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运动：1923-1926年组织与斗争

20 世纪20 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

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

源。组织阶段从1923 年后期持续到1926 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

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

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

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

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 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

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

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

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

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

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

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

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

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

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

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

在1917 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

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

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

1922 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

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6

月15—16 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1922 年8 月，他回到上海，计

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 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1923 年1 月15 日，他雇用的部

队已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他在2 月21 日回到那里。当时他56 岁，但在以后

不到两年，他将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

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

靠的，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

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

完成其改良主义目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

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目标在1923 年1 月1 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

世，它提供了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

——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

①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 年》，第65—70 页。

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

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

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

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

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

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

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

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35000 人的部队（根

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

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

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

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

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1923 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

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

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

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

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②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

税收。在1922 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50 多万元（上海

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

1923 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 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

一笔100 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

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

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

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

个在孙博士的31 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2 月底

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

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

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

来源。

根据1923 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

大本营提供了600 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

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900 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

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1923 年5 月至12 月净得了近

300 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

偿还1913 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

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

②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 年》，

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 年12 月），第665—727 页。

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

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

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

近30 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

员。在1923 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

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 年6

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

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

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

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

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

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

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

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

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

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

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

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

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 年10 月，

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

廷于10 月6 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

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 世纪20 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

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

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

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

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

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

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

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 年9 月，副外交人民委员

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

战略之中。1919 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

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 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

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

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

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

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

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

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

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

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

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

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

源和环境已在第10 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

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

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

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

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使国民党趋

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

期，孙博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

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

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

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

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党。1922 年6 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

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

俄。1922 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

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1923 年1 月与孙博

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们商议

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

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①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

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1884 年7 月9

日，从他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1906 年他被驱逐出

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 年。然后在1918 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

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

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

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1923 年春季

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他抵达广州时年39 岁，从

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

议。1923 年5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

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

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

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

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

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不间断地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

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

①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走向结盟的行动的详情，可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

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①鲍罗廷的目

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讨论国民党的问题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经常与孙

逸仙会面。他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向他们保证，归根到底，他的用

心是为加强共产党而工作。①10 月25 日，孙博士指定了临时执行委员会，

要它起草新的党纲和党章，并为召开全国大会作好准备。他任命鲍罗廷为委

员会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

章。他的党章草案与以后通过的相似，详细地谈到了五级组织——全国的、

省的、县的、区的和区以下的。一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选举中央执行委

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两次大会之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主持党务，任

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它的几个机构以及所有的下级执委会。国

民党党员都要受严格的党纪约束。那些参加诸如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全国

议会的党员，要组成党团，而且必须在其他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

便掌握它的方向。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28 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

监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

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

举代表的工作。①..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1923 年11 月

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

力主张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

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

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

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

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

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令。②对国民党人来说幸

①赛尼亚·乔柯夫·尤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 年：文献概览》，第344—346

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2，第25—26 页，摘要。

①鲍罗廷的有关他早期几次会面的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

收的迄今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 页。这是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他历史证据核

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去世前鲍罗廷生活及其活动的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

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 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鲍罗廷：斯

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①

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 年11 月23 日—1924 年1 月

13 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 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 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1080—1084

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 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85 页）。鲍罗

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 年11 月25 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 期，1923 年12 月29 日

（这是共产党的刊物）。

②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 页。又A.I.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 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 页。

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仙没有颁布减租

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

博士倒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11 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

的，他们此行是向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11 名国民党广东省党

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

起草文献过程中的共产党的影响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

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

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

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他们断言，陈

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士，不出五年，

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

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

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

民党内工作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

果陈独秀不听从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

独秀，就怀疑俄国。①尽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

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

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2 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

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

用。大元帅及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

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

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

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

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

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

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

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

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

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①

1924 年1 月20 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有196名代表被

任命或当选，开幕式有165 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人代表

国外的支部。约20 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10天的大会听取

了孙逸仙的七次演说和关于党在中国和海外不同区域的活动的报告；大会进

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纲党章；它选举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

