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及其与李大钊的关系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

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

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当作一种

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时，我们决不应

以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开端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渐进进化宇宙论曾

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

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领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

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

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

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

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①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

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

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

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

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

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大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

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

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

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

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

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后”国家资产阶

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

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

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

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

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

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深信历史“在

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

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

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

待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

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

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

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①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

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

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1923 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

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两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

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

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

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1917 年他采用了“和

平与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

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

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

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味着一种决

心，自己不但要关注动员群众，而且要关注对周围政治势力的实力和性质继

续不断地作出现实的客观的估计。由于经常把这些政治势力看作马克思主义

“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

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赶紧补充，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

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

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

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

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1919 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

还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

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1911 年以前，

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①

（多少有些

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②）。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

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

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1911 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

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就晏

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

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

念。用不着多说，1919 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

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担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①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1911 年以后组织“群

众”的活动。

②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1902—19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