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部竞争暴露反对留广州领导派别

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在1925 年8 月20 日暗杀廖仲恺的行动中摊牌了；廖是孙逸仙的

联合苏俄和大力动员群众的主张的热诚支持者。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刻

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许崇智、汪精卫和蒋介

石是委员会的成员，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暴露了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

一些粤军指挥将领谋求推翻广州政权中激进分子的阴谋。不到一个星期，许

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

决定派胡汉民去俄国。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他的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指挥

官许崇智。两名阻止俄国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党员

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部

反对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的一个有威望的派别。①

危机还有其他重要的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

物，在长达六个月的时期内拥有最大的权势。支撑广州政体的军事力量被改

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 个军：来自党军的第1 军，由蒋介石指挥；湖南人组成

的第2 军，由谭延闿指挥；云南人组成的第3 军，由朱培德指挥；从粤军抽

调组成的第4 军，由李济琛指挥；由李福林的私人军队组成的第5 军。把驻

于地方根据地的粤军的分散部队合成一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新命名的

第4 军逐渐地被改造成一支统一的和有战斗力的部队。另一个统一财政的努

力也最后取得成功。②

从1925 年10 月到1926 年1 月底，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打了三次战役，

巩固了它对广东的控制。到10 月初期，广州在东面又受到陈炯明带领的重整

旗鼓的部队的威胁，同时熊克武带领的一支川军在西北方向以及邓本殷和魏

邦平带领的粤军在西南方向也威胁着该城。主要由第1 和第4 军的几个师和

程潜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后来为第6 军）参加的第二次东征，决定性地打

败了陈炯明的联盟。第1 军第4 团在10 月14 日攻占了陈的貌似攻不破的惠

州要塞，根据目睹战斗并描述了共产党军官和政治委员的勇气的切列帕诺夫

的记载，第4 团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许多人英勇牺牲。①在以后的一系列战斗

中，在蒋介石全面指挥下的东征军攻占了前往汕头的沿途的城镇，同时程潜

切断了敌人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②如同前一次东征，政治工作者动员民众支

持，俄国人为每支主力部队出谋划策。

①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 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大

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 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

11，第1756—1763 页；蒋介石的日记，从8 月15 日至9 月23 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 页，集子收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

1926 年初期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军队改组和集中化中的重要成分。我在《民族主义制度下

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谠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 页，特别是227—233

页）中论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①切列帕诺夫：《手记》，译稿，第334—354 页。见以上脚注所引关于三次战役的其他报道。

②

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

忆录》，第24—95 页。第37—62 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的战役。

也是在10 月份，第2 和第3 两个军的部队把川军往北赶出广东省边境。

在东征结束前，第1 和第4 两个军的部分部队不得不调往南线，在第2 和第

3 两个军的帮助下在12 月后期打败了敌人，并且往前推进，拿下了海南岛。

因此在北伐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成员经受了战斗考验而变得坚强了。

在国民党控制了广东以后，毗邻的广西省的三位将军使该省与广州联合

起来。黄绍竑、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了国民党，让国民党在他们控制的区域

活动。他们的部队被命名为第7 军，由李将军率领。在湖南南部指挥一个师

的唐生智将军，在1926 年春季也就合并他的部队之事进行了谈判，他的部队

被命名为第8 军。这8 个军在北伐开始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总兵力约15

万人，不过只有约10 万人可以用于两省根据地以外。③国民革命军仍是一支

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俄国人帮助下的两年半的改组期间，它在训练、装

备、教义的灌输和战斗经验方面，都有了改进。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 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了两本书，它们都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了保守的

解释，并且都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论点。①戴季陶争辩说，三民

主义是国民党唯一的学说；同时他断言，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工作的唯一的

党。共产党员和其他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这些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清除出

去。实际上，戴季陶号召结束容许共产党员在年长的党内活动的制度；他指

责共产党员是寄生的，在领导人之间挑起冲突，设法把非共产党员从国民党

的岗位上拉下来，并且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他们的青年团。戴季陶的

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共产党，这时转而反对它。7 月5 日，他召开了国民

党浙江省委员会的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思想和谴责阶级斗争观念的宣

言。上海的执行部印了这份文件分发给它管辖的所有组织；它还发表指示，

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②

共产党对这一挑战作了反应。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封日期为8 月

30 日的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辩护，并

且警告说，戴季陶的著作正被反动派用作宣传。③中央委员会在10 月份举行

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

议。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并且重新强调了联合国民

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决议试图定出这两类党员的分类标准，但是表示了

对左派真正力量的怀疑。①

一批国民党老资格党员，于1925 年11 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召开他们称

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实际上国民党由于广州正在遵循的

激进路线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致北京的集团和广州的领袖们都不能凑

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可是，“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