第1 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 页。军事危机在孙逸仙的《国父年谱》，2，第

1020—1033 页中叙述甚详，但对鲍罗廷的建议和孙逸仙的拒绝没有提起。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共产党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第1—11 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 页，但缺孙之评论。

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72—73 页。

①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 页。

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中国登记的党员数超过了23360

人，国外的党员约4600 人。大会休会三天，以哀悼列宁逝世。②

在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体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这份宣言强调反对

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

中的作用。可是，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鲍罗廷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俄结

成运动的统一战线这一明确的声明包括在内。他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

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①党纲是一个旨在

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

问题。

当一批代表试图把禁止任何国民党员参加另一个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

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

的意图进行了辩护：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

而不是以它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他向代表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

明的，不是秘密阴谋，并要求他们不要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

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 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约

占总数的1/4），明确地表示他同意共产党员参加他的党。②

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开会，并组成了中央党部（这时

设在广州）。委员们决定成立书记处和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八个职能部：

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消）、海外和军人。老资格的

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由以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

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一个三人党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它由

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其他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从此一星期至少开一次会，但是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回到了北

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成立地区党部，以推动党的

发展。逐渐地，中央各部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区党部开始发挥作用。领导

集团的大部分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

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工作只有少量经费，在

开始时鲍罗廷似乎每月捐献约3 万中国元。①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有坚

强的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

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他的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

1923 至1924 年冬对支持孙逸仙的军队的状况感到震惊。俄国人的意见是，

部队的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俄国人认为，只

②《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

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 页。

①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 页；译稿，第85—92 页。切列帕诺夫指出，

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②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 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第176—182 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 年3 月2 日），第5 页。

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 页。

①《革命文献》，8，第1160—1167 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推断出来

的（第2 版，第390 和399 页，脚注21 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

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有孙逸仙的150 至200 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

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

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必须进行的改革将是：集中征收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

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

而有效的指挥结构。由于政府资源微薄，以及统一财政和指挥与一些高级指

挥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又要依靠这些人来维持它的地区根据地，

所以这些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在开工时，一年只能生产装备一

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是兵工厂的经营有如商业企业：

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把武器卖给他。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进

口武器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孙博士通过让他的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党内的重要职务，试图加强他的权

力。他挑选在广东省的湘军和滇军的两名挂名指挥官谭延闿和杨希闵为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任命挂名指挥一些支持孙逸仙的粤军部队的许崇智将军

和指挥桂军和豫军小部队的刘震寰将军和樊钟秀将军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

委员。3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他们和率领一支独立的滇军的朱培德将军

以及指挥一支杂牌军的四川人卢师谛将军，在他们的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

织。大元帅不时劝说各地将领让他指定的人收税并给他们的部队发饷，但成

效不大。事实上，他似乎不得不任命或同意某些将领控制发赌场执照或“禁

烟”的机构这一类有利可图的财源。

鲍罗廷和孙逸仙拟定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军事

学校，对这些人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其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意

识。党的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计划，到1924 年5 月，位于广州南面黄埔岛

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准备向从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中招收的第一期约

500 名爱国学生打开大门。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军

事学校或保定及云南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得到几名俄国军官的帮助，这

些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经受过俄国国内战争的考验。蒋将军、管

理陆军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以及像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那样的老资

格革命者教政治课。学校从一开始就得到俄国的资助，而由地方税收加以补

充。

6 月，俄国派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

问。他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于7 月11 日组成，其成员为支持军政府

的主要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走向在联军中建立统一

指挥部和政治机构的一步。他们的军事学校应当改进，在每支军队中还要为

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

察中不幸淹死。代替他的瓦西利·K.布廖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加伦”）

直到1924 年10 月才来到。到那个时候，黄埔军校已有第二期学生，一个教

导团也正在组织之中，它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即“党军”。第一批

大量俄国武器也在1924 年10 月由伏罗夫斯基号游艇运到广州，它从敖德萨

起航，同时送来了第三批俄国军事顾问。后来的船运则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www.xing528.com)

