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岚与China国际广播电台的历史

其他

她仍然活着
——忆丁一岚同志

大诗人臧克家先生留下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1998年9月16日，丁一岚同志安详地躺卧在北京友谊医院一间病房的病床上，她已经几天没有睁眼同家人及探望她的战友、同事和晚辈说话了。病房里一台录音机反复播放着丁一岚同志事先要孩子们准备的在她弥留之际放给她听的《延安颂》：“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歌声在病房里轻轻地回荡着，回荡着，丁一岚同志在病床上安详地静卧着，静卧着，似乎彼此正在进行魂灵的对话。这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1985年5月应美国之音邀请丁一岚台长（前右三）率团访美，由哥伦比亚市飞往洛杉矶，作为全体乘客的团员及陪同与仅有的三名机组人员合影。

1993年春节，我陪同马庆雄副部长去探望丁一岚同志。这已经是她患肾功能衰竭的第二个年头。记得上一年我陪马部长去给她拜年的时候，因为刚刚患病，还不知如何以对，因而心情不太好。临别时甚至讲了“来日无多”之类的话。但这一年不同了，她精神矍铄，平静地讲起肾病的原委及应对的办法。她还特别找出新出版的几份她参与创办的《肾友知音》小报给我们看，讲述她这个“老新闻”参与创办这份特殊小报的乐趣，以及这份小报如何为患肾病的病友提供了知识、慰藉和力量。显然她已经走出了病魔曾经罩给她的阴影，重新又以一个强者的姿态生活着。这一幕，仿佛也在昨天。

然而，转眼间丁一岚同志离开我们已经近8年了。

人总有一死。但他（她）曾经为了之献身的事业则会由于他（她）的献身和后继者的不断进取而永葆青春。丁一岚同志曾经为之献身的对外广播事业也是如此。

1984年以前，我一直在基层语言广播部（先是泰语部，后是日语部）做编辑、记者，同台领导接触较少，对全台的工作也了解不多。1984年8月，我调到台总编室做副主任，才有了近距离在丁一岚同志等台领导身边工作和了解全台事业发展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对外广播事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方面，经受了“文革”冲击的对外广播面临着宣传上、管理上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国家对对外宣传越来越重视，对外广播在建制上也由原来的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对外部”向一个独立的国家电台嬗变，这意味着它要克服原有的许多依附性，根据国家对对外宣传的要求，发育和健全相应的机制和体制；此外，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及对外宣要求的提高，它必须拓展和丰富自己的业务，以更多的手段、更有效的形式承担起对外说明中国、对内介绍世界的任务。

1979年8月，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金照同志被任命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丁一岚等同志被任命为副台长；1982年6月，丁一岚同志被任命为台长；三年后的1985年8月卸任。

她担任台领导的这6年，正是国际台处在历史转折的当口。百曲待直、百业待兴。她和台班子及全台同志一起，做了许多对国际台的长远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播音员是电台的招牌。对外广播的播音风格不仅代表着一个台的风格，而且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在国际台的多种外语广播中，不少播音员是归国华侨，在语言、语感、语音上十分精到。当年对越南广播的曾虹、对印度广播的罗福英，她们的播音曾受到胡志明主席的称道及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关注。到了“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把中国标定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对外广播的任务自然是要推动“世界革命”。于是，几十种语言的对外广播一起变为高八度的号召性、号令性、鼓动性、宣讲性的，与当时的“红卫兵”站在宣传车或讲台上一面挥着拳头，一面对着喇叭筒慷慨激昂地高喊“打倒‘走资派’！”、“砸烂旧世界！”的样子别无二致。不仅如此，“文革”期间，播音员报名也被视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个人主义而于1966年8月10日被明令废止（电视新闻的记者署名制也同时被废止）。所有这些做法都导致了大批外国听众的流失。1978年12月7日，国际台召开播音工作座谈会，丁一岚同志主持会议。她认为，对外广播的播音必须摒弃“喊话腔”、“宣传腔”，追求大气、平和、亲切。会上宣布成立台的播音业务指导小组，由曾经担任过播音员，并同齐越同志一起在天安门城楼直播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及群众游行的台领导丁一岚同志任组长，成员有英语、日语、法语、印地语、柬埔寨语及广州话的资深播音员魏琳、郑友惠、林希、罗福英、伍书锦、何赐炳等。其任务是组织播音业务活动、交流经验，提高台的播音水平。在小组成立和首次经验交流会上，日语部的日本专家添田修平做了关于日语播音员如何坚持日常训练的报告，对各语言广播的播音工作很有启发。1983年6月2日，在对外广播中，又恢复了播音员报名制。自此，“文革”对对外广播播音工作的扭曲与影响，基本消除。

“文革”期间的对外广播，根本内外不分，完全是对中国人说话的“两报一刊”社论也必须篇篇对外播出，像“春耕期间不能夺权”这样的社论也不例外。毛主席著作选播成了普遍性节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内容对各国照播不误。于是许多外国听众拂袖而去。

衡量报纸影响的指标之一是发行量，衡量对外广播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则是外国听众来信。“文革”前的1965年，国际台外国听众来信曾达到28万6千多封，但“文革”一起，由于对外广播严重脱离外国实际，外国听众来信骤减：1966年为16万多封，1967年为4万5千多封，1968年3万封，1969年2万8千封，1970年为2万1千多封……这是外国听众对当时中国对外广播的惩罚性回应。

为了扭转中国对外广播在国外影响江河日下的局面，粉碎“四人帮”以后，台领导下了很大力气调整报道思想、宣传中心，提倡“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讲究报道艺术。不断召开业务研讨会、节目听评会。比如1983年4月7日—9日，丁一岚同志主持召开了连续三天的“特别节目”经验交流会，会上听评了英语广播、西班牙语广播为开播35周年、25周年及俄语广播为庆祝1983年新年制作的特别节目。为了使业务研讨经常化、园地化、理论化，1983年9月国际台创办了历史上首份业务理论刊物《研究与实践》（后改为《国际广播》）。从而推动了全台的业务理论建设。

持续不断的业务研讨和节目改进使中国对外广播重新赢得了人气和声誉。1981年，在日本短波爱好者联盟组织的《你最喜欢的外国（日语）广播》评比中，国际台的日语广播在35家电台中名列第四。1982年联邦德国汉诺威短波俱乐部在其和德国之声联合举办的外国德语广播评比中，国际台德语广播也名列第四。北美听众俱乐部则把国际台英语广播评为“变化最大的电台”。

一家电台要在竞争中立足，必须有专业的记者队伍支撑和丰富的信息源保证。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台虽有自己的记者队伍，但大量的国内外报道和外事报道都要靠新华社或中央电台提供。这使对外广播的针对性、时效性受到了制约。既然国际台已从原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对外部”脱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电台，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几经争取，包括台里派刘习良同志和我去同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马毓真同志面陈，1984年11月，国际台终于正式成立了外事采访组。自此，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国外的外事活动，都有了本台记者的身影与报道。

开放的中国需要了解世界，1980年，广电部决定开辟为中央三台服务的驻外记者事业，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国际台。国际台领导积极落实，并于1980年12月先后在贝尔格莱德、东京建立了首批记者站。短短几年，驻法国、美国、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记者站相继建立。如今，国际台在国外及港澳地区已建立了30个记者站。而且记者的业务也由当初只发文字稿扩展为为中央三台的广播、电视、网络和报纸发文字稿、图片和电视报道，驻外记者实现了向全能型记者转变。如今，国际台驻外记者不仅为中央三台服务，而且为国内100多家电台、电视台、报纸供稿（节目）。国际台驻外记者站的建立和国际报道业务的发展，打破了原来中国新闻界在国际报道上稿源单一化的局面，对丰富国际报道，促进中国新闻事业改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台的对外广播过去主要靠本土发射台发射，为了解决部分地区听不到、听不好的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台领导积极开拓新的节目传送和播出方式。比如1980年9月国际台开始向哥伦比亚第一电台传送西班牙语新闻；1982年2月，开始向美国休斯敦电台传送英语新闻；3月，开始向巴巴多斯电台传送英语新闻；10月，开始向秘鲁机场电台传送西班牙语新闻……这些通过卫星或国际电话线传送，在当地直接播出的节目，大大改善了落地和收听情况。这些举措也是今天广电总局开展的中国广播电视“走出去工程”的先行和发端。

国际台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国人及海外华人广播。但随着对外开放，在华常驻的外国人，比如外交官、商社、企业人员、留学生及临时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识方块字、不懂中国话。为了向他们提供直接的信息服务，中央决定要办一张英文报纸，于是《中国日报》问世了；中央还决定，要办以国内外国人为对象的英语广播。当时的台领导十分重视，立即成立了对内英语广播筹备小组，研究技术方案和节目方案，并于1983年10月1日开始试播。经过不断的调整、磨合、找位，于1984年1月1日对内英语广播正式开播。当时国际台的对内广播只有英语，现在已发展为英、法、日、德、西（班牙）、俄、阿（拉伯）、朝（鲜）及普通话、广州话等多语种广播，节目套数由原来的一套发展为现在的三套。播出时间由原来的每天2小时扩展为现在的每天30多个小时。对内多语种广播的开办不仅为在华外国人提供了直接的信息媒介，丰富了国内的传播生态，改善了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并且为国内青少年一代学习外语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国内更多人了解国际台、支持国际台的工作营造了人气。

国际台的传统业务只是音频广播。而国际台不仅有大量的信息源，而且有通晓38种外国语的职工这一人才优势，如何借助这两大优势开辟新的业务，也是当时台领导关注的问题之一。1985年3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成立。1992年7月，由国际台创办的《世界信息报》（现更名为《世界新闻报》）问世。后者创办时丁一岚同志虽已离休，但台领导的思路是相承的。即要把国际台办成一个多种业务并举的新型媒体。20世纪90年代，国际台又先后创办了网络和视频业务。至此，国际台开始作为一个集音频、视频、网络和平面媒体于一身的复合型媒体在新的时代展翅高飞。但不应忘记，其成于今，而始于昨。今日的发展是建立在昨天的艰苦奋斗基础之上的。

