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柳条边外：中国满族揭秘！

第五节　东北：柳条边外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关于故乡的记忆、想象和思乡情结（nostalgia），这种因地域而生的心理感受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东北是满族的故乡，然而，这片“白山黑水，龙兴之地”与满族的关系却并不是它唯一的历史故事。清初，自努尔哈赤始，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满族统治者即把自己的东北老家列为“禁地”（有时是部分地区），禁止其他民族移民，用意在于一旦清政权被汉人推翻，满族还有退身之所。封禁东北以乾隆时期最为严厉，但实际情况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从区域性地缘结构来看，中国东北地区一个鲜明的地理特征是半封闭性。在历史上，东北的西北部是草原地带，自然条件的分野使游牧的蒙古部落除偶尔进入森林地带抢劫一下之外，并没有在此定居的欲望；东北的东部是高耸的长白山脉，这阻碍了远古的通古斯部落与朝鲜半岛居民的交流；东北的北部是更为寒冷的并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森林和湿地地带，那里过去的情形可以参照今天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一片人烟稀少、遍地荒芜的场景。而人口密集的邻近地区唯有华北，那里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人多地少，但进入东北的通道却几乎只有山海关（辽西走廊）一条陆路坦途，而这里又是一个极易设关立卡的所在，巍峨的山海关就是典型写照。

由于东北气候寒冷，一年之中有半岁冬天，如此的“苦寒之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显然不会成为人口密集分布的区域。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东北土著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辽、金、清，中原政权一般并不看好这片区域，多仅以羁縻政策辖之，并无深入开发的企图，典型者如明朝。因此，尽管中原文化对东北一直产生影响，但直到近代以前，这种影响相对而言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而不是由国家主导的“教化”——其标志在于，在清末大量汉族农民“闯关东”涌入东北之前，这个地区的农业开发水平仍然不高。

如果说自古以来就有通古斯后裔在东北地区生息繁衍、迁徙演变的话，那么，至少从汉朝以后，东北在漫漫历史岁月中不断地接纳来自中原的人口，比如流放的犯人。从汉武帝征服朝鲜半岛开始，东北就成为中原王朝历代统治者惩罚罪人的流放之地。元朝将向东北流放罪人确立为一种制度，明文反映在刑法之中（《元史·刑法志》）。明朝大量流放汉人到辽东，他们的后裔大多生活在辽东，也有人向北迁徙进入女真人的领地。这个传统在清朝得到了延续，清初向东北流放政治犯的主要目的地多为宁古塔城和吉林城（《柳边纪略》）。清朝被流放谪戍关外的著名人物，包括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及其家族，1657年江南科场案中的吴兆骞、方章铖及其父兄族人，《明史》案的庄氏一族，哭庙案中的金圣叹族人和《南山集》案吕氏一族，以及三藩叛乱的残余人等。清人杨宾于来往宁古塔道上所见汉人，“非云贵人，则山东、西贾客”（《柳边纪略》）。王世洗等于1924年编撰《宁安县志》，修志时调查老年汉民，询问其原籍，回答不是云南，就是山东。

实际上，17世纪初满洲民族一经形成，战争与掠夺就成为满族政权维续与发展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手段。八旗军队不断侵掠汉人居住区，先是辽东，而后是关内，他们在掠夺财富的同时，也掠夺了大量人口。1644年清朝人主中原，大量满洲人口“随龙入关”。八旗成员“一半聚居在北京附近，一半散居全国各地。所以很难说，满族仍是东北的主体民族了”^[9]。在此之前，由于连年战争，东北的汉人也大量迁移关内，因此明末清初的东北实际上人口锐减，蛮荒的程度甚至超过明朝。为此，顺治年间清政府下“招垦令”，鼓励汉族农民出关垦荒。但随后大量汉人移居关外，引起了清廷恐慌，不仅下令停止招垦，并从康熙九年（1670年）开始，构筑了从威远堡（开原北）到法特哈（吉林北）的“柳条边”，禁止汉人逾越。