①

①《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 年4 月6 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

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

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 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几次三番地敦促孙逸仙促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这也

是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它打算在它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并使之与贫农

联合。在群众运动问题上，两党成了对手。1924 年初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

委员会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几个部，但前两个部很快就处于朝气

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有文化

的青年中取得广泛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廖仲恺打算把广州所有工会合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单一联合

会，但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很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他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

将渗入这些工会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

员、邮政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它控制的单一工会。这些都是一次成功的

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尽管有这些对抗，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了起来，共

同支持沙面岛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后者为抗议外国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

制度——这个制度是越南革命者在6月19日企图暗杀正在访问该岛的印度支

那总督未遂以后试图实行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被

认为是沙面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和封锁的主要组织者，这次行动具

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这次罢工取得的经验一年后在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中

被充分地利用了。

1922 年11 至12 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十分注意东方国家

组织农民的问题。它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几个总论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

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的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的政党采

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1923 年5 月，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并

把革命向前推进。①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它的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

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1922 和1923 年，彭在其故乡广州以东的海丰县，在

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以许多团

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得以逃脱并在1924 年春来到广州；他不久就成为国民

党农民部的领导人。②

为农民部的工作制订计划的活动缓慢地开始了，但到1924 年6 月，国民

党宣布了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协会将是自治的团体，容许只从自

己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卫队。地方部队将由拥地不到100 亩（16 英亩）的农民

组成，必须排除某些不符合需要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20 名特别代

表的任命，由他们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扩大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7 月，

农民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这类工作人员；彭湃指导了第一班；学

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 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

种种努力。

①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 页。

②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 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 年》，2，

第720—724 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 页。关于

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 部分，载《中国季刊》，8

（1961 年10—12 月），第160—183 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籽：彭

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生接受了理论的和实际的指导，包括军事训练。（其他共产党员为直至第六

班的每个班讲课，1926 年5 至10 月毛泽东为第六班的教员。）到1924 年10

月，约175 名学生从讲习所的速成班毕业，其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本县组织农

民协会。计划在全县和全省范围把这类农会联合起来，最后组成一个不归国

民党或其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为什么这样的自治是必要的，这成了大部

分理论争论的一个题目。①

中国共产党打算控制农民运动。一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他

是讲习所第二班的教员和农民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一份1926 年的报告

中透露，中共在1924 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

他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 年5 月组成时，它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

的农民委员会和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②

在俄国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尼洛夫”

（萨卡诺夫斯基）引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因而成立一

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 年5 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

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党员。他说，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没

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在1926 年7 月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要成为

它的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

地位”。①广东省“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②他

们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

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 年4 月，大约

有160 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20390 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

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③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

功，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

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

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 年4 月，据报道有294 个协会，会员近55000

人。④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1925 年2 月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

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70000 人，而邻近的陆丰县

又有12000 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被迫又转入地

①《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 页。罗绮园：

《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 年2 月1 日），第147—207 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决定，见第158—159 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②《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24、53 页。

①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 年》，第258、301

页。

②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 页。

③数字根据在1927 年12 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 年12 月14 日在俄国领

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

（1928 年1—3 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④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 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

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 和98—100 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民革

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 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 年1 月）转载。

下。①

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

反对沉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

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

毁。农民们进行回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

就是如此。②农村革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

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 年7 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

操纵党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

绪。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

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

据证明共产党员是如何打算利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

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

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

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

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①

7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

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

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

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

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共产党，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

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②

中共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

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

信，指示它们要准备决裂。③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

康，坚持这种有利的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8 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这

个问题暂时被平息下来。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

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承认它有保守秘密的需要，告诫同志们要互相合作以

①

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 页）引了彭湃报告他受的凯旋式接待和组织工作的

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第149—181 页；见151—152 页。

②同上。第159 页，上面列有直至1926 年5 月的195 名被杀害农民领袖的名单，材料根据阮啸仙：《关于

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 年7 月）。这个刊物报道了许多具体例子。

③

肃清（化名）：《共产党之阴谋大暴露》。这本书广泛地讲述了发现的情况和日益高涨的争吵。

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1286 页。弹劾

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 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谢持和张继的质询及鲍