记得1996年12月国际台即将迎来建台55周岁生日，当时我作为台长把丁一岚、邹晓青、赵光、卢杰、崔玉陵等老领导请到即将启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楼举行座谈时，丁一岚同志动情地回忆起了当年新华广播电台用作播音的窑洞、小庙，讲着讲着，她的眼睛湿润了。那泪花里不仅包含了对自己和对外广播事业以往艰辛岁月的无限感慨，显然也包含了对当今及未来国际事业的寄情、欣喜与祝福。

当一代代国际广播事业的后来者不停地追求、不懈地摸新高的时候，当能感应到丁一岚等先辈们的手温和脉动。因为今天的事业毕竟是他（她）们昨天的同一个事业在新一代手里的延续和发展。

丁一岚同志走了，但她仍然活着，活在她终生热爱的事业里。人们不应也不会忘记她。因为虽然忘记往往是一种美德，但在更多的时候，念记更是一种美德。而后人最大的美德及对前人最好的纪念则是把前人未尽的事业做得更强、更大、更高、更漂亮。

本文系作者为悼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老台长丁一岚同志逝世1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载《国际广播》1998年第6期。

值得敬重与敬畏的人
——记张玉珍大姐

2005年初的一天，年届80的张玉珍大姐碰到我说，拟把自己的画作遴选出版，并嘱我为之写篇文字。我未加犹疑，当即应诺。这源于我对她一向的敬重。

丁思逸先生在《友谊与爱情》中写道：“童年是一个梦，少年是一幅画，青年是一首诗，壮年是一部小说，中年是一篇散文，老年是一部哲学。”

且不说童年、少年时代的张玉珍有过怎样的梦和怎样的画，青壮年及中年的生活又像一首怎样的诗、一部怎样的小说和一篇怎样的散文，单就她离休后的老年生活而言，的确是一部耐读、耐解的哲学。

人生原本有多种可能性。最后生活是这样而非那样，自然有客观因素，但也与人生的态度有关。包括一个人离休之后，既可以选择安逸、闲适，也可以选择消沉、萎靡，但也可以选择进击和开拓，创造如火的夕阳，把人生的乐章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也许有人会说，离休、退休，万事皆休。还能有什么开拓、施展和机会？但那句法国谚语说得好：“人抛弃机会，多于机会抛弃人。”张玉珍大姐就把离休当做了“机会”：因为离休，自己终于成了时间和兴趣的主人；由于社会为离退休人员准备了多种选择，只要你愿意，总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角色。张玉珍抓住了这个“机会”：离休之后，为了重拾、延续和释放青少年时期即萌动于心的对作画的痴爱，1985年她以一个初学者的身份虔诚地走进了北京市海淀老年大学绘画班的课堂。师从王欣品、张铁凡等著名画家，专攻山水画。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在绘画的道路上越走越迷，越迷越走，越走越远。

张玉珍1925年出生在辽宁省盖县（现盖州市）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困窘，念完小学便告别了学校。1946年，21岁的她参加了革命，翌年加入解放军，开始了26年的戎马生涯。1963年转业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认识张玉珍的人大都会用“工农干部”来形容她。因为她具有工农干部的全部品质和特点：对党、国家和事业的忠诚，对同事的平和、友善，为人正直、谦逊、朴实、厚道；此外，文化底子薄，在一些人看来还带些“土气儿”。正因为如此，当1998年5月国家广电总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她举办个人画展，当人们看到近200幅写生、创作和临摹的作品，特别是看了那幅大气磅礴的长15米、高70厘米的临摹长卷《清明上河图》时，无不为之震撼和惊讶：这真是张玉珍的作品嘛？！原来人有着这么大的潜能！原来一个看似平常、起步很晚、起点也不高的老人在70岁时居然还可以创造这样的绘画大观！这使我想到那个老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1985—1998年，十三年的苦斗使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张玉珍；同时这也使我悟到，每个人都不应小视自己、小视他人。因为人的最大悲哀往往就在于轻蔑自己或他人的才能。而事实上，只要有舍己之心，持之以恒，就会把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张玉珍同志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人拉封丹说：“耐心和持久，胜过激烈和狂热。”从1985年步入老年大学开始，张玉珍对作画几乎到了痴迷的境地。每天想的是画，眼里看到的都是入画的素材。她抓紧分分秒秒，与时间赛跑，为自己加油。参观画展，她居然就站着一口气临摹五六个小时。站累了，就跪着画。台里组织老同志去桂林、黄山、张家界、长江三峡，别人都在赏景、散心，她却像一个苦行的画僧，走到哪画到哪，把江山美景一一凝固到她的画作之中。她为人谦虚，不仅向老师求教，也向画友学习；既师古，又力求创新。经过十年苦修，终颇得其道。她的《落霞与孤鹜齐飞》在中华世纪之光书画大赛中获得金奖。《胜似春光》、《滕王阁》分别在全国及海外华人业余书画大赛及中国老龄政策委员会举办的书画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祖国魂——万里长城图》入选《百年大典——中国美术全集》……她的不少作品被台湾、香港、日本、美国、英国、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的友人收藏。她自己后来也先后担任了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全国妇联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国家广电总局老年书画协会副会长等职。离休后的张玉珍用心志、勤奋、坚韧和分分秒秒的时间一笔一笔为自己描绘出了新的春天。这使我想起伽利略的一句话：“生命如铁钻，越被敲打，越能爆出火花。”

人们都认为，琴棋书画是人生的乐事、快事。但大凡乐事、快事常常又与苦痛相伴。张玉珍患有老年白内障，因为骨质增生又步履艰难。这对于每天伏案作画和到处走路写生的困扰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1993年相濡以沫的丈夫周子明同志的逝世，又使她经历了丧夫之痛。但所有这一切并未把她击倒。相反，她却向困难和命运发起了更加持久和坚定的抗争。她用半年多时间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这又使我想起晚年失聪的贝多芬仍不放弃创作，并向命运发出的怒吼：“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决不让命运压倒。”

张玉珍大姐只是个普通人。但普通的人、平凡的人并非注定缺少非凡的光彩。正如电影《孔雀》的编剧李樯所说：“那些平凡的人，相比于做出可歌可泣大事业的人，一样值得敬畏。”是的，一个人，不论高低贫富、声名大小，只要她（他）热诚地面对生活、执著地创造人生，就都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即便一生也听不到别人的掌声，最起码值得为自己喝彩，为自己叫好。

“戎马生涯，岁月组丹青。垂老事临摹闳中，妙笔传千古，展卷欣看《夜宴图》。”

著名工笔画家黄钧先生为张玉珍临摹的《韩熙载夜宴图》所做的这一题跋，不仅是对她画作的称道，也是对她画品、人品和人生旅途的真实写照。品味这一题跋，回顾张玉珍大姐的人生之路，除了对她一向的敬重，不由得又产生了几分敬畏。因为正是由于有了张玉珍及许多像她一样的人，才使我对生活、对人生、对他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更深的体悟，才使这个世界有了更多来自普通人、平凡人的光和热。而这种光和热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普通人、平凡的人永远都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石。

本文系作者应约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干部张玉珍同志的《张玉珍画集》所写的序言。

还愿

汝峰2001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岗位上退休，时年已六十有二。但在熟悉汝峰的人眼里，他绝非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而更像一个每每会用他的幽默乃至顽皮给人们带来欢笑的青年，甚至一位“顽童”。

莎士比亚说：“有些人似乎永远不老。他们思想年轻，接受新见解，永无顽固保守之论；满足而不自傲，安适而不停滞；他们能享受现实中最好的事物，又能发现未来的最佳事物。”汝峰近乎这样的人。他不仅有一颗年轻的心，还追求一颗达观的心、平常心，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各种境况中尽力寻找生活的真谛、意趣和满足。回望在中央电台多年的工作，他的感激多于自褒；对于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他从容度之，没有波澜，没有萎失，更多的倒是一种解脱后的释然和站在人生新的起点上的小小冲动。

两年前他对我说：“现在闲暇了，我要订个个人计划，做点多年想做而没空做的事，尤其是想完成一部小说。”写小说？这样的计划着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尽管我也喜欢文学，但却认为文学创作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汝峰说话时的态度平和而又率真，不容置疑。这使我想起海明威所说：“年轻人要有老年人的特质，老年人要有年轻人的精神。”以退休之年决心写部小说的汝峰的确有一种年轻人的志趣与精神。

他很快就动手了。经过两年的奋斗，现在，22万字的小说《寻觅》即将付印，他的执著与勤奋着实令人感佩。

“一般人在晚年所收到的美满果实，大都是他们在年轻时撒下了好的种子。”（以色列所罗门）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几十年来，党和国家的风风雨雨，他既是见证人，对有些事还是当事人、有心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的同事，在当年他因工作关系有机会了解了她的坎坷命运之后，他感到一种触动、一种压力、一种责任，特别是感到故事主人公希望还己以公正和清白的渴求，是历史应当还、必须还她的一个愿。生活本来就没有旁观者，更何况汝峰已经探入故事人物命运的深处，他感到责无旁贷。总之，这个人、这个故事对于他的创作不仅提供了一种素材、一种冲动，更赋予了一种使命，久久不能释怀。汝峰是个性情中人，认准了的事就决心去做。现在，这部小说终于面世，而写这部书的第一目的也正在以一个同事之心、之笔把人物命运的悲苦和最后的真实写出来，还其之愿，并告白世人。

除了还人之愿，还要还己之愿。汝峰喜欢文学，此前就发表过《铁道小交通》、《太空旅行记》等中长篇小说。现在退休了，闲适了，他希望写一部起码让自己更满意的作品，即完成《寻觅》这部小说。他深知这并不是件轻松的工作，但他更知道，“真正的闲适并不是说什么事情也不做，而是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萧伯纳）他想利用闲暇了却夙愿，用劳作咀嚼闲暇，充实和升华闲适。他的想法得到了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的夫人陆华教授的鼎力支持，直至帮他打印书稿。他有时确实觉得很累，但正如一句阿拉伯谚语所说：“不要觉得你疲倦了，你的力量在于你愿望的大小。”正是尽快完成这部小说的强烈愿望支撑着他度过了写作的“疲劳期”。年龄可以偷盗一切，甚至你的心。但汝峰守护了自己，用一颗律动的心、一双勤劳的手圆了自己的一个梦，还了自己的一个愿，可喜可贺。

