在以时间距离为代表的解释距离，理解可以通过批判消解经验偏见，而历史对理解有一种效果，“理解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的效果事件”^[15]，理解的历史是确定性的效果历史，而有限的个人理解的处境是在无限的历史处境之内被理解照亮的——这样，同时也就消解了认识论的时间距离。

（2）对效果历史的反思，绝不可能完全达到，“因为历史的存在意味着自我意识决不可完成”^[16]。

（3）为此，他提出“视域融合”：指当前视域与过去视域结合的状态。融合既意味着将自身与他者作为未来经验的东西区分开，也意味着二者的结合，区分和结合都是理解的一部分。“以调整的方式进行融合是效果历史意识……的任务。”^[17]

（4）弥足珍贵的还在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提出的“应用”概念，他的法律解释学说明了理解过程包含应用、执行，理解是服务、是实践意义的过程。法官解释法律就是在应用和执行法律，应用是意识对传统经验开放，对传统遭遇真理开放。

（5）为了应用，理解的任务在于提出恰当的问题，由此，历史的意识就是解释学的意识，它的立场不是与过去异化的概念立场，而是在“当下”与过去的对话，这种对话将走向未来。而对话是以语言为媒介的。

（6）关于语言的经验，他指出，“发生在理解中的视域融合实际上是语言的成就”^[18]。而语言概念实际上就是解释学的本体论视域。

综上所述，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经验论的，还是阐释学的，西方美学研究方法的存在性历史走向都有一个清晰的历史图景：由传统的实体性存在转换为黑格尔逻辑性的观念存在、再由观念的存在转换为胡塞尔现象学的精神现象存在、进而由精神现象转换为伽达默尔的理解视域的存在。在伽达默尔这里，语言既承担了“视域融合”的中介功能，又是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视域。这是一幅西方哲学确定性本体演变的历史缩影，也是审美实践存在性根源确定性演变的历史缩影。在这个缩影中，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及理解视域所依存的“语言符号”的确定性本体性质在我的反思中具有两个意义：

第一，西方美学研究方法的存在性历史走向，从“实体”本体到反映实体的“语言”本体，走了一圈，回到语言。语言的根本问题是语言符号与所谓“本体”问题的联系。索绪尔关于语意与语音结合的约定俗成规则揭示了这种“联系”的文化趋向，伽达默尔的法律“应用”概念则揭示了这种“联系”的实践趋向。但是，在我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自然观意义上揭示了这种“联系”的真实面貌在于人与对象价值实践的经验历史趋向。

第二，第一点通过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似乎传递出中国古典美学“天人合一”意境的某种历史回音，它的意义是在方法论上透露出这样的消息：当代西方美学研究实际上一直在寻求逻辑与历史具体统一的途径，只不过它希望思维理性通过逻辑语言进行清晰的阐释；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来说，这种阐释则是令人深思的、回味的和体悟性的，因为它是实践理性的，是与在场身心的经验活动直接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