把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

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

③《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 页；《北伐简史》，第46 页后面的图。

①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 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

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 页。

②《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 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 年9 月18 日），第1196—1197 页。

①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 页。

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

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

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

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

于1926 年1 月4 日至19 日在广州举行，253 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

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

述。党员仍不足20 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50万人——这

是夸大。他提供了11 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5 个在组织过程中的

省和3 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183700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

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

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①

约90 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共产党员。②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

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

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

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

他12 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③作为对

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

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④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员，分歧就不

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

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共产党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

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

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⑤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

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 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

了7 个（可能8 个）席位，在24 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6 个，其比率稍高于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

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9 个正式席位、3 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

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和胡汉民一样，也是得票

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 年11 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

年4 月17 日），第14—16 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 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

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 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

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 页。

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 年4 月，第29、31 页。

②《从容共到清党》，第463 页。

③《会议记录》，第134 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 页。

④《会议记录》，第18—19 页。

⑤同上，第165—169 页。

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①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

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

光；三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闿和胡

汉民。②广州的左派和共产党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

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

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

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

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

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1924 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

在1926 年3 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

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

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1925 年6 月成立，

到10 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

导。陈公博在1926 年3 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

表明约有29 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

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

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

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

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

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

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共产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

的工作。

到1926 年3 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

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

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 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

①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 页。前四人各得249 张有效票数中的248 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

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 张，

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

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282 页和第708 页脚注

14。

②《从容共到清党》，第473 页和第519 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 年4 月6 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

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

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 份附件，其中3 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 年3 月起，第1 份《关

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 年3 月15 日；它与第6 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

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 年3 月19 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

文献》（12，第1814—1821 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

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当地

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

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

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 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

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

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

1926 年3 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

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

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①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

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

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

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

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

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

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

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

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

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

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

“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

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 年3 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

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 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

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5％是极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

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

人，即超过了已知的政工人员数的1/4。已知有887 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

其中一半以上在第1 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000名战斗士兵中

仍是一小部分。俄国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 月20

日的政变时指出，共产党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他们

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官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

了各级指挥官以及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他报道，第1 军的政

治部主任、它下面各师的5 名政委中的4 名以及16 名团政委中的5 名是共产

党员。①

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一文的俄国作者的说法，所有共产党员

接到了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的指令。当时流行的口号是：

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

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关键领域的渗透强烈地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的担心。而

①《革命文献》，12，第1818 页，上引文件附件6 的译文不同。

①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 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 年4 月10 日至16 日期间。一份令人

失望的关于共产党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12—221 页，特别是第221

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且，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部门，以指导共产

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它是一个秘密小组织，其成员广大党内同志都不知道；

它指导军队中共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人们还猜想，它组织工农武装小

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小分队和其他武装集团中成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

线和重要水道上组织核心小组以搞乱敌人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动。披着国民

党员外衣渗入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像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

—的共产党人，要听从党的特别军事部门的指示。他们还要注意军官们的举

动，并向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有害的活动。总之，共产党的用意是尽

一切可能去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指挥它。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多么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这不得而知。

可是共产党在军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献身于组织中国的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并使这些

集团激进化，为有朝一日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

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要控制群众，又要在党自己的队伍中输入无产者，以使

它成为一个大党。1925 年10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

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

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

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

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

导群众。①

下一年的突出标志，是在扩大共产党及其青年团以及改变它们成员的社

会成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25 年2 月改名而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1925 年初期还不到2500 人，至1926 年11 月已发展到约12500 人。1925

年5 月30 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9 月份，他们只占49％。1926

年11 月，学生占35％；工人占40％；农民占5％。②共产党由于1925 年中

期的革命高潮，也迅速发展，快到1926 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

组成的党已经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6％被划为无产者，22％

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③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

包括在内。

共产党员们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他们1925 年5 月在广州的一次大会所

①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 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

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 年1 月28 日，第14—18 页。这是

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

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 年2 月15 日），第69—94、84 页。案卷

存国会图书馆。

③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131 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

月—11 月》，第118 页。1927 年5 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

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

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37 页。

组织、并由他们控制的中国总工会。④到1926 年5 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

组成的一些工会中党员人数据说已从540000 人发展到1241000 人。①但是，

由于镇压，许多工会已被赶入地下。例如，上海总工会在1925 年7 月28 日

宣布，它在117 个工会中有218000 名会员。这一迅速发展，是6 月爱国大罢

工和许多工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会才能得到罢工津贴这一事实的结果。也有

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称，在工会总部被

强行关闭、像李立三和刘少奇那样有战斗精神的领袖已在上一年9 月被赶出

上海以后，只有43000 名会员（另一种报道说1926 年5 月有81000 名）。②

尽管有这样的挫折和非共产党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

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③

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

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1925 年5 月和1926 年5 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