我与汝峰同庚，我们先后于1959年、1960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四年后又分别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97—1999年，他作为中央电台的副台长又交流到国际台做了两年副台长。所以我们不仅同庚，还是同窗、同事。正是由于有这“三同”，汝峰嘱我写序之不准推托和我之不能推脱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汝峰以他的进取精神为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同龄人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样式，对于他的追求与劳作我也不能做个旁观者。于是便连夜写出这篇仓促的文字，勉为序。

本文系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副台长王汝峰同志的小说《寻觅》（王汝峰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所作的序文。

无悔的岁月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剑锋》一书中，对权威与威信有一番独特的论述。他认为，权威来自威信，而威信在某种意义上又来自神秘。他写道：“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威信……任何人在他仆人的眼中都不是英雄。”威信又为何物?戴高乐写道，威信“则是一个感情、情调和印象的问题。”

在向晨的人生旅途中，即使是后来当了领导，也既未刻意追求什么权威与威信，更未为了所谓威信而刻意裹上一件神秘的外衣，遮蔽自己的真心、真面，与别人保持一种距离感。他生性不愿这样做，更不会、不善这样做。然而这无碍甚至成就了他在自己的同事、同学和朋友面前展现这样一种“感情、情调和印象”：热诚、认真、重友情，对他人包括领导、师长、同事、家人和朋友时时心存感念。如果这样的印象和评价也称得上一种威信和威望的话，向晨是个颇富有者。

生活中既有经天纬地的大人物，但更多的是与百姓无异的普通人。即使一时你做了领导，这也仅仅是个过程。从百姓中来，最终还要回到百姓中去。即所谓铁打的百姓流水的官。

与黑龙江台、齐齐哈尔台刘向晨、李新民二位台长在扎龙丹顶鹤自然保护区

如果因为一时当个一官半职而大摆架子，那就会成为一笔预支而后来必须偿付的债务。向晨即便后来做到厅级干部，仍以百姓的心态生活着（有时看去甚至比百姓还百姓），而熟悉他的人也都宁愿永远把他看作一个普通的同事和朋友。他的家庭普通：祖父刘清廉是铁路锅炉的供煤工，父亲刘玉峰是铁路机务段的检修工，夫人郑洪霞也吃铁路这碗饭，是个跑车的列车员。向晨的经历也不特别：先是读书，尔后工作。但普通中又不太普通。这是指他能够以在当代年轻人看来也许不肯恭维、而我们这一代人却始终秉持的理念和操守把握人生，在学习、事业、生活乃至家中认真扮演了多个角色：儿子、学生、公职人员、领导干部、丈夫和父亲。他家境清贫，甚至小时候还到铁道上拾过煤渣。但从不抱怨，而是发奋读书，1959年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成了新闻系的首届本科生，并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电台工作，他以满腔热忱扑在这块黑土地上，终年奔波于工厂、农村，以一个记者的感受和笔触记录下了黑龙江发展、建设的一个个侧影和脚印。不少作品获得了省和全国的评比奖项。尽管我和向晨没有直接共过事，但是看了这本《岁月留痕》的书稿以后，脑海里不仅会幻化出他的祖父、父亲当年在铁路上辛勤劳作的背影，而且还会浮现出东北的农民在那片黑土地上辛勤耕作的身影，甚至于还会联想到在黑土地上弓身拉犁、奋力前行的牛。由于他的勤奋敬业，屡有长进，后来担任了工业组副组长、专题部副主任、副台长和局副总编辑。被省记协、省政府评为“优秀台长”、授予省“模范工作者”称号，并先后担任了省记协副主席和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当了领导以后，他秉性不改，与同事仍平等相处，情同兄弟姐妹。尽管不胜酒力，兴起时也会邀三喝四，一起喝点小酒，没边没沿地唠嗑。他平时不会摆架子，但偶尔急眼了因为工作和对同志的负责也会拍桌子。无架子也好，拍桌子也好，往往又成了他与同事友情的凝结剂。他的夫人文化、职位都不高，但人品好，工作上勤勤恳恳，对待父母、子女和向晨呵护有加，是个“贤内助”。大哲学家培根说:“妻子是青年人的情人，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保姆。”20世纪60年代初恋、初婚时的洪霞囿于当时“文革”那种“革命”的时代背景，加之她整天在全国跑车，恐怕难以向向晨投以如今年轻恋人的那种浪漫和甜蜜。但中年以后是向晨的好伴侣、好保姆却不容置疑（如同我的夫人也时常自嘲、自怨的那样：我是他家的保姆，而且是带薪保姆。)“糟糠之妻不下堂”。向晨很讲良心，对夫人对他和子女的关爱与支持一向充满感激和敬重。

而所有上述这一切，都是他作为儿子、学生、职工、丈夫和父亲，对父母、妻儿、单位、学校和师长的最好回报。

向晨的人生线条单纯，虽不敢说辉煌，但绝不无色彩。这使我想起了电影《孔雀》的编剧李樯在谈到孔雀时说的一句话：“那些普通人，相比于做出可歌可泣大事业的人，一样值得敬畏。”

人无论职位高低，只要他对生活是真诚而有尊严的，其人生就会不乏人性之光。就应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因此，无端地轻蔑他人、卑贱自我是有悖常理的。

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部与众不同的书。正如李樯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像孔雀，身上长满故事……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人生。”可惜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提倡内敛、韬志谦恭和克己，而不尚张扬；加之各种政治运动的是非曲直，故而不像提倡和尊重个性的西方那样各类传记作品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可喜的是这些年有勇气写书的人多了起来，包括褒贬不一的明星出书，我觉得都应看作件好事，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文明、包容和开放的表现。因为人文和人性的充分展示、释放和碰撞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人文血脉和精神营养。至于泥沙俱下，应相信读者和时间会做出选择。

向晨2000年退休了。终于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打理过去、享受未来。以向晨的性格，我绝不奢望他根据自己的故事写点传记或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但把过去已有的作品集纳起来总不为过。起码这会成为他送给家庭、子女和朋友的一份特殊礼物，也是留给自己的一份特殊纪念。因此，我多次予以鼓动，而经不住劝的向晨终于下了决心。现在，《岁月留痕》这部20多万字的书终于摆在我的面前，即将付梓。粗读之后的感受集中到一点，即他经历了一段充实、无悔的岁月。

由于我是向晨出书的鼓动者，因此，当他又把写序这个球踢给我时，便只好接球了。加之我们不仅是同学，而且同庚，工作后虽分别在北京和哈尔滨，但同在广电界供职，又是远房同事。有了这“三同”的关系，就更不便推辞。于是匆匆写出上面的文字，聊作序。

本文系作者为黑龙江广电局原副总编辑刘向晨同志的文集《岁月留痕》（天马有限出版公司2005年7月出版）撰写的序言。

一份别样的广播“史记”

电话响起。屏幕显示来电者系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常务副台长王铁，于是未等他开口我便径直问道：“老铁（当地广播界好友称他“铁子”，我则习惯称他“老铁”），在北京还是在哈尔滨？”他说在哈尔滨，并开门见山说打电话是想要我为他编著的一部书《最美丽的岁月电波》写篇序文。这使我突然想起，2009年2月16日，他分管的哈尔滨经济广播为纪念新中国建国60周年，拟出版一本书《收音机60年》，曾就此发函要我提供一篇文稿，但由于忙乱及不知从何写起而“爽约”。由于已有旧账，不能一欠再欠，便应允下来，并且很快收到了书稿的主要内容。

哈尔滨是一座具有文化灵性、文化传统，并且常常领文化风气之先的城市。比如中国大陆第一个交响乐团、第一家电影院均诞生在哈尔滨。哈尔滨还特别与广播有缘。首先，中国人开办的广播始自哈尔滨。1923年1月1日由刘瀚创办的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呼号XOH）开始播音，这不啻是哈尔滨对中国广播的一大开创性贡献。本书以大量翔实的文字、图片还原了这段历史，难能可贵。此外，不仅哈尔滨电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家城市电台，而且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哈尔滨为中央三台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如著名播音员夏青、原中央电台副台长、后广电总局副局长、现任《光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胡占凡、原中央电台总编室主任、现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李存厚，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资深俄语播音员范娟娟、黄铁骥、范冰冰，中央电视台资深记者李华、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等。夏青同志本名耿绍光，哈尔滨呼兰人。1948年考入东北大学并参加革命，1950年到中央电台做播音工作。他播送的重要公报、文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逝世的消息以及古诗词等，由于他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敬业精神，塑造了情感饱满、严谨大气、语音纯正的播音风格和一系列播音经典，被誉为中国广播界与齐越比肩的播音泰斗。

广播只是一种媒介，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广播的意义似乎更在于广播之外。2000年6月，我到内蒙古中俄边界的小城额尔古纳访问，清晨便被街头额尔古纳电台的大喇叭叫醒；2009年7月，我到新疆建设兵团农六师奇台河市访问，清晨又听到当地广播站转播的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两地的广播给我的第一感应是：这里人们一天的生活从广播开始，广播成了当地人民生活节律和脉动的一部分；其次，在这两个边陲地区每天直接听到北京的声音，说明广播还是北京同边疆息脉相通的一种政治维系，是东西南北全国一体的一种精神维系。

本书的书名把广播的“电波”称之为“美丽”，这是作者对广播魅力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表述。广播不像电视，它没有图像，只靠声音传播。但这既是它的劣势，又是它的优势。因为它为听众提供了自我想象的二度创造空间。“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同样，“一百个听众就有一百个夏青”，“一百个听众就有一百个广播长书《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王一民”。至于广播中的新闻可以使人们一机在手，知晓天下；广播中的音乐则使人们的生活凭添了几多欢愉；各类知识传播又使广播成了人们的良师益友。本书不仅收录了众多听众及广播人与广播的情缘、机缘故事，而且收录了好几位收音机收藏爱好者的故事，读来颇感温馨、有趣。

