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的儒家思想及实践

第四节　儒家思想

满族入关之后，遭到了汉族民众对异族统治的反抗，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三年（1664年），反清运动持续了20年之久。但从多尔衮开始，清朝统治者就实行了文治与武治并行的统治政策。在武治方面，对反清活动予以残酷的暴力镇压。在文治方面，则一方面实行“文字狱”，迫害反清的汉族知识分子，禁止其言论，控制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尊孔崇儒，兴建文庙，以此来表达对于汉文化的尊崇和承认，祭孔也逐渐成为清代的国家祭祀行为。

从皇太极开始，学习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文化即成为满洲贵族的风气。皇太极逐渐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武治天下的政策，开始更加重视儒学。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建立孔庙，并于崇德元年（1636年）八月派大学士范文程祭孔，^[6]并曰：“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清史稿》）

康熙孔庙题字

顺治帝由沈阳入关至京，遣官祭孔，并在明代国子监的基础上修建孔庙，正式举行“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大典，按照明代惯例册封孔子六十五代孙胤植，袭封衍圣公、兼太子太傅。顺治二年，定孔子“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位号，后改为“至圣先师”。顺治在举行祭祀活动时皆沿明制，举经筵时在弘德殿祭告孔子，处处如儒家所为。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帝亲往太学，祭奠先师孔子，行两跪六叩头礼。

自康熙后，清代尊孔之盛，为历代莫及。

康熙即位后，从元年（1662年）开始，每年二月和八月分两次祭孔，派大学士一名主祭。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下令恢复翰林院，颁谕礼部，提出以“文教是先”（《清世祖实录》，卷91）的十六条圣谕。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十五日，康熙亲临太学祭奠孔子，此后成为惯例，每位皇帝登基前，都需亲临国子监辟雍讲学一次。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初十，首开经筵日讲（《清圣祖实录》，卷35），主讲儒家经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回銮时，专程前往曲阜祭孔子庙，并将这次祭奠情况编成《幸鲁盛典》。康熙在序文中说：“朕唯自古帝王，声教翔洽，风俗茂美，莫不由于崇儒重道。”康熙在孔庙奎文阁前步入大成门，在大成殿中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是为历代所没有的。后又入孔林下跪献酒，并留下自己的曲柄黄盖陈设于孔庙之中，以示尊崇。此外，还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于大成殿，自此以后，清皇帝为孔庙题词渐成传统。

曲阜孔庙大成殿内和北京国子监文庙大成殿内至今保存的九块御匾，以及各地孔庙保存的匾额，或由清代皇帝亲书，或由书法家仿照这些皇帝的字迹书写的。康熙帝书“万世师表”，雍正帝书“生民未有”，乾隆帝书“与天地参”，嘉庆帝书“圣集大成”，道光帝书“圣协时中”，咸丰帝书“德齐畴载”，同治帝书“圣神天纵”，光绪帝书“斯文在兹”，宣统帝书“中和位育”，彰显清室之崇儒。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追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爵。三年（1725年），亲书孔子庙匾额“生民未有”。五年（1727年），定（农历）八月二十七为孔子诞辰，并规定“自大内至王公、文武备官，以及军民人等，均应致斋一日”（《清会典事例》）。

乾隆二年（1737年），为提高北京文庙的建制规格，乾隆下令将大成殿及庙门换上只有皇家宫殿才能使用的黄色琉璃瓦。三年（1738年），乾隆帝亲至太学祭奠孔子，三献礼也成为清代皇帝祭孔例行的礼仪之一，乾隆帝一生先后八次亲临曲阜拜谒孔子。三十三年（1768年），整修文庙，在大门上方增加“先师庙”匾额，亲书“大成”。