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1925 年4 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

94 个县中仅仅22 个县的557 个村或乡，就有会员172185 名。①一份关于1926

年5 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 个县的4216 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 人。②

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领导的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

年7 月至1925 年12 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 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

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

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

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

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

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

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

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www.xing528.com)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

④见上《1925 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 段的第2 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 年5 月5 日），

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 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

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 年5 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 年6 月5

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 号，第56 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 页（根据1925 年8 月7 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

217804 人）；又切诺斯，第339 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 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

—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 年5 月，15 个工会连同47 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 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

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 部分，《1926 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 页）中有所发挥。

①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 条脚注。官方的1925 年5 月的数字为21 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 年7 月），第639—687、654 页。报告提供了每

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 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 个县的6442 个协会有823338 名会员。见T.C.

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 页。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 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

③

（第78—92 页），讨论了讲习所。

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

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

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1926 年头三个半月的164 件冲突事件，大部

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

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

①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

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1926 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

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

围，但对到1926 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

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1923 年3 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

决定提供200 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②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

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 万卢布（约270 万中国

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③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

年11 月的按月资助为10 万中国元。④1924 年10 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

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1927 年4 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

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

1926 年7 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1925

年〕12 月1 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250 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

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①1924 年8 月，

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1000 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

汇去3 万元。②根据10 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

通过鲍罗廷在1924 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 中国元；布廖赫尔12 月1 日

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

物。③

当1925 年2 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

3 月3 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0000 卢布；它还公布了罢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 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 页），举例加以

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 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

的参加者》，第22—40 页，特别是第24 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 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

到4 月19 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 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 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41—65、

62—63 页。

①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 年》，第802 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

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 页、第352 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 年6 月9 日，内有精琦士5 月29 日从广州发的快信，

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 月27 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

第62—63 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④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

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148000 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⑤

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1925 至1926 年持久

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

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1926 年3 月的罢工过

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①在北

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

年4 月至1926 年3 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600 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

②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

失意的事。尽管在1925 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

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著，但中

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

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国内联盟。③1926 年3 月13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

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

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

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

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 年以来那样，

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

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

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

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

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 年7 月，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

仅有120 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②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 年

10 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 年4 月后期开始，一批苏

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 月份，有42 名俄国

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

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 年3 月9 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

⑤

期，3 月3 日。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 年6 月17 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 卢布也通

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

通讯》，13315，1927 年7—9 月，第27 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 年6 月，

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 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 万”。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 页。

②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 页、521 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 万卢布。

③同上书，第92 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 年5

月6 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 页）中引用。

②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 页。

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种成就。1925 年6 月，43

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

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

年3 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

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 年2 月也崩溃了。

到1925 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

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 名成员协助冯进

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

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

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

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

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

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

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 年1 月22 日被中国部队逮捕。

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

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

2 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

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

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

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

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

3 月18 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

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

和约缔约国在3 月16 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

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 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

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

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 月18 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

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

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 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

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 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

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著名人物的逮捕

令，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

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

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

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

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

①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

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

们一起工作，1926 年1 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

-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 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 页。

②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 年》，第282—283 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

角逐”》，第217—219 页。

③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 年3 月初期可能有50 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

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

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

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特别

委员会1926 年3 月25 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

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

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 年12 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

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

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

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

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

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

提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

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

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

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

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

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

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

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

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

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

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

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

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

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

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

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

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

①同上。

②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

可能在1925 年10 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 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 第251

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 年2 月28 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

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

149、176—188 页。

①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

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 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 页有摘要，但题目和

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 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

和伏罗希洛夫。

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

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

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

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

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

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

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

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

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

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

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

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

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

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

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

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

3 月20 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 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

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 年3 月20 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

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

级俄国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

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

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

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 月18 和19 日的可疑的游弋，

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 月20

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

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

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

①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 月20 日的政变的

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 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 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 年3 月20 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

年5 月），第585—602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 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

218—224 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 年1 月19 日至1926 年3 月15 日的“日记”（毛思诚：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 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

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 页。

①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 月22 和23 日和4 月20 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

9，第1291—1300 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

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 月9 日去

法国而告终。

4 月29 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

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

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

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所反对的北伐。

共产党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5 月15

至25 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

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

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

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

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

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

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

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

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

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

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

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

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4 月10 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

的共产党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必

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

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

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

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 月9 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 日被

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

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 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

介石先生》，5 月15—25 日。

②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