有人说，“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电视”。此话虽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同是电子媒体前有广播，后有网络，它们都面世于20世纪。而正是广播开启了人类传播的电子时代。

随着当年电视的崛起及后来新媒体的发展，有关广播的“弱势论”、“边缘论”、“淡出论”、“替代论”此起彼伏。但新闻、音乐、交通、经济、生活、对农、老年等专业广播的兴起，使广播焕发了“第二春”（其中哈尔滨电台就办有6套专业广播）。如果从经营上看，在 1997—2007的10年间，广播广告增幅有7个年度居第一位。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被称为“弱势”的广播在“强势出击”。随着人们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活动半径的延长、花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广播拥有了越来越多流动人群听众，特别是成了驾车一族衷情的媒介。至于像2008年的冰冻灾害、汶川地震使灾区成了“信息孤岛”的“非常时期”和“非常情况”下，广播则成了灾区人们的“唯一媒体”、“非常媒体”。

当然，任何一种媒体都有其优势与劣势。在新媒体日盛的情况下，广播也正在开垦这块新的处女地，谋求新的传播手段，因为这是广播永葆青春的不二选择。书中部分文章对此也做了论述。

广播在世界问世已有百年，中国人办的广播已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人民广播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至今年底刚好7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当口，王铁同志做为一个老广播，推出《最美丽的岁月电波》一书，其中既有中国广史、外国广播史的简介，又有关于广播的诸多故事，集历史性与知识性、故事性与思考性于一身，可说是为中国广播做了一份别样的广播“史记”，也是已届退休之年的老铁这个老广播浓浓的广播情怀的另一种释放、结晶与奉献。

法国文学大师雨果说：“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较之有待创造的东西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世界是平的》这部畅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则说，“看一个民族是否有更美好的前途，就看他‘究竟是梦想多于回忆，还是回忆多于梦想’。”我以为，《最美丽的岁月电波》看似在于“回忆”，在于记述“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更深的意蕴却在于唤起人们，尤其是广播人对广播的挚爱，进而大胆地梦想广播的未来，去追梦、去创造“有待创造的东西”，去续写新的广播故事，因为毕竟爱才是一切创造的源点与动力、温床与摇篮。

2010年9月19日于北京

本文系作者为《最美丽的岁月电波——广播百年纪念》（王铁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所写的序言。

人生因丰富而精彩

“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一份刻骨铭心的感情，一片魂牵梦绕的土地，一个牵肠挂肚的身影，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这是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的主题词。

在如今的电视节目中，着重讲述人生经历与人生感情的人物访谈类节目以其浓郁的人文色彩和独特的个性魅力，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独树一帜，倍受青睐。

近年来，电视太过于追求“吸引眼球”和“眼球经济”，而疏于“抓住耳朵”。以致各种娱乐、比赛充斥荧屏，各种“呼天抢地的煽情故事、刀光剑影的历史传奇、纸醉金迷的造星运动、歌舞升平的豪华仪式”铺天盖地。从而引来对电视低俗风、豪华风的批评十年未绝。当人们被“视觉冲击”搞得头昏脑胀，要缓解“视觉疲劳”、逃避“视觉污染”时，思想的讲述、静静的倾听和心灵的对话就成了人们的追求。

人们固然需要娱乐、宣泄与放松，但更需要思考、思想与激励。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人们面临各种矛盾和压力，极需了解这样一个问题：别人是怎样生活的？我该怎样生活？于是，各类优秀的讲坛、访谈节目就成了人们的至爱。

没有想到的是，上海宝山电视台作为一个区级电视媒体，也成功地开办了自己的人物访谈节目《精彩人生》，两年中共做了50期。这个栏目使我对宝山电视台的实力与水平、追求与品味有了新的认识。愈发觉得在广电界，不能简单地以台的大小论英雄。

《精彩人生》再次向人们提出这个古老的问题：“人生怎样才算精彩？”我以为，轰轰烈烈、功成名就是精彩，潜心耕耘、默默奉献亦是精彩。知名人士的平民情结是精彩，平民百姓的民族情怀亦是精彩。而所有这些精彩，都可以从《精彩人生》中得到印证与体悟。

纵观《精彩人生》，第一个感觉是不易，第二个感觉是好看，第三个感觉是脱俗。

所谓“不易”，是指宝山台作为一个区级台，在访谈嘉宾的物色、邀请上自然会受到局限。但宝山台以其职业精神、职业热忱冲破了这种局限，把嘉宾选择放诸于全国，甚至国际。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都能请进《精彩人生》，着实不易。而且从主持人到嘉宾，从节目制作到节目包装，整体的感觉是严肃而不失温馨，平实而不失波澜，简约而不失细腻。

所谓“好看”，是指《精彩人生》中的各位嘉宾各具丰富而又个性化的人生经历。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都有各自的故事和心路历程。无论是名人还是凡人，无论是教授、作家、艺术家、发明家、企业家、医生、律师，还是警察、工人、农民，以至外国友人，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自己的故事所阐发的坚忍不拔、勇于面对挫折和耐得住寂寞的可贵品质也好，抑或人生的烦恼与困惑也罢，所有的人生百味，都不啻是可供观众分享与咀嚼的人生财富。

所谓“脱俗”，是指《精彩人生》有品味。电视节目靠什么抓人？形式固然不可或缺，但内容更为重要，访谈类节目尤其如此。现在有些电视节目所以无味，就在于形式大于内容；而有些讲坛、访谈类节目所以叫座，则在于内容强于形式。就《精彩人生》而言，它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它把焦点对准人的命运、人的理想、人的追求以及人的生存状态，从而提供人生的思考、理念与经验。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说：“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则说：“每个人都有一面在别人内部照见自己的镜子。”的确，在社会之河中，不见得每个人时刻都会掌好自己的生命之舵。那么，他就应该借别人之镜审视自己、修正自己和完善自己。而《精彩人生》所提供的各类人物的生活态度、人生理念、事业追求恰恰是可供借鉴的人生经验。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说：“人生没有返程票，一旦出发了，就不能返回。”因此，严肃地对待人生过程，把人生变成自己最好的作品应该是每个人的追求。而为这种追求提供借鉴的《精彩人生》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要想写得精彩，就要活得精彩、做得精彩。

每个电视台也是一本书。要想办得精彩，就必须能够提供使社会和观众变得更精彩的节目。

鉴此，我不仅要为《精彩人生》喝彩，还要为办出这样好节目的宝山电视台喝彩。

我同宝山台结缘多年，宝山台计划为《精彩人生》出书，台长龚寄托先生嘱我为之写序，作为一个老广电人，于情于理都不便推托。遂有此文，聊作序。

本文系作者为上海宝山广播电视台《精彩人生》（龚寄托主编，远东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所写的序言。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能够参加镇海广播电视台15周年的生日聚会是一大快事。因为既可以分享欢乐，又可以送上祝福。

浙江临东海，故浙东许多县市以海为名。如镇海、宁海、定海、欧海、临海、海宁、海盐等，以致外地人常常混其名、淆其位。

记住了镇海是因为自2004年镇海广电中心落成及镇海电视台成立10周年，我随刘习良同志应邀前去祝贺之后，每年都同镇海宣传部副部长、广播电视台台长陈央同志等镇海广电同仁有所接触与交流。一来二去，镇海也就镇在了心中。但对镇海印象最深的还是镇海广电人对广播电视事业深深的挚爱、不懈的追求和闪光的业绩。

在中国四级办的广电版图中，区县广电属于第四级。但世间万物切不可简单地以级别论高下、以大小论英雄。戏剧界有句名言：“舞台上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唐代诗人刘禹锡也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镇海不仅东临大海，且怀抱招宝山。十五年来，镇海广电在事业建设、节目建设、队伍建设上成绩斐然，因此获得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继广播剧《静静的胡杨》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国家广电总局2005—2006年广播影视大奖之后，最近，三集广播连续剧《青春轨道》又获得第九届全国广播剧专家奖一等奖，陈央同志获最佳制作人奖。足见镇海广电有“仙”有“龙”。

十五年来镇海广电不仅见证了自己的发展，而且见证、记录了镇海的发展。但镇海广电绝不是镇海发展简单的记录者，而是一个积极的鼓呼者和参与者，这又是镇海广电人可以为之自豪的。

在镇海广播电视台15周年的时候，我们既要回望过去，又要展望未来。尤其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广电提供了一波又一波梦幻般的手段和梦幻般的空间。镇海广电要抓住机遇，继续前行。

《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员、《世界是平的》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讲过这样一句话，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有更美好的未来，“关键是看它究竟是回忆多于梦想，还是梦想多于回忆。”

风华正茂、翩翩少年。十五岁的镇海广电正处在多梦的年龄。因此希望你们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地梦想未来、设计未来、创造未来。因为山外有山，海外有海，事无穷期、业无止境。因此，我期待并相信镇海广电人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超越昨天，创造更灿烂的明天。因为毕竟“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本文系作者2009年9月21日在镇海广播电视台15周年台庆上的讲话。

理念比文稿更可贵

树华同志退休了。有人说：“退休退休，万事皆休”。其实退休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由于退休，自己才真正属于自己，终于可以自由、自主地安排时间，做自己想做而在在职期间无暇顾及的事，这其中就包括对自己的事业历程做个回顾与梳理。

日前，树华同志找到我，拿来《金树华新闻作品选集》的文稿，上中下三卷，总计130万字，可谓洋洋大观。他邀我为其中的中卷写篇序言之类的文字，我当即应允。因为无论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日本广播部做编辑、记者期间，还是后来做了台领导，与各地记者站都多有联系，甚至具体的业务合作。树华同志是天津记者站的资深记者，并长期任站长，后又调入中央电台本部任地方记者管理中心主任，应是老同事、老朋友了。因此，嘱我作序，于情于理都不便推托。

