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思考人的认识能力与表达方式的可能性

（三）“语言学”阶段

实际上，在19世纪末人们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对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设定应考虑到这种能力的活动方式——思想表达或者说阐释方式的可能性。这就涉及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问题。最初洞悉这个问题的是尼采（1844—1900）提出的唯意志论，他认为“上帝已死”，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学”。与尼采的观点相近的还有叔本华（1788—1860）的生命美学；之后海德格尔（1889—1976）把生命活动直接引入了“存在”命题。海德格尔提出了以“此在”为核心的存在主义理论；不过，海德格尔仅仅是在人的存在意义上，而不是在人与对象价值实践联系的经验历史意义上，来讨论“存在”问题。这样，“此在”之“人”就只能是抽象的、孤立的人生意义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后期尽管提出了由“天”、“地”、“诸神”和“终有一死者”构成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但是，在我看来，把审美问题真正引入人与对象的价值实践联系来讨论问题的不是海德格尔，而是由后结构主义谈论语言背后的社会机制问题拉开序幕的。

20世纪以来，文化批判成为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张扬人生意义的旗帜，而后现代美学则使自身同人与对象的价值实践联系沟通了起来。令人深思的是，由于德理达（1930—2004）无情地揭示了写作语言的“出场”与“不出场”在本体意义上的矛盾，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为一堆“意义”分崩离析的语言碎片！由此，如何理解“语言符号”的出场、在场成了当代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此，我在后面“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部分专门阐释。

综上所述，关于美学学科的性质，西方美学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走向“语言学”的历史转向^[2]，实际上是由“形而上”向“形而下”的一种文化批判的转向。这是一次意味深远的思想史的变革，它标志着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遭遇的基本问题已经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在古代世界，人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人的世界和人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古代哲学和古代宗教的所有结论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今天，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问题已经转向现实的、紧迫的气候、环境、人口、资源、核隐患、恐怖主义以及人类自身的公平正义、高科技发展等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共同的哲学表述是什么呢？是：

（1）人的世界和人的生存的永续发展何以可能？(www.xing528.com)

（2）人的世界和人的生存向何处去？

上述问题的实质是：人与对象价值实践的经验历史进程如何能够永续发展？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后现代主义价值意义“碎片化”的“语言游戏”当然不是经验历史寻求自身持续进步的答案，在这里，西方思想界近年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最新动向。从当代美学的发展趋向来说，我关心的是：上述历史发展的根本问题对于当代美学发展的方向究竟提示了什么？我想，它至少透露了这样的信息：21世纪美学的发展需要特别重视两个思想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以价值实践为核心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哲学视野，我把它简称为价值实践论。另一个是中国古典哲学、古典美学思想的人文实践取向及人的世界有、无关系的经验存在论思想。

在我看来，以上两点会渗透和贯穿当代美学研究的进程。在这里，我想指出：当代美学的发展需要通过人与对象的感性实践联系如何（能够）构成的价值实践视野，直接参与和回答人的世界活动及人的生存如何能够永续发展这一根本的经验历史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当代美学的学科性质需要终结一切远离价值实践历史的形而上学，审美实践的在场本身已经清晰地表明：美学学科不仅仅是一门建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它更是一门经验实践的历史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