清朝的柳条边是一条用柳条篱笆修筑的封禁界线，又名盛京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柳条边有“老边”“新边”之别。“老边”又称“盛京边墙”，利用盛京地区明朝旧有边墙修筑，南起凤凰城（今辽宁凤城）西南，北到开原附近的威远堡，再折向西南直到山海关，长约1000千米，顺治元年（1644年）到十八年（1661年）完成。“新边”修筑时间稍晚，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修到法特哈（今吉林市北法特）。沿着边墙，开原以东归盛京将军管辖，开原以西归吉林将军管辖。柳条边上设20个边门，不许边民自由出入，出入皆需“给票放行”（“票”即官方证明），私入禁地者论罪。

柳条边大约维持了200年之久。今天对清朝柳条边的认识，大多源于杨宾所著《柳边纪略》。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廷以东北为皇朝“发祥圣地”“悉行封禁”不准民人入境。在这一禁令下，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北中北部地区，除八旗兵驻防点的聚居区缓慢扩展外，基本属于封禁区，土地荒芜。此后流民总是设法冲破封禁，同时八旗官兵也需要民人的劳动力，他们不顾清廷禁令，愿留违禁者来此开荒、耕耘。乾隆年间，吉林将军辖境已逐渐成为“旗民同屯共处”的地区^[10]。嘉庆八年（1803年），清廷颁布《订定临时移民章程》，放宽对出关人口的限制。禁令一开，移民人数逐年增加，道光年间，已形成“民户多于旗户”的局面。

“柳条边”是清朝封禁东北的一个策略和象征。但“柳条边”并无法真正抵挡汉人自发“闯关东”的潮流，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约有180万汉族移民（包括后裔）来到东北谋生^[11]。《宁古塔纪略》说东北“凡各村庄，满洲人居者多，汉人居者少”，当是此时的情形。此后，尽管清廷严令禁止，关内汉人却不断涌入东北，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东北正式开禁，“柳条边”终成历史遗迹。

清代柳条边示意图

东北人口结构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年代，是在清末民初。缺少土地的关内山东、河北农民背井离乡“闯关东”的大潮，就在这个时期达到巅峰。这次规模浩大的移民潮，不仅导致东北人口激增，更不可逆转地导致了东北地区“满洲社会”的彻底衰落，从此，除了一些极为偏僻的山村，东北几乎再无满族单一民族的聚居社区。

清朝的统治者基于自身民族政权的考虑，一直试图在东北保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国语骑射”的文化特征。但生产方式是一种支配历史发展的更大的力量，远不是统治者可以规定的。汉族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一边使“柳条边”形同虚设，另一边也让东北土著人口渐渐接受了比渔猎文化“更先进”的农耕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努尔哈赤创造出满族，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铁证”，那么汉族移民进入东北并成为地域性主导性人口集团的过程，则显然是“历史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典型证据。

东北这片土地最大的特点，就是适合农耕。从辽河流域到三江流域，纵贯东北的辽阔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土壤肥沃，降水丰沛，无疑是农耕的天堂。然而，17世纪以前女真人（满族）的传统生产方式是以渔猎为主，这和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遍布东北的茂密森林和水量丰沛的江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环境基础。

