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晚清文学（1895-191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 至1911 年的16 年，

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

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①中国在1894—1895 年甲午战

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

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 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

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

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

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 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

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

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

分别于1895 年和1896 年创刊的。1898 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

份报纸《清议报》（1898 年—）和《新民丛报》（1901 年—），以继续他

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

助创办《国闻报》（1897 年—）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

《苏报》（1897 年—）、《国民日日报》（1903 年—）。到1906 年，据

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 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

种。①..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

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

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

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

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

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

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

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 年—）、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 年—），以及黄摩西编

辑的《小说林》（1907 年—）。

在1917 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 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

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

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

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

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

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①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7 页。

① 66 这个数目是李宝嘉提出的。其中至少32种被阿英称为“小报”，它们政治性不强，供城市中产阶级

消闲。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51 页。239 这个数字见于《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一文，载张

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77—92 页。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

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

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

“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

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

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

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

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

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

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

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

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

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

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 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

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

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

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

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

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

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①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

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

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

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 年发表在《新

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

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

——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

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

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

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

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

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

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

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

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

①此处和前面引文的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基特编：《从孔

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230—232 页。

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

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

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

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

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

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

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

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

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①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

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

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

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

（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

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

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

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

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

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

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

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

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

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

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 世

纪的小说《儒林外史》。①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

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

的光辉先例。不过19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

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

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

①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

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1897

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

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64 页）。文学报刊

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报刊和文学作品

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著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中

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13 页。

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233—234 页。

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

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②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

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

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

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

《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

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

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

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

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

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①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

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

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

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

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

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

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

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

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

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

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

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

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

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

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

作的译本与日俱增。①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

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

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

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

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

50 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

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

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

“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

②此书有刘师舜的英文缩译本。

①这里的某些讨论是根据普鲁舍克教授1967 年在哈佛大学讲学的笔记。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

编的学术论文集《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①但是胡适认为，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在倒叙技巧的运用和结构的统一方面，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

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239 页。

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

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 个家庭

谋福利。②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

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

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

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

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

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

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

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

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

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

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

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

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

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

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

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

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

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

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

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

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

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

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

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

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

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

是在那里写魔..①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

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

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

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

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

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②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

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

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

②阿英：《晚清小说史》，第97 页。

①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3—174 页。

②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 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2 部分讨论。

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③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

但大多数却更像19 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

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

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

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

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

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④

③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3 章。

④同上书，第169、176 页。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 至1911 年的16 年，(www.xing528.com)

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

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①中国在1894—1895 年甲午战

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

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 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

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

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

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 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

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

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

分别于1895 年和1896 年创刊的。1898 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

份报纸《清议报》（1898 年—）和《新民丛报》（1901 年—），以继续他

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

助创办《国闻报》（1897 年—）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

《苏报》（1897 年—）、《国民日日报》（1903 年—）。到1906 年，据

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 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

种。①..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

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

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

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

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

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

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

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 年—）、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 年—），以及黄摩西编

辑的《小说林》（1907 年—）。

在1917 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 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

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

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

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

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

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①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7 页。

① 66 这个数目是李宝嘉提出的。其中至少32种被阿英称为“小报”，它们政治性不强，供城市中产阶级

消闲。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51 页。239 这个数字见于《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一文，载张

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77—92 页。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

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

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

“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

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

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

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

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

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

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

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

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

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

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 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

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

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

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

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

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

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①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

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

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

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 年发表在《新

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

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

——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

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

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

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

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

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

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

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

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

①此处和前面引文的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基特编：《从孔

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230—232 页。

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

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

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

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

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

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

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

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

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①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

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

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

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

（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

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

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

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

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

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

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

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

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

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

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 世

纪的小说《儒林外史》。①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

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

的光辉先例。不过19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

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

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

①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

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1897

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

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64 页）。文学报刊

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报刊和文学作品

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著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中

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13 页。

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233—234 页。

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

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②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

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

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

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

《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

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

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

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

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

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①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

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

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

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

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

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

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

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

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

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

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

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

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

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

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

作的译本与日俱增。①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

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

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

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

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

50 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

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

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

“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

②此书有刘师舜的英文缩译本。

①这里的某些讨论是根据普鲁舍克教授1967 年在哈佛大学讲学的笔记。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

编的学术论文集《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①但是胡适认为，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在倒叙技巧的运用和结构的统一方面，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

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239 页。

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

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 个家庭

谋福利。②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

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

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

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

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

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

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

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

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

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

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

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

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

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

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

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

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

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

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

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

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

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

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

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

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

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

是在那里写魔..①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

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

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

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

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

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②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

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

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

②阿英：《晚清小说史》，第97 页。

①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3—174 页。

②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 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2 部分讨论。

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③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

但大多数却更像19 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

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

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

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

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

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④

③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3 章。

④同上书，第169、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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