作为中央电台的驻站记者，必须立足本地，着眼全国。唯此才能不断采写出具有全国意义的本地新闻或者具有本地特色的全国性新闻；作为国际台的驻站记者，又必须立足本地，着眼世界。唯此才能不断采写出具有国际报道价值的本地新闻或者具有本地特色的国际性新闻。这就要求记者不但要内知驻在省市，外知全国乃至世界，而且要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即新闻发现能力。因为新闻报道说到底是记者根据自己的思想、理念去发现、审视、筛选和报道种种社会现实和社会声音的工作。社会现实千姿百态，社会声音纷繁复杂，你选择什么、舍弃什么，是记者的理念使然；同一个事实，你选择了，他也选择了，但彼此报道的角度、深度可能很不相同，这还是记者的理念使然。可见，新闻的价值一方面存在于新闻事实之中，同时也在于记者的发现功力和解读功力之中，新闻的深刻既取决于新闻事实的深刻，也取决于记者思想理念的深刻。因此，做新闻在一定意义上是做思想、做理念。

正如那句话所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优秀的记者总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这“慧眼”又来自他必须具有一条“慧根”。“慧根”又从何而来？它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武装，来自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在这点上，树华同志做得如何呢？不妨举文稿中的两个实例来说明。

《大胆吸收和借鉴一切文明成果》是树华同志1994年12月21日为中央电台《午间半小时》采写的一篇专访。被访对象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立达（集团）公司董事长葛子平。葛子平1981年辞去天津市外经贸委副主任一职，下海办实业。从最初只有3个人、租用7平米办公室的小公司到1994年发展成为在海内外拥有88家企业、营业额达几十亿的外向型综合性集团公司。这位原来管理计划经济的官员下海后居然应付自如，大获成功，其秘诀何在？葛子平在采访中说，就在于“敢于创新，敢于实践，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他还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开放的制度，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把国外，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学过来，取从之长、补己之短。”

这篇专访可以说是对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的一种据实批驳。社会主义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但它又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过去一谈资本主义就一无是处，对其属于人类共有的文明也拒之千里，不容吸收与借鉴，结果如蜗（牛）在行、如蚯（蚓）在行，缓慢而又曲折，贻误了多少机遇。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及此前在中央党校的“6·25”讲话中两次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其中就包括要继续从过去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

树华同志的这篇录音专访，14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觉锐气袭人，大开耳目。它作为中央电台获得中国新闻奖特等奖的《中华英模》系列报道中的一篇，颇具理念的深刻性。

一个时期以来，教育、医疗也要办成产业的观念曾盛极一时，于是上学难、看病难成了社会的普遍性问题。树华同志15年前采写的《摆正教育的战略地位增加教育的投入》一稿作为“两会专题”中的一篇于1993年3月27日在中央电台播出。稿件引用天津大学吴咏诗校长的话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从来都是非营利事业，是国家的公益事业。”“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我赞成多渠道筹措资金，但不赞成‘把教育推向市场’的提法。”

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对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等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民生问题格外关注。明确提出要“学有所教”。是否可以说，树华同志15年前采写的这类报道及这类社会表达为十七大确定的关注教育等民生问题的重大决策做了一定的思想铺垫和舆论推动。

列举以上两篇稿件是想说明，如今当个记者又难又易。所谓“易”，是指浮光掠影，写一般化的新闻，或者照抄些文件用语或领导讲话攒成一篇新闻稿，做这样的记者并不难。但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不仅要如王国维先生讲的做到既“入乎其内”，以达“生动”，又“出乎其外”，以求“高致”，而且特别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创新性思维、质疑性思维、规律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前瞻性思维审视事务、解读事务，有时甚至还要有一种逆潮流而动的思想胆识、理论勇气和职业精神。这样才能提示出事务的真谛，对社会做出理念性引导。

俗话说，功夫在诗外。一条好新闻，一条好报道，其所以能打动人心，或者使人眼睛为之一亮、思想为之一震，往往在于隐含在新闻或报道中的情感、思想和理念。因此，优秀的记者自然要有采访、写作的专业功底，但更要有能够用时代思想、时代理解发现新闻、解读新闻的理念功底。后者对于记者来说不但更为重要，而且更难于把握。我以为，隐含在树华同志大量文稿后面属于思想、理念的东西对于新闻人更值得咀嚼、品味和体悟，也是文集更大的价值所在。

本文系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记者中心主任金树华同志《公道在民心——金树华新闻作品选集（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所写的序言。

因思而行因行而思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不过是芦苇，……但人是会思考的芦苇”。

青岛广电局就有一位善于思考、勤于思考的卢姓“芦苇”——卢宏。刚刚捧读过的他要我为之作序的论文集《读书与思考》就是他最近十多年来思考的见证和果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维和战略命题。而“十六大”、“十七大”以来的近十年间，又是党的理论创新、理念创新最活跃、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其中许多理念创新直接事关媒体管理和新闻传播，使得党和政府在媒体观、新闻观、官媒观、民媒观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变化。诸如提出新闻报道要坚持“以人为本”；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新闻报道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新闻报道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等等。这一系列理念的提出，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新闻报道，使之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实现了新突破、创造了新经验、达到了新高度。其中2008年有关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被称为中国新闻报道史上的“里程碑”、“ 成人礼”。

但不能不说，党的媒体观、新闻观、官媒观、民媒观的历史性变化既是党自身理念创新的结果，同时也是与新闻人创造性的新闻实践和不断的理论研究的推动分不开的。《读书与思考》的首篇《刍议突发性事件报道》写于14年前。作者在文章中说：“目前，我们对突发事件报道的要求原则上是‘不要抢’、‘要及时请示、汇报’、‘要严格把关’”。他认为，突发事件报道如果“统得太死往往会产生负效应……一方面会影响他们（指记者、编辑）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可能违背新闻规律，……有的甚至会产生难以挽回的影响”。他列举了千岛湖事件报道的例子。

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自身的错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千岛湖事件迟报是“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2003年非典爆发初期媒体的缺位、失语是“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1976年死亡24万多人的唐山大地震三年后才报道死亡数字的做法更是“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人们从错误和挫折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平时要多得多。正是党和媒体从这些“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反思、总结，才有了今天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才有了汶川地震报道的及时、透明与开放。

宣传讲规矩，但新闻有规律。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提出：“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都具有的那种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存规律性。”胡锦涛同志2008年6月20日在视察“人民日报”时不仅强调新闻宣传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而且特别强调新闻报道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有规律的认定，而且是对新闻传播不是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而是按宣传规律办事、按长官意志或部门意志办事的否定。

卢宏同志当年提出对突发性事件报道“统得太死”“会违反新闻规律”之议体现了一种对规律的尊重和对违背规律的做法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样在《刍议“负面报道”》一文中，他提出既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同时又不能回避问题报道。他认为，“适时、适度的负面报道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勇于面对困难，善于战胜灾害的科学的、有信心的、负责任的表现，”“是一个国家公共安全体系和预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舆论监督，他明确提出，“新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正面报道的重要内容”。这与胡占凡同志的说法异曲同工，占凡同志说：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也是正面宣传”。这些论述都是对片面理解和把握“正面宣传”、“负面报道”、“舆论监督”的一种匡正、廓清和本质性、规律性揭示与阐发。是一种负责任和具有创新性的怀疑精神、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

法国哲学家狄罗德说：“怀疑是走向哲学的第一步”。另一位法国思想家蒙田则说：“怀疑是所有哲学的根本”。如果把哲学约称为规律、真理，那么人们探寻规律、追求真理的第一步则是要有怀疑精神、质疑精神、批判精神；要有问题意识；要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理论功力和理论勇气。一切创新都始自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发现和提出问题则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不仅源于思维品质的活跃、敏锐、深刻、创造性和独立性（即不唯上、不唯书，善于突破惯性思维、从众思维），而且源自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事业的专业精神。

胡锦涛同志在“6·20”讲话中提出宣传报道要“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如上所述，创新的起点源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而问题的最后解决则要靠规律的把握、哲学的思维、理论的深刻和创新的能力。

理论与哲学的魅力既不在于艰深、晦涩，也不在于天马行空的高谈宏论，而在于关照、回应和破解实际问题。正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说：“哲学必须有能力将它的普遍命题的大钞票换成接近实事分析的小零钱”。可喜的是，《读书与思考》收入的近30篇文章，不仅无一不是抓住广电现存的种种问题有感而发，而且看得出作者对各类问题都力求从理论乃至哲学的层面给以解析。诸如在《关于精品创作的哲学思考》、《新闻传播人文性理念初探》、《论大众媒体的传播道德》等文章中，都不乏闪烁着思辨之光、理论之光的精辟阐述。

《光明日报》曾就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和《辩证法随笔》两部书发表评论说：“领导干部不仅要重视学习哲学，更要有哲学的思维，用好哲学。”爱迪生也说过：“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教会人的思索。”广播电视做为文明社会的文明传播者，要教会人们思索，必须自己首先学会科学的思索。既要善于思索、谋划广电内部的改革与发展，又要善于思索、谋划付诸社会与大众的各类新闻、文化、服务、知识、娱乐节目的传播。但多年来，在体制改革上，翻烙饼的现象一波一波。一转就灵，一合就大、一大就强的简单化思维仍很盛行。在广电传播中通篇是空谈、套话，表面看导向正确，实际上无用的新闻连篇累牍；低俗、媚俗、庸俗，表面上创新，实际上叛道的娱乐类节目屡禁不止。广电改革和广电传播中这种盲目的东奔西突，其实都是缺乏对规律性的敬畏、缺乏科学精神和哲学思维的表现。(www.xing528.com)

卢宏同志历经记者、新闻中心主任、 局总编室主任，在忙于“热运转”的同时不忘“冷思考”。所撰写的理论文章不仅是诸《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视听》等多家刊物，且在山东乃至全国的论文评选中多次获得一、二、三等奖。这种对理论探索和追求的执着精神十分可贵。因为现实是：广播电视重实践、轻研究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落后于广电事业发展的现象也没有改观。

从本质上说，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思想史。广电业亦然。而因为广播电视是一种影响巨大的大众媒体，因此，广电人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专业技巧，还必须有科学思维、理论思维、哲学思维。每个人都要做一个“会思考的芦苇”。因为广电人每天都要以各类节目这种形式向社会和受众不断地交上一份份答卷，而要使这些答卷获得认可，就不仅要求我们善于思考，而且要勤于思考。就象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提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做为思索的人而行动，做为行动的人而思索”。