明清两季东北地区的汉人渐渐增多，先是辽东，而后向北深入东北的腹地。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也成为满族人口农业上的老师，引导着满族人渐渐走上农耕的道路。这是一次生产方式的转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东北居民的文化特征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那里的社会文化意识渐渐被农业文明主宰。近代以后，随着大量关内汉族农民的到来，东北地区的传统经济结构被彻底改变，东北终于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区域性主体人群从渔猎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变造成环境的变化，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农田；以打鱼狩猎为谋生手段的人口边界沿着森林线的变化向北部和东部退缩移动，终于在东北东部山区与西部草原之间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以汉族为主的农耕区。曾经的渔猎生活只在极为偏远的地区成为历史的遗痕，如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他们直到新中国成立仍然保持着这种生产方式，但就东北满族的多数人口来说，他们已渐渐成为和汉人一样的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汉族农民人口集团之所以能在东北站稳脚跟并渐渐成为主导，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个集团渐渐增大的人口规模，最终使之成为东北地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主体人群。同时由于关内汉族移民绝大多数是赤贫的农民，他们的基本生存技能就是会种地——这种技能无疑普遍高于满人旗人，加上他们不仅有不惟守成的冒险精神，更有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文化传统，这样一方面许多新的耕地被开辟出来，另一方面也渐渐使原本属于满人旗人的土地流转到汉人农民手中。第二个原因是东北土著居民——满族对汉族人口与文化的自然接纳。尽管有清一代八旗人口受到政治性的优待和保护，但当农耕文明成为东北地区的主导文化时，精于骑射的满洲文化便从原来明清战争时的“优势文化”演变成日常耕作中的“劣势文化”，这深刻地改变了满族的实际文化处境，特别是在底层社会。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满洲不仅原来人口就少，身边还伴有大量的“汉军旗人”，因此尽管无法准确判断年代与时间，但满汉间文化差别的渐渐模糊应该是很早就发生了，甚至可以猜测这个时间点并不晚于满族的最终形成之时。

“九一八”事变（1931年）后响彻全中国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深情地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实际上，东北的主要农作物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是大豆、高粱，如今极为常见的玉米种植，当时还没有大面积普及。而东北水稻种植的缘起则与朝鲜族有关，特别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时期，迁徙了大量朝鲜人到东北，教当地人如何种水稻。(www.xing528.com)

在经济生存方式上早已渐渐趋同的东北满族和汉族，在清朝统治的近300年光阴中仍然保持了相当清晰的族群社会边界——满汉畛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清朝民族政权的性质决定了清廷必须维持满汉畛域以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在整个有清一代，满汉畛域在国家层面是政权强力推行的制度，需要草根社会的服从，但草根社会首要的考虑是现实的生存逻辑。当政权能够依据民族身份提供优化资源时，底层的民族认同就得到了强化。然而，族群认同有其自身的内在特质，政权“自上而下”地放大或缩小这种特质，或片面解释或强化这种性质，都需要靠政权的资源投入。一旦政权无法或不愿意继续投入这种资源，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由外部力量建构起来的族群认同就可能自然消解或变形。

因此，依靠政治力量维续的族群认同，必然深受政治力量兴衰的影响。一旦政治力量的权威弱化，立即出现衰减。经过清朝覆灭到今天，百年之后，满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至少在东北地区的经济生活层面，已经完全融合了。

【注释】

[1]《永吉县志》修成于民国16年至民国20年（1927～1931年），记载了吉林地方自远古到“九一八”事件以前的大事、人物与地方事务。修撰人员包括乡绅、吉林在京名流、清季翰林以及北京大学教授计26人，为吉林旧地方志中的精品。其叙述口吻以中原文化为中心，隐含着华夏正统的逻辑，但纵观全书，不仅所志内容以满族先人事迹为主线，而且卷三“氏族表”仍以满人地方豪门为先，显示出编修者对满族及其历史贡献的尊重，以及满族和这一特定地域之间的深刻联系。

[2]王振夫主编：《地方人物》（《吉林市地情》丛书之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3]“八庙”包括三霄殿（“娘娘庙”）和圆通楼、保宁庵、山神庙、观音阁、关帝庙、城隍庙、财神庙、药王庙；“四祠”则是将军祠、仓神祠、照忠祠、松江第一祠等。

[4]圆通楼与三霄殿的建筑今已不存。圆通楼于1947年秋焚于战火，三霄殿拆于1949年，殿址即为今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圆通楼曾在日伪时期留下过照片，其翻拍品悬挂在今日乌拉街镇的满族火锅店里，其建筑之精美漂亮，让人唏嘘。

[5]参见张学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6]Yoshiki Enatsu（江夏由树），Banner Legacy:The Rise 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 at the End of the Qing，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4.

[7]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8]（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9]王钟翰：《清史满族史讲义稿》，鹭江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10]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中华书局，2005年。

[11]葛剑雄、曹树基、吴松第，《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