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康乾盛世拐点，鸦片战争与割地赔款

第六节　晚清七十年

正是在“康乾盛世”的繁华景象之中，大清帝国的历史拐点出现了。不幸的是，如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王朝一样，沉醉在“康乾盛世”的荣光与安泰中的嘉庆、道光皇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帝国已经渐渐走入没落之途。由于传统思想与经验的局限和惯性，也由于闭关锁国和妄自尊大，到19世纪中叶，当鸦片战争的硝烟粉碎了“国语骑射”的八旗神话，大清王朝忽然茫然地发现，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势力是一种与从前的“外藩”完全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毫不留情地撕开大清王朝致命的软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封建王朝经过盛世之后都难以避免的痼疾——腐败、无能和昏聩，中国即将进入百年苦难的深渊。

史家一般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晚清时代的香港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为促进与中国的贸易，英国政府数次派使臣来华，但从皇帝到大臣，清朝政府根本无人真正理解英国的用意。作为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天朝上国”，中国的出口以茶叶、丝绸、瓷器为主，但中国对外来产品需求很小，因此对外贸易一直保持出超，大量白银流向中国。同时，清朝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是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但所有的外商，不能和中国人直接做生意，他们必须通过一个官方指定的代理机构——“十三行”，对外商而言，这样做他们的交易成本太高。

为牟取暴利，以英商为主的欧洲商人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致使中国鸦片泛滥、白银外流、世风堕落、政府财政收入锐减。为控制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道光帝令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广州禁烟。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毁强行没收的外商鸦片。应英国商人的要求，英国政府决定武装干预，英国军舰陆续开到广东海面，准备进攻广州，鸦片战争开始了。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场实力不对称的战争，英国远征军最初只有2000多人，最多时也不足万人，而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编制上有近百万人，每年消耗饷银二千万两以上（将近占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且于本土作战。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从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一次交战。战争的结果是注定的，工业文明的一方显然掌握着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和军事技术（所谓“船坚炮利”），而农业文明一方，不仅军事技术落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大清帝国之外的世界。战争初期，清廷骄矜自大，全凭从前安抚外藩的方式居高临下地对待英国，道光帝还在致英人的信中命令英军“反棹南还，听候办理”。

战争中，清军表现英勇，但败得很惨，阵亡者中包括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这样的高官。战后，清朝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岛从此成为英国的海外领土，中国的门户从此被迫开放。

然而，这只是19世纪列强侵华系列战争的一场序幕。面对西方列强，清廷的表现几乎让人啼笑皆非。鸦片战争之后，列强接踵而来，清廷进退失据，不断割地赔款、出让主权。但同时，清廷一方面接受列强提出的几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却在枝梢末节问题上，执拗地要求西人遵循王朝礼制。清咸丰六年（1856年），当英法联军以更换条约为名在北京兵临城下的时候，清廷竟因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拒绝跪见皇帝而将其本人及代表团押为人质，从而引发（八国）英法联军攻击北京，圆明园在此役中毁于一炬。

在短短半个世纪之中，清廷被迫与各侵略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15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www.xing528.com)

清咸丰元年（1851年），清咸丰帝刚一即位，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名，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战火一度绵延过大半个中国，直到清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所部湘军攻陷天京，才告熄灭。

清同治元年（1862年），咸丰帝在内忧外患中逝于承德避暑山庄，皇太子载淳（同治帝）即位，其母慈禧太后在恭亲王奕的协助下，处死肃顺等“顾命大臣”，开始“垂帘听政”。这个躲在帘子后面的女性，作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实行了长达47年的独裁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八旗及绿营^[6]武备弛废、不堪一击的丑态已经显露无遗。清廷能够最后战胜太平军，依靠的是由汉族官僚、士绅自发组建的，本属非正规军的地方“团练”，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及左宗棠的“楚军”等。太平天国覆灭后，借助“剿灭长毛”的战功，汉族官僚势力得到空前的扩大，汉人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掌握武装与地方实权，在清政府中举足轻重。同时，与盲目排外的一些满洲贵胄不同的是，为应对内外挑战，这些汉人官僚也成为“洋务派”的主流，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人的支持下，发起洋务运动，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危机四伏的清朝似乎出现了一个转机，此即“同治中兴”。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方惨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巨款。作为几乎同时遭遇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两个东亚国家，中国和日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19世纪下半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向西方学习，甚至以“脱亚入欧”为口号，由殖民地候选人一跃而成为殖民者俱乐部的新成员，而甲午战争的胜利更使日本获得发展军国主义急需的资金。但在中国，甲午战争的惨痛后果不仅葬送了洋务运动的希望，也几乎成为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晚清的种种境遇，致使清朝政府成为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但诚如唐德刚所言，“近百年来它（清朝）为中外史家糟蹋得不成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7]面对经历过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和殖民主义实践的西方列强，也许任何一个传统的中国封建王朝，在第一次遭遇与西方殖民者冲突的时候，都难免会遭受到失败的命运，而这种命运与这个王朝是否为少数民族建立，可能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晚清70年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满汉官僚的闭目塞听、中国社会的保守停滞以及一些满洲权贵对变革维新的抗拒也都是事实。不过，在抵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中，八旗官兵也表现出英勇牺牲的精神，捐躯者如关天培，如僧格林沁等。

从满汉关系来看，清朝晚期，尽管在满族皇家贵胄与南方的汉族文人中还存有比较强烈的满汉畛域的意识，而在北方地区的民间，满汉之间始终和谐相处，互通婚姻，彼此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文化包容能力。清朝满汉互动交流的结果，就是文化的相互渗透，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本来似乎是泾渭分明的民族，在文化特征上渐渐变为彼此“难分难解”。成书于1986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的“满族”这个词条（王钟翰、赵展执笔）中关于满族的风俗习惯有这样一段描述：

清代以来的300多年间，满、汉长期杂居共处，关内的满族已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与汉族无差异；居于关外各地的满族人民，只是在满族聚居的偏僻乡村中，仍有一部分满族居民使用满语，保持满族的一些固有习俗。同时，从汉族习俗（汉语词汇）中也可找出一些满族习俗的成分，但满族群众模仿汉族，比汉族群众模仿满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