嘉庆九年（1804年），驾幸翰林院，向先师位行三跪九拜礼，御书“圣集大成”。嘉庆十三年（1808年），命山东巡抚吉纶，官款兴修曲阜孔庙，复圣颜子（颜渊）庙。

道光十六年（1836年），下诏祭祀孔子不得与佛、老同庙。(www.xing528.com)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十二月，升孔子之祭为大祭，把祭孔规格推到了最高峰。国家大祭指祭天地、祭太庙、祭社稷，设祭孔为大祭，可谓对孔子的祭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据曲阜《阙里孔府档案》的统计，至清末，全国的府、州、县均设有孔庙，数量达1560多处。现存保存完好，或有遗址，遗迹可寻的有近200处。

清代祭孔十分频繁，祭孔的地点主要为北京太学孔庙以及曲阜孔庙。一年中的“四大丁”（农历二、五、八、十一月上旬丁日），“四仲丁”（大丁后十日），“八小祭”（清明、端午、六月初一、中秋、重阳、十月初一、腊八、除夕）及二十四节气等，都要举行祭祀典礼。其中，最重要的是春秋丁日两祭，特别是秋丁之祭更为隆重（雍正时定为农历八月二十七，相传为孔子诞辰日），祭孔大典一般在此时举行。这天曲阜和京师同时举行，有时皇帝亲临曲阜祭孔。

孔庙里的祭祀对象在清代也有变化，由只祭孔子范围逐步扩大到历代诸贤。祭孔时，先于孔庙大成殿塑孔子像，另塑四配：复圣颜回、述圣孔伋、圣宗曾参、亚圣孟轲，之后为十哲或十二哲像：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

国祭多由皇帝专门指定的大臣、地方官或皇帝亲至阙里孔庙致祭。大祭为八佾舞，舞生八行八列共64人，皇帝及皇室成员亲临，建筑用黄琉璃瓦。中祭为六佾舞，六行六列共36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主祭，建筑用绿琉璃瓦。

祭祀前皇帝实行斋戒，祭祀时与王公贵族等身着不同的祭服，在大成殿内置祭台，祭台上放猪、牛、羊，祭台前放供案、供桌，供案上竖祝版一块，上面书写歌颂孔子功德的祝文。

祭孔仪式分六项仪程：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其中最重要的仪程是“三献礼”。所谓三献，即初献、亚献和终献。由主祭和陪祭分三次把酒类、蔬菜、肉类、干鲜果品等祭品奉祀到孔子像前，在“三献”时奏乐舞。

此乐舞仅限于如“国祭”“丁祭”等重大祭孔大典时使用。祭孔乐舞所用音乐曲谱、宫调和舞蹈的舞谱图示均由皇帝审定钦颁，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制《中和韶乐》，取“天下太平”之意，颁至国学为祭奠孔子之用。乾隆时定制为六种程序，时奏昭平、宣平、秩平、叙平、懿平、德平之乐章。

清朝皇帝祭孔之礼日益隆重，从祭祀的层面上来讲，祭孔不仅仅表明清朝统治者遵循前朝之礼，将汉人尊崇的孔子加以祭祀，以图消除满汉之间的隔阂。实际上，祀孔活动还直接服务清朝统治在文化上的合法性，通过尊崇儒家文化，树立了皇帝“承天命”的无上权威，使得民间百姓视清朝统治为正统，维护了其皇权地位。

祭孔大典

从儒家思想的层面上来讲，维护皇权统治、强调等级思想的儒家学说自西汉以来就成为统治者的治国之策。清代的帝王们深刻认识到其统治若想长久，不可能脱离“圣人之道与帝王之势”联姻的文化传统。清朝统治者视孔子为“先师”，将汉族文化的代表思想——儒家思想视为治国之本，并非仅仅是政治上的策略，亦是清廷汉化于儒家文化的真实写照。顺治帝下令翻译各种汉文经典文献；康熙帝下令八旗子弟人人诵读四书五经，学习汉文化；乾隆帝的汉文化水平在历代皇帝中是最高的，题诗作赋，虽算不上才华横溢，却也有一番风雅。由于清朝历代皇帝推崇八旗子弟学习儒家文化，自上而下地引导着满族人学习儒学的风潮，使得满族汉化进程加速。到了乾嘉年间，更在语言方面形成了“满洲非唯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的局面，其汉化程度之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