罗廷的答复的记录》，载《弹劾共产党》，第25—30 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91 页。

②

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 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

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42—299 页；见第271 页。已故的莉迪

亚·霍勒布内奇为我摘录了这篇根据俄国档案的文章。

③同上，第271—273 页。

完成国民革命。④这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人士来说是一

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起因于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收的沉重

赋税，以及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冲突的迹象。为了保护自己，商界领

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在1924 年8 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

了大批武器时，他下令没收，这一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海军

舰只的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后，孙

博士命令他所能指挥的全部部队镇压商团。他们在10 月15 日照办，通过纵

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的大部分商业区。这个行动在国内外严重地损害了孙

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①但是在11 月13 日，这位上了年纪的领袖离广州前

往北京，由于1924 年10 月23 日冯玉祥对其上级吴佩孚发动的政变，他争取

当总统的希望重新出现了。

当孙博士在北京死于癌症时，许崇智将军带领的粤军部队，会同由蒋介

石指挥并配备黄埔军校的军官与学生的两个党军的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

持者发动了一次征讨。这次行动现在称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 年2、3、4

月，只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援助的联合革命军，成功地一路打到

广东省东部边境，攻取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是未能打垮陈

的军队。6 月，东征军返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领土；这样做是为了对付

已经牢牢地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

良好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

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

宣传队，它们分发传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

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国军官担

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19 名

俄国军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

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

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出现了摩擦。甚至

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成立对立组织

——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①

1925 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

孙逸仙博士死于1925 年3 月12 日，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汪精卫起

草、垂死的领袖在3 月11 日签名的遗嘱。下一个月，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举行

了十分强调孙博士革命目标的纪念会。②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

④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 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 页；关于全会讨

论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ll7—1119 页。

①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 年》，第89—93、100—105 页，书中有“商团事

件”的内容充实的记载。

①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0 和11，第1523—1677

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 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北

伐战史》，第13—25 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 页，译稿第183—263

页。

②

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 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活动进行了讨论。

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们投身于组织劳工的工作。共产党领袖们

恢复了他们具有强烈反帝色彩和矛头主要指向上海日资纺织厂的工人运动。5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 名工会代表聚集在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了

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总工会的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由富有

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反共的工会拒不参加。26

人的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员控制，同时它的所有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党员。①

于是在上海，一个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 月15 日，日本卫兵向一批中国工人开枪，他们侵入了暂时关闭的工厂，

要求工作，并砸坏了机器。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伤重而死。其他的

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鼓

动，把那个被杀的共产党工人树为烈士，然后要求释放因示威而在公共租界

被捕的学生。一个在本城安全地活动的新近组织的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们，用

了一切办法劝说那个日本工厂的工人们坚持罢工。示威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

题，6 月2 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他们反对租界内外国

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需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而不允许加以扩大。②

当5 月30 日星期六上海地区8 个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会，进行反对

不平等条约和中国军阀的宣传并要求释放他们6 名被捕的同学时，可能没有

人策划一场动乱，也没有人预料会开枪。租界的警察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

企图阻止街头示威，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并立刻发生了与学生和示

威行动的中国旁观者的头破血流的冲突。当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被捕学生拘

留地及储藏武器的老闸巡捕房时，根据后来对当时在那里负责的埃弗森巡官

的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他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他

命令中国和锡克的巡捕向被激怒的人群开枪。下午3 时37 分，枪击使4 名中

①

关于大会的论述，见[罗]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115（1925 年5

月17 日），第1063—1064 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 年），第116—138

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 和593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

2，第356—361 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 年》，第414—422 页；琼·切斯诺：《中

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 年》，第258—261 页。

②

关于五卅事件的重要史料包括：《国闻周报》，2.21（1925 年6 月7 日）和22（6 月14 日）以及延续至

9 月份的以后几期；《东方杂志》，1925 年7 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 年6 月6 日）至134

