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对中国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在论述1919 年5 月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在此将不详述无数新期刊

中表达出来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

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了一个极

易引起争论的阶段。可是，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它们牵涉到

对中国种种弊病作纯文化的分析判断。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动，一次表面上有

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它甚至一度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虽

然只有学生和城市一些阶层参加）。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

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

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的

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却迫使他们思想上的一些前辈把注意力暂时

从他们长期的文化努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状况。

甚至反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评价他的态度。直接的影

响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令他高兴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文化

改革或许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而是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杜威本人于1919

年来到中国，他自己注意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

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①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

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定，只要避开

1919 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这一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

能实现。不过到了1922 年夏季，胡适在他的友人丁文江的推动下，说服自己

帮助创办了《努力周报》，这一刊物明显地致力于政治活动。

丁文江是一个有才干的地质学家，在新文化的“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

分子当中，他是少数真正科学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苏格兰受的训练。

③他在那里学到了地道的英国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看法（和胡适一样，他也是清

代“经验论者”的推崇者），但是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不像杜威的

实验主义看法那样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军阀和政客的道德评价丁文

江不那么热情，而这在胡适的看法中却很突出。他对现存势力的态度似乎是

——它与我们的论题有关吗？胡适在过渡时期已痛苦地注意到，政治势力的

权势妨碍知识分子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他也注意到新的权力主义这样一

些“主义”的兴起——准备抢先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因此，他政治活动的

一个方面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他

一直信守的主张。(www.xing528.com)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

——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如果

说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他便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调查

的方法通过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一种武

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

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

①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 页。

②同上书，第177 页。

③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

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

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

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

1911 至1919 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

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

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1911 年以前，他和

“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

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

（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

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

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1911 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

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

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

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

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

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①

①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