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自由的技术操作：逻辑与历史的具体统一方法及其哲学基础

（一）逻辑与历史具体统一的方法与哲学基础的关系

我们知道，任何人文学科、历史学科都有一个哲学基础的问题，美学也一样。哲学基础是关于一般世界和人生在世本质构成的反思理论。如果说美学研究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具体统一的方法，那么，逻辑与历史具体统一的方法与哲学基础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逻辑与历史相互联系的中介内容就是哲学基础的内容，相互联系的符号形式则是表述这个哲学基础内容的语言符号。也就是说，任何表述哲学形而上学内容的语言符号在其终极意义上都不是通过逻辑形式、而是通过社会群体文化对于语言符号的“意义”与形式的结合进行约定俗成的价值实践活动来解释的。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代美学的发展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它深刻地提出了究竟如何来理解语言符号生成的根源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认识论哲学的传统是坚信宇宙万物存在各自的本质，语言概念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的正确与否由语言概念的逻辑运动来确证。例如黑格尔哲学，这种哲学模式并不考虑语言概念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价值意义是如何生成的问题，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就是针对认识论哲学的这种逻辑形而上学发起挑战的。但是，在“语言学转向”中真正有意义的不是维特根斯坦对于本质问题“悬置”处理的分析哲学，而是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语意与语音的结合形成的，这种结合没有先验的规定，是约定俗成的。他第一次透视到了“反映”事物本质的语言符号背后有一个群体经验文化约定俗成的问题。索绪尔的不足在于他的研究仅仅限于语言学领域，他没有进一步去探究对于语言符号具有约定俗成功能的群体经验文化及其价值意义生成的实践根源。结果，他的语言“结构”功能仍然需要求助于先验的唯心论。这就难怪到了德里达的写作语言学手里，没有本体论根基的语言的出场、在场最终被演绎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而语言“游戏”恰好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半途夭折的理论表征。

在我看来，当代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要在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夭折的地方继续下去，深入探究语言符号生成的价值实践根源。这里的关键是：必须明确作为逻辑范畴的语言符号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与文字的萌生和人的思维能力的经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是人与对象的价值实践历史进入文明时期才产生的。^[3]因此，需要从发生学的视野出发，在人与对象价值实践的经验历史过程中来理解“意义”以及表述意义的符号形式的产生，同时，以群体文化约定俗成的价值实践效应来检验和理解每个时代语言符号的语意与形式的结合。这就是说，任何语言符号都是属于产生自己的那个时代的，而每个时代产生的语言符号都会形成属于自己这个时代表述本体观念及终极历史目的与人文关怀意义的语言符号——我把这种具有终极意义的语言符号称为“终极符号”。重要的是，在人与对象价值实践历史的全部过程中，每个时代的“终极符号”只是与自己这个时代的价值实践活动产生具体统一的逻辑范畴，它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绝对逻辑范畴，不是适合一切时代人与对象的价值实践活动的。(www.xing528.com)

由此，逻辑与历史的具体统一只能表现为人与对象价值实践的经验历史过程，即每个时代的“终极符号”意义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价值实践产生的、通过群体实践约定俗成的经验历史意义，经验历史意义的不断更新与传承，使得不同时代的语言出场构成了有序统一的、持续发展的经验历史联系。这样，所谓“历史”不过是经验实践对于自己时代的“终极符号”意义始终“在场”的一种价值实践趋向而已。它始终是现实的、在场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具有发生学的意义，即人们自然的、内在的生存需要必然转换为人与对象的价值实践联系；由此，从原始时期血缘家庭组织的血缘价值实践到文明时期实践理性组织的价值实践，“终极符号”只是在文字萌生和人们抽象思维能力已经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符号”与以往所有的“上帝”、“绝对理念”、“乌托邦”等“终极符号”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公开说明自己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它是价值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不断发展的，仅仅在价值实践的目的意义上它才必须如下面我所摘取的几点这样来表述自己的“终极符号”内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把人的理想性的生存模式表述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4]这里，马克思说的人的生存模式不是现实的，而是作为社会历史的目的存在的。对于后者，马克思表述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5]。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社会组织方式的核心（社会制度）视野表述了上述的人与对象共同的理想生存模式的科学性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综上所述，我相信：当代美学研究必须自觉地以以价值实践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这个基础在方法论上的具体表现就是：直接从逻辑与历史具体统一（即经验性）的人与对象的价值实践联系本身出发去理解审美实践。这就是当代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由此建立的美学我称为“经验实践美学”。实际上，在我看来，所谓美学就是经验实践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