最后，祝卢宏同志思索之树长青，不断有新作问世。

本文系作者为青岛广电局总编室主任卢宏的论文集《读书与思考》（青岛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所写的序言。

2009年秋在青岛广电局讲学后参观奥帆中心

思考是人生的最大快乐

石月平同志的论文集《县级广电生存发展之道》即将付梓。他从钱塘江畔的海宁寄来书稿，并打来电话，嘱我为之写篇序文。我当即应允。原因之一是月平的不少文章我都读过。作为一名县级广电工作者，他的文章紧扣基层广电的呼吸与脉搏，有血有肉且有骨，是我喜欢和衷情的一类。

文集收入的40多篇论文都曾在省以上新闻业务刊物上发表或在全国性业务研究会上交流过。虽非专著，但却有鲜明的主题和重点。由于月平长期在县级台工作，对我国四级广电最基层的县级广电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县级台的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有着切身的体会；对县级台的前景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深深的忧虑；期盼在上级广电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在县级台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使县级台能够永葆青春和活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作者把主要的研究精力放在县级台的生存与发展这一主题上。

围绕这一主题，作者对县级台的地位作用、体制机制、生存环境、资源占有、优势劣势、发展空间、竞争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对策。如根据当前农村广电的实际情况，提出建立农村广电公共服务体系应以县级广电为中心，以乡镇广电为基础的观点。再如对县乡二级广电的关系，提出了改变目前以块为主、属地管理为县乡两级广电垂直管理的建议。

针对当前媒体竞争激烈，县级广电如何充分发掘、利用自己的资源潜力，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作者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性建议。作者将书名定为《县级广电生存发展之道》，不仅名实相符，而且体现了他对县级广电的一片钟爱和痴情。

我之所以乐于为月平同志的文集作序，因为更打动我、感染我，给我更多人生启迪的是他勤奋、刻苦、执著的钻研精神和人生态度。

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能力。”当下中国广电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太多太多，可谓是座富矿，亟待人们去开采。同样，人的潜能也是一座富矿，看你是否去发掘。

人生最大的困难是认识自己，人生的最大胜利是征服自己。在不少广电人特别是基层广电人看来，理论研究要么是高不可攀，要么是纸上谈兵；要么畏而远之，要么笑而远之。于是，重实践，轻总结、轻研究、轻理论的现象十分普遍。只是到了职称评定的当口才急忙凑上一二篇文章，以做垫脚之石。在这方面，石月平同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思想家蒙田说：“在人所有的缺点中，最不可救药的是自我轻蔑。”石月平同志是县级台的广电工作者，从客观上讲，其工作的舞台、视野对理论研究都有一定的制约。他先后在海宁台任采访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显然工作压力不少，要搞研究、写作，只能利用工余和节假日，特别是他当初只有初中毕业，而且毕业后在基层供销社一干就是15年。只是由于他喜欢写作和新闻报道，才于1985年调进海宁广播电视台。就是这样一种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的石月平，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来，先后有30多篇新闻作品和论文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广播电视优秀作品奖、学会奖和浙江新闻奖等奖项。并有40多篇论文先后在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广播电影电视决策参考》及江苏《视听界》、浙江《视听纵横》、上海《新闻记者》、河北《采写编》、山东《现代视听》等刊物上发表，并多次在中广协会等举办的一些全国性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其中他和蒋君法

合写的《整合内部人力资源，实行一体化管理》一文刊登在广电总局《广播电影电视决策参考》2005年第5期上。文中提出的乡级广电人员也应有资格评定职称，这一问题翌年就得到了解决。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这篇论文，但至少说明论文提出的问题是适时、合理的。石月平和孔莉、方旭明共同完成的2005年中广协会学术研究立项课题《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已经通过评审；目前，他正在同孔莉等同志合作，开展“县级广播电视节目评估体系构建”的课题研究。

同是海宁人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石月平虽不敢称“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但他的理论研究历程也是循着这一规律，即靠着“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著精神，从当初写个满意的经验总结都颇感吃力渐进到对理论研究谋篇运局开始找到自信，从当初只能咀嚼当地、本台的一些微观问题到开始涉猎事关县级台发展、命运的一些宏观的全局性问题。其理论研究的跨度不可谓不大。这使我想起法国哲学家巴斯的那句话：“人，不仅与别人不同，甚至跟原来的自己也迥然不同。”

然而，从“西风凋碧树”到“灯火阑珊”之路，石月平是用心血和努力铺就的。他自知先天不足，所以走上广电岗位后，通过10年锲而不舍的在职自学，先后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文学本科和法律大专文凭。为了研究农村广电公共服务体系，他先后研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徐小光主编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柴志明、冯溪展的《社会学原理》、毛峰的《传播学概论》、谢咏才、李艳红的《中国乡村传播学》、李小云、左停、叶敬忠的《2005：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等，以弥补知识、开阔视野，丰富、充实和提高自己。

石月平说，我喜欢马。自己的人生格言是：“做人做事要像马一样脚踏实地。”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世界，但却可以通过脚踏实地的奋斗改变自己。石月平改变了自己，是因为他不仅在脚踏实地地工作着，而且在脚踏实地地思考着。而“思考是人生的最大快乐。”

“思考是人生的最大快乐。”——我把伽利略的这句话送给月平及所有像他那样思考着的广电人，并作为本文的结语。

本文系作者为浙江海宁广播电视台石月平同志《长江学人文集——论县级广电生存发展》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所写的序言。

古镇生辉慰中山

在我的头脑中，古镇一直是个泛称。讲到古镇，自然想到当年鲁迅先生笔下的鲁镇、如今游人如织的周庄等等。及至参加了2002年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才知广东省中山市不仅有一重镇即名曰“古镇”，而且古镇以其蓬勃发展的灯饰业和现代城镇建设震撼着每一个走进她、认知她的人。

古镇的魅力之一，在于她依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农村乡镇演进为现代城镇所取得的成功和所显示的气魄。中国长期以来是个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有绝对比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36　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40多个百分点。“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为各发达国家普遍证明了的普遍经验。走城镇化之路，不仅是改变农民贫困状况的必由之路，也是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农民靠谁去解放？城镇化靠谁去建设？古镇人的回答是：靠自己。“进不了厂就自己办厂”，“进不了城就自己造城”。如今在古镇的6万多人口中，有4万人从事灯饰业，办了企业1432家。2001年灯饰业产值达50亿，占到古镇工农业总产值的83　3%。总面积还不到48平方公里的小小古镇，其经济实力居然达到了一个中等偏上的县级市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随着经济的发展，古镇的镇政建设从道路、上下水、工厂区、商业区、居民区、学校、酒店等等已一应俱全。令古镇人为之骄傲的、投资38亿元、建筑面积8万3千平方米、集商贸、购物、餐饮于一身的国贸广场已于2001年12月交付使用；总面积11万平方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灯饰广场、综合体育馆也于今年8月投入使用。如今的古镇已经成了一座袖珍的现代化城市。在古镇，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一个由农业村镇脱胎换骨打造出来的一个新型工业城镇的活生生的实例。她激发了一种憧憬，展示了一种前景：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我国大部分，哪怕是相当一部分农村乡镇能够走完古镇已经走完的里程，不仅是中国农民之大幸，而且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古镇的魅力之二是古镇人在选择创业方向上显示出的睿智和创造精神。农业村镇走向工业城镇，“工”什么？古镇人没有盲目地四面拉弓，而是抓住全国各地蓬勃兴起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酒店业和家居装修业所提供的诸多产品需求空间，选择其中的灯饰业，集中打造灯饰产品的专业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日本60年代在向工业社会起飞阶段就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一村一品”。事实上，名气很大的意大利瓷砖业，其实就高度集中在梭罗萨这样一个小城镇。德国的欧伯瑟镇则是在世界印刷业界享有盛誉的德国印刷业的领军重镇。在我国，低压电器产品的龙头老大温州，其产品也集中在温州市下属乐清市的柳市镇。古镇人真聪明，他们不仅能把别人那种被称做“磁场效应”的创造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而且能运用这种智慧，在诸多产品空间中选择一个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既具实用价值，又具文化品位和装饰价值的灯饰业作为主攻和主打产业。以至现在古镇的灯饰产品占到国内市场的50%，行销72个国家和地区。“古镇”已经成为和正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灯饰业的一个品牌。走在古镇1200多家灯饰店彼此相连的“十里灯饰长街”上，只见韵味、材料及造型各异的吊灯、顶灯、壁灯、地灯、台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古镇本身已成为一座常设的灯饰博览城。而一座更为壮观的世界性灯饰博物馆正在酝酿筹建之中。

古镇的魅力之三是古镇人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古镇人在发展灯饰业和走城镇化道路的过程中，自强而不自闭。他们敞开胸怀，欢迎所有有志于在古镇创业与发展的人。古镇的灯饰企业既有当地人办的，也有广东省、浙江省及台湾省人办的，光是公认具有进击精神和开拓魄力的温州人就在这里开办了200多家企业，并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此外，一些外国大型灯饰企业也纷纷在这里建立了办事处。为了提高灯饰产品的档次、水平和生产规模，古镇不仅从外地引进一批专业人才，最令我惊喜和感佩的是，她居然同时吸纳了相当于本镇人口同等数量的6万多名外地打工者，这不能不说是古镇人的又一重大贡献和一大善举。于是，她又提供了另一种憧憬和前景：如果十年二十年后，全国大部分，哪怕是相当一部分乡镇能吸纳和转移等同于自己人口数量的劳动力，那将是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的另一大幸事。