（10 月30 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 年》，缩微胶卷第329 号第137

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克银翰1925 年6 月10 日发的快信，附件1：《5 月16

至6 月5 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 年6 月2 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初

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 年6 月9 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审讯和盘问，然后

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 页）。审讯记录见《1925 年5 月30 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录》（我未见到

此文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 年7 月3 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外交使团派住

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 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 月12 日起进行审问的英、美、

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卿弗兰克·B.凯

洛格的说明事件的信件的日期为上海，1925 年11 月14 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 年国际法官委员会的

《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我未见到此文件）。大量信件、剪报、中国刊物的译文、宣传招贴的照

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 号第43—45 和136—138 卷；

这些材料可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 年，I，第647—721 页见到。近期的一种优秀

的说明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 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捍卫》。

国人死于人行道上，还有多人受伤。8 人后来死于枪伤。5 名，可能是6 名被

杀者是学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五卅事件给了国民革命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的地方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立

刻组织全市抗议，在6 月1 日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总罢工。遭到警

察镇压的进一步的动乱持续了几天，又有10 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随着万国

商团和五强派出的约1300 名海军陆战队在街上巡逻，公共租界成了一个武装

的兵营。中国新闻界公布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分发了无数传单和漫画，并

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和信件，号召支持罢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在28

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排外的动乱在镇江的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动乱中

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动乱中，日本和英国的领事馆被捣毁。

经费从全国各地、华侨和苏俄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以支持罢工者。在6 月23

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而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这更

加剧了对外国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英国和其他列强的

政策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抗议；它还激

起了全世界反对旧条约制度的舆论。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展迅速。学生们涌向广州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共产

党对罢工和抵制的有力领导吸引了数千名新党员。共产党通过向罢工者发放

救济款的办法，突然找到了一把使上海劳动力工会化的钥匙，从而成为上海

劳工运动的支配力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劳工变得更加富于战斗精

神。同时，上海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浪潮在高涨，许多城市的中国企业家对共

产党领导他们的工人的情况变得警惕起来。总之，虽然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沸

腾，社会革命趋于更加激烈，但反革命的种子也得到了培育。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由于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处境危险，广州对五卅事件的反应被拖了下来。

这个城市被杨希闵将军和刘震寰将军带领的滇军和桂军所控制，因为其他大

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组合。他们计划返回广

州降服杨、刘两将军的部队，但在战斗打完之前，不可能在广州面对这两个

将军的反对而发动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

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 月6 日一直打到12 日。东征部队返回，在6 月8

日夺取了石龙，它位于九龙通向广州的铁路沿线的东南通道上。其他国民党

部队在城的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包围圈。6 月12 日凌晨，国民党主力军攻打了

广州之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学生率领的系着红色领带的混合部队

从长洲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战斗从东山至城西北的白

云山一带展开，到中午，广州部队从河南岛渡江对付城市的敌军。到下午3

时，国民党部队胜利，刘将军弃军逃到沙面英租界，乘轮船前往香港；两天

后，杨将军随后也来到香港。①以布廖赫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在制订战

略和监督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

①陈训正写了这次战役的全面的报道，转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 页。此文是《北伐战史》

中附有两幅地图的类似报道的基础（I，第280—287 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1925 年6 月1—14 日），第484—486 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 和/6458，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快信，1925

年6 月12 日和17 日；《纽约时报》，6 月7—13 日。

②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役的详细报道，虽然报道显然部分地根据苏联使

介石成了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混乱。现在，建立一个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和参加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鼓动运动就有

了可能。

一旦广州局势稳定，国民党领袖们就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

代替曾为孙博士的中央机关的大元帅大本营。6 月14 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

国民党政治会议在广州重新召开，决定了政府结构，由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

的九个部组成，还决定把军队改组成国民革命军，改革军事和财政管理以使

武器和资金归国民党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党领导。政府委员会及平行的军事

委员会将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接受法

令规定之外的政治会议的指导，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

枢和许崇智（许在7 月初进入政治会议）组成。汪、胡和廖似乎在政治会议、

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实行三头执政，但这三个机构的主席都是汪精

卫。广州市长伍朝枢以外，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在政

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虽然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学校校长和党