古镇的魅力之四是她的领导集体的为民之心和远见卓识。古镇的书记、镇长等领导成员，以兴镇富民为己任。正是他们提出了“经营城镇”的理念，并经过反复考量与研究，率先提出发展灯饰、振兴古镇的思路。他们认为，白天靠太阳，晚上靠灯光，灯乃人类在光明下生活的另一个伙伴。正是他们制订政策，为农民撑腰，为农民借贷兴灯出面担保，成了兴灯兴镇的发动机和火车头。正是他们提出为民做事而“不与民争利”的口号，把政府的任务牢牢定位在为兴镇富民铺路架桥上，集中精力为兴灯兴镇改造、提升古镇的软硬件条件和环境。古镇的领导干部有的放弃了原来自己赚大钱的机会，甘做古镇和古镇百姓兴发的公仆。现在，古镇年产值超过500万的企业就有25家，亿元户、十几亿元户不是个别的。但当镇党委书记吴润富、镇长吴礼煊在谈起古镇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时，虽有欣喜，但更多的仍是一种不满足感。这又使我想到，如果我们的乡镇干部都有他们那样的品格与追求，那不是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之又一大幸嘛！2002年中国（古镇）灯饰博览会同在11月8日，即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开幕这一天举行。现在全党全国都在学习十六大精神，我们有理由期待全国的乡镇干部率先成为广大农村干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带头人。古镇的领导干部已经做出了榜样。党在期待着我们，农民兄弟在期待着我们，难道不应当向他们学习，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带领农民做一番改天换地的大事业吗？

古镇隶属中山市。古镇灯饰博览会期间恰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36周年。当年孙中山先生举旗建党、发动革命，其初衷就是改变贫弱的祖国，拯救劳苦大众。现在，中山先生的后人们正在把他的梦想变成现实。先生有知，当会一展愁眉。这正是：“华灯流韵惠四海，古镇生辉慰中山”。

本文系作者2002年11月8日应邀到广东省中山市参加2002年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笔会后写的一篇古镇见闻录，载《古镇灯饰》2003年第36期。

欣喜·自豪·祝福
——北京广播学院建院50周年寄语

人不过是历史舞台上匆匆的过客，事业才是永葆青春的主角。当我们这批北京广播学院首批新闻系毕业生已步入退休之年时，学院却正以蓬勃的发展与创造迎来一个洋溢着成熟美的新的青春期。正所谓“人生易老天难老”。

2003年8月的一天，原新闻系老师——当年英姿勃发、师生联欢会上不可少的教师歌手代表任远老师问我：“你们59级同学准备搞一次聚会，你知道吗？”我答不知道，并问“什么由头？”任老师说：“今年是你们毕业40周年啊！”我一听，可不是么，1963—2003年，整整40年了！

当年9月24日，在宋家龄、韩同熙两位同学的热心联络和张罗之下，近40位同学在学院相聚了。最远的来自黑龙江、重庆、湖北等省市。因为有些同学几乎是毕业后的首次见面，因此握手时为避免尴尬，便先问“知道我是谁吗？”然后马上自答“某某某！”，接着是对视而笑。“点头才羡朱颜子，转眼翻做白头翁”。包括当年属于校花级的女同学，虽气韵犹在，但朱颜已去。毕竟早已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了。

古人云：“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这话前一句是对的，后一句则有悖现实。今日之广院，从学校规模、教师及在校学生人数、院系结构、学位设置、学校内容、教学手段到社会地位，都已非当年所能比。

当年我们报考广院的时候，由于刚刚建院，其名还为很多人所不知；而今每年招生，考生趋之若鹜。广院不仅已为我国广电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而且今天还在更大规模、更多学科、更高水平上继续着这一崇高的事业。因此，当母校迎来50岁生日时，在我们心头涌动的既有个人的叹悟，更有对母校的自豪、欣喜和祝福。

四年的大学生活，获益匪浅，受用终生。我以为，今天在教学及同学们的学习上不仅要发扬当年的那些好传统，而且应结合时代的变化与事业的需求，不断谋求新的创造与发展。

当年学院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与培养。这一点我以为在新形势下要继续加强。今天的在校生即明天的广电工作者，这一点当年和现在没有变；广播电视是上层建筑中一个十分活跃和重要的部分，这一点也没有变。不同的是，当年我们这一代学习、工作在一个封闭时代，而今天的学生则学习在并且将工作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一个经济、信息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在工作中就始终有一个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方向的课题，那么对于新时代的广电工作者，这一课题尤其又具有时代的挑战性和迫切性。因此，在教学上，应当把对学生政治素质的培养放在改革开放、国际思潮、文化及传媒相互激荡的大视野中去安排课程和锻造学生。而作为学生，即未来的广电工作者，社会大众的信息、观念的传播者，起码应成为半个政治家，树立起应有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唯此，才能适应广电工作的需要。唯此才能使广播电视这一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事业因为有自己的加入而更好地发挥社会推进器、稳压器的作用。

当年学院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教学。这一点我以为也大有加强的必要。因为新闻工作说到底是反映世界的工作，而要能正确地反映世界，首先必须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以己昏昏，必不能使报道昭昭。而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与根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当今时代，世界变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从而尤其需要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科学的观察和判断事物的能力。这在新闻工作者的诸多基本功中属于基础性功力和第一功力。

当年学院教学十分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学院毕业生“上手快”，但同时又提出往往“后劲不足”。有鉴于此，我们不仅应当坚持教学与实际相结合这一传统，而且要高扬建立“研究型大学”这一旗帜，加强基础理论和前沿性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提倡研究性教学和思想型、创造型学习。包括国外在传播领域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理念和做法，都要加以研究、传授和学习。从而不断为我国广电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理念、动力和生机，使广电事业因为有自己的加入而更加精彩。

当年学院十分重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提倡新闻系学生要成为一个“杂家”。这一要求不仅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而且变得比当年更为迫切。因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乃至传媒自身的迅速发展与变化，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几乎在以几何级数不断衍生、增加。作为一个未来的广电工作者，要避免孤陋寡闻、捉襟见肘，而能从容地工作，就必须从学生时代起少些浮躁，多些学问。培养开阔的视野、积累广博的知识，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工作，进而创造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新的高度。

言之泛泛，心之拳拳。

谨以此文祝贺母校50岁生日，并作为对教学及在校同学们的冀望与祝福。

本文系作者2004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应新闻传播学院之约撰写的校庆感言。载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的《迎接挑战》。

回望

每个人都是社会人。每个人思想的生成、生活与事业的轨迹不仅会深深打上他那个时代的印记，还会打上他曾生活、学习、工作其间的一个个具体小社会（如家庭、学校）的印记。而当某些印记一旦凝固成每每回望过去便会首先跃入并横亘脑际的挥之不去的刻痕或感悟时，一定是因为它要么格外温馨，要么格外苦涩，要么则是用苦涩与温馨共同调制而成的一杯独特的人生鸡尾酒。总之，因为它是你人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部分，因此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弥足珍贵。

1959年8月底的一天，我告别中学时代，从曾经的母校北京八中兴冲冲地徒步到相距不到二公里的新的母校——北京广播学院报到。不曾想，广院给我的第一突出印象竟是“寒酸”：堂堂一所大学居然只有一座马蹄形的灰楼，上千名学生吃、住、学俱在其内；只有二个篮球场大小的蹄芯“广场”是仅有的室外活动空间，相当一部分体育课要把学生拉到邻近的街道上做“马路天使”。

开学不久，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恢复元气，国家不得不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说是八字，其实重点在“调整”二字，如“下马”、“下放”等等。包括新生的广播学院，都险些被“调整”掉。当然，这一情况只有学院领导才掌握，作为学生的我们，必须直面的则是另外二个字：“挨饿”。不仅一顿饱饭，甚至连半个馒头、一块红薯和一瓣蒜都只能是梦中之念。而与此同时，北面的苏联撤走专家，造成许多在建项目乃至整个经济建设的困顿；南面的印度又在边界与我开战。真可谓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单行。此时感受最深的已不是学院的寒酸，而是整个国家的贫穷与困厄。

但是，当时全国上下一心的人文环境和政治氛围成了抵挡各种艰难困苦的一道无形的坚壁。贫穷与困厄不仅没有使师生们萎靡、哀怨和逃遁，相反却激励、磨炼了大家的心志与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古训成了当时师生们心底极具现实性的座右铭，与国家共患难，成了一代学子的壮志豪情。在校期间，大家饿着肚子刻苦攻读；毕业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同学们的自觉行动。1997年我首次去新疆，见到王乐泉书记时，仍不无骄傲地说：“1963年我大学毕业，第一志愿是新疆。我至今仍然自信，如果当时分配我来新疆，我会像其他来新疆的十来个同学一样地义无反顾。”

广院的教师中既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些“老广播”，特别要提到的是还有些在“反右”中削职、降薪，被贬到学院做教书匠的“右派”、“右倾分子”。如温济泽、邹晓青、张纪明同志。他们虽然身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却笑对人生，并以他们的修养、品德成为学生们尊敬、爱戴的良师益友。

由此我感到，富足与顺遂固然是人生之幸，但贫穷、困厄与挫折也并非绝对是坏事。因为人在贫穷、困厄与挫折的磨砺中悟到、学到的东西往往会更多、更深刻、更宝贵和更受用。

由此我还感到，学校的责任一是教书，二是育人。二者绝不能偏废。古人讲人才者应“德才兼备”，为何“德”在前、“才”在后，而不讲“才德兼备”？古人又释云：“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即“德”乃人的才学得以充分释放并用之有道的根基与保障。鲁迅先生讲的“民族的脊梁”，也主要指那些富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担当的人。因此，学校和教员不仅应努力教书，更要着力育人。尤其在当下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激烈变化，然而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事业、权利与义务、索取与奉献等等之间的基本道德准则、行为准则具有相当的恒定性和普遍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是不能也不应该彻底颠覆的。否则，那将不会是进步，而是倒退，甚至灾难。