的军队的指挥。汪精卫显然是削弱了胡汉民的地位而上升的，胡汉民自从孙

逸仙逝世后从代理大元帅降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新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

交关系。①国民政府在1925 年7 月1 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 月23 日的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 个月

的省港大罢工。②随着滇军和桂军的战败，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卅事

件以及随后在其他外国租界区镇压示威游行的行动，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

领袖们前往香港，去说服那里的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 月21 日开始的罢工和

抵制，而广州则为进行罢工的香港工人提供避难所。虽然四个共产党控制的

香港工会在此之前已经罢工，但总罢工却在指定的日期同时在沙面和香港开

始。罢工工人涌进广州，组织者计划在6 月23 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

忧心忡忡的英、法当局召来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并且准备保卫租界，因为

担心它将受到攻击。

6 月23 日，在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一次秩序井然

的中国人示威游行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它由

100 多支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

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的几支部队组成。当游行队伍经过架在两岸中间狭窄

水面上重兵防守的英国桥梁时，有人先开了枪。哪一方先开枪立刻成了一件

有争论的事。①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8、9

团的档案。他把布廖赫尔作为进攻计划的制订者和所有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来描述，并生动地叙述俄国顾问

与分散的国民党部队形成了一个通讯网络，准确地执行了布廖赫尔的命令。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俄国

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201—238 页，译稿，第291—314 页。这个报道的特征是对蒋介石抱有一种敌意

的偏见。当时与国民党军队在一起的大约只有20 名俄国顾问。

①基本文件载于《革命文献》，20，第3801—3820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373 页引的决议来自1925 年6

月14 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4 次会议的记录，记录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

石先生》第494 页提供了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的决议。其他的详细内容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

第331—332 页。

②本段论述省港大罢工的开始的段落是把作者研究中国、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材料的一份手稿缩写而成。

①

提供这场争端中国一方的最全面的材料是钱义璋编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国民党档案馆，230/1780；

部分转载于《革命文献》，18，第3330—3358 页，断断续续地直至3419 页。又，《6 月23 日：1925 年6

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火力至少击毙了52 名中国人，打伤了117 人，其中

包括学生、不同行业的平民、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的狂怒是难以形容的。许多人叫喊着要进行战争，但是政治和军

事当局极力平息民众怒气以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当局对他们的外国敌人

采用了经济战政策，再辅之以外交手段。他们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

在削弱这块殖民地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一切贸易和抵

制英国货的行动。在外交战线上，他们试图分裂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

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许多个月，直到1926 年10 月在北伐和进行了多

次谈判解决的努力以后才告结束。①广州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公民

集合起来支持政府。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报名进入黄埔军校。广州

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对他们的支持耗尽了该市财力，虽然捐献源源不断地

从国内其他地方、华侨和苏俄那里流入。中国商界由于强制停止他们与香港

的广泛正常贸易，损失严重。有武装的纠察队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严

密的罢工者，在革命运动中成了一支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抵制

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它也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是导致

1927 年4 月在广州镇压组织起来的左派的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月23 日中国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分发。关于沙面的观察者证明中国人一方先开枪

的证词，见英国外交部，Cmd，2636，中国第1 号（1926 年），《关于1925 年6 月23 日沙面事件中先开

枪的文件》。又，美国国务院，893.00/6464，广州精琦士1925 年6 月26 日快信；893.00/6314，6 月24 日

沙面电报；亚细亚舰队总指挥给美国海军部作战司的两份电报，意译后交美国国务院，893.00/6352 和/6359。

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我发现不可能确定何方先开枪的事实。

①大卫·克莱夫·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 年：英国和中国官方政策和观念的相互作用的研

究》，此文充分报道了间歇的谈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伦敦大学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3 年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