也许正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同国家一起经历了像“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等太多太多本不该发生的非理性的政治狂热、残酷斗争、无情劳役；也许正因我们这一代人同国家一起经历了贫穷、落后、困顿、饥饿和外患；也许正因为种种曲折乃至扭曲折射出来的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苦与乐、沉与浮成了学校教育及学生自悟的最好的人生教材、社会教材，因此，走上工作岗位，包括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才多了几分理性与成熟，少了些癫狂与彷徨。比如，我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警示自己，对人要少些算计、刻薄与偏执，多些善意、理解、宽容与包容。特别是当了台领导，要从你担当的角色出发努力做全台同志的朋友和服务者，为之“搭台子，压担子，出点子，抬轿子”。即首先要为大家开拓干事业、展才华的舞台；一旦有了舞台就要让大家挑担子、唱主角；交了任务还要帮他们出谋策划，创造条件，助其成功；大家干出了成绩，还要带头为其请功、喝彩，从他们的成功与快乐中寻找自己的快乐与支点。面对事业中的矛盾和困难，则提醒自己要少些浮躁与抱怨，多些理性、争取、坚持与开拓。因为组织和同志们推举你到领导岗位是让你带头干事，而非带头叫苦叫难的。正如孙家正部长当时讲的，“每个领导干部都应珍惜有限的在职时间，多干些实事。”面对成绩，则提醒自己要切忌揽功、居功与自傲。工作出了问题，哪怕是在基层，自己也要勇于担待而不可诿过或推卸。面对官位，则提醒自己要多想想机遇性因素，少想点能力性因素。提醒自己，任何事情都是个过程，做领导也是如此。从百姓而来，最终还是要回到百姓中去。自己也同大家一样，只是对外广播事业这个“铁打的营盘”中一个“流水的兵”。不同的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因为有幸被委以重任而多了一份责任而已。因此，要切忌骄矜与忘形，时时保持一种平常心、百姓情。因此，我在全台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除了外事场合，不要叫台长，可直呼名字或叫老张。因为台长是暂时的，直呼其名，一旦下了台还免得改口。

我从1985年起担任副台长、1993年起担任台长。可以说既赶上了对外广播的一个好年月，也赶上了一个新的困难时期。

从80年代中期起，电视的轰然崛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广播受到很大挑战。包括1985年我访问美国公共电台时，在编辑部的记事板上居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让广播埋葬电视！”虽是戏言，但足见广播人的失落与苦闷。

同对内广播相比，对外广播受到的冲击要更大。

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开始认真考虑个人的价值实现。国际台的38种外语广播中集中了一批我国优秀乃至稀有的外语人才，无论从外语、外宣及对对象国的研究、了解上都称得上是专家。但由于国际台是专门为国家做对外形象宣传的，绝少广告，因此职工的待遇偏低，而去外企、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机会又陡增，加之人才流动政策的松动，于是人才外流成了对外广播事业的一个新的难题。

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面，知识分子历来看重事业、追求成就、理解和认可。但在国际台却有很多困难。国际台是专门对外国人及海外华侨、华人做广播的，使用的大部分是外语、短波，声音、听众、影响俱在国外，国内要么听不到，要么听到了也听不懂，因此鲜为人知。“文革”期间居然有人因为收听国际台的外语广播而被认为在收听“敌台”，于是立案审查。举报人认为，中国的电台岂有讲“洋话”的道理！国际台原来的台名与呼号是“北京电台”，结果常常被误认为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国客人的邮件被误投、误送到北京台是常有的事。1987年国际台更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听到“国际台”这个简称时，对方往往先是一愣，接着问道：“是联合国的吗？”如此等等令人哭笑不得。特别使大家苦恼的是，当年连一些领导部门虽知道美国之音、BBC，却不知我国也有一家同样性质的国际台。于是许多重大采访报道国际台都被排在计划和名单之外，“我要干事”却不得允。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显然，这种工作和事业上的长期不被了解、理解、认知、认可和支持给大家造成的痛苦比低待遇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事实上，许多同志离台的主要原因是事业上难有施展和成就感。

年轻的企业家、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陈学荣先生关于人与事业的关系讲过这样一句话：“大凡成事，皆缘于势，而势则缘于人。”此言极是。我想，要发展对外广播事业，核心的问题是队伍的稳定、凝聚、士气、精神风貌和冲力。而要凝聚队伍，提高物质待遇虽然是重要一环，但用事业留人、激励人更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在物质待遇短时间内难有大的提高的情况下，事业是否兴旺更成了留人、激励人的关键。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实又为对外广播事业谋求新的发展与提升提供了难得机遇。

国际台的传统业务是对外广播。怎样首先把广播做强、做大，做出魅力和影响，这本身就大有可为。

1986年是联合国倡议的“国际和平年”。为了配合这一主题年，特别是为了宣传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提议搞二项活动：一是请国务院总理就“国际和平年”通过国际台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二是以“我与和平”为题在各国听众中搞一次征文。结果，总理的广播讲话不仅受到了外国听众的广泛好评，而且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征文活动则从60多个国家收到文、诗、画等各类作品6000多件，《人民日报》拿出近一个版选登了部分作品。这一活动不仅生动地配合了外交工作，而且也印记和彰显了对外广播的作用和影响，振奋了队伍的士气。

有了这次请国家总理发表广播讲话的成功实践，1991年我又提出，可以吁请国家主席在每年的新年通过国际台向各国听众和海外侨人、华侨做新年广播讲话。这样既可以树立国家及领导人的形象，也可以提高台的权威性。于是我拟了报告，并很快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于是从1991年起，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三任国家主席一年一度的新年广播讲话就成了国际台每年岁末、年初的广播中最具分量和光彩的一个终篇和开篇。加上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国际台的名声也随之得到不断传扬。

为了提高中国广播外宣的整体实力和水平，1994年，我代国际台向广电部和中央外宣办提出报告并得到支持，当年由广电部和外宣办联合召开了首届全国广播外宣协作会。会议提出要“建立以国际台为龙头、以地方台为依托的全国广播外宣协作网”，建立“广播大外宣”。第二年，由全国31个省市台分日提供节目通过国际台播出的《中国之窗》正式开播。1997年，中宣部又正式批准为中国广播外宣设立政府奖《中国彩虹奖》。这一系列做法不仅推动了全国广播外宣的发展与提升，也加强了同兄弟台的交流与合作，找到了开门办台的一种好形式。

1999年，在历经向广电部三届党组不停地申请之后，国际台第二套对国内的外语广播终于开播。从此，一套为全英语广播，一套为多语种广播。这二套对内广播不仅为在华外国人提供了更多的直接语言媒介，而且为广大外语学习者提供了一个社会性的外语环境，显然也扩大了国际台的影响。英语广播《欢乐调频》的主持人王璐、日语广播《音乐网站》的主持人王丹丹、西班牙语广播《拉丁风情》的主持人李铮很快成了听众仰慕的明星。

国际台原来只做对外广播，在世纪之交，如何开辟其他新业务，打造复合型媒体，不仅需要，也有了有可能。因此，从80年代起，几届台领导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多元业务的拓展和延伸。

1980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始派出驻外记者，为中央三台提供国际报道。1987年，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陆炳麟同志来京找我，希望使用国际台驻外记者的报道。这是好事，第一，它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国际报道只能靠单一信息源的局面，推动新闻改革与竞争。第二，国际台的稿件走上国内其他媒体，可以增强社会对国际台的了解，从而改善国际台的生态环境。结果，双方第二天就开始了供稿合作。不料想一花引得万花开，不到一年时间，全国有10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成了国际台国际报道的用户。

1985年，崔玉陵台长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台的信息优势、节目优势和人才优势，建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并得到了吴冷西部长的支持。我受命撰写报告，并同杨淑英同志一起到当时的文化部出版局面陈，很快得到了批准。如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已经成为广电界乃至出版界较有成绩和信誉的出版社之一。

1992年国际台又创办了《世界信息报》，我撰写发刊词，为其呐喊、祝福。如今，更名改版后的《世界新闻报》已经成为一份专门报道国际问题的特色鲜明、较有市场的报纸。

1999年，也是在历经向三届党组不停地申请之后，国际台终于做起了国际电视新闻业务，并有了传输系统，当年就发展了各地电视台用户100多家。

2000年，国际台的网站经过不断完善、升级之后，被中央确定为全国五大重点网站之一。

至此，国际台已初步完成了由单一的音频广播的传统媒体向集音频广播、视频广播、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于一身的复合型传媒的转变。这是国家支持、同道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

加之1997年国际台新的业务楼投入使用，43种语言广播的节目制作与播出完成了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革命性转变。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国际台的整体实力、水平、影响乃至队伍的精神风貌都进入了一个规模性提升和良性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2000年7月，在国际台供职37年的我已超过60岁，离开了领导岗位，转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工作；而在翌年迎来了自己60岁生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却正年轻。就如同北京广播学院在迎来50岁生日时正步入自己的花样年华一样。

转眼从广院毕业已41年。41年来，每逢人们问起我何校毕业，我总要替母校谦虚一番：“小学校——广播学院”，但我心底却以母校为荣，特别是以母校近20年的迅猛发展为喜。回望过去，如果说我的人生之路尚属坚实，这不仅得益于在母校受到的教育与熏陶，而且也是我对母校的唯一回报。

本文系作者2004年7月20日为北京广播学院建院5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载《盛开的桃李——学子风采》（吕学武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一书。

尴尬与欣喜

一个电台其实也如一个家庭，时时会为境况、人气、事业和前景所惑。特别是在当今充满变革与沉浮的时代，是在熬炼中奋起，还是在困顿中衰萎，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选择。

如今说起“中央三台”，很多人知道是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人中大多只知BBC、美国之音，却不知我国也有一座像它们一样专门对外国人广播的电台。以至在“文革”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有人竟因收听国际台的英语广播而被认为在收听“敌台”，遭到告发，只好求助国际台为其正名。因为告发者不仅听不懂英语，并且认定：中国的电台不可能“讲洋话”、“放洋屁”。

与1994年新入台的大学生在一起

中国的广播事业过去沿用前苏联的做法，其对内广播叫“全苏中央广播电台”，我们的对内广播亦冠以“中央”二字，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对外广播以首都的名字命名，叫“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的对外广播也就长期使用“北京电台”的呼号。殊不知人们更熟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而较少了解“北京电台”，于是邮件、来客常常被误投或误送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78年更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初期，记者出去自报家门，称自己是“国际台”的记者，又有人问道：国际台？是联合国的电台吗？如此等等，往往令国际台的同志哭笑不得。

社会对国际台及其工作的不了解，已经使工作人员不胜苦恼；更令人苦恼的是领导机关也大致如此，一些大的宣传任务下来，国际台常常在“另册”，被排在视野之外。“我要去报道”却常常都得不到支持。1985年国庆35周年阅兵和群众游行，国际台好不容易争取到直播的机会，但当一位相当级别的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检查准备工作看到国际台的直播间时竟问道：国际台——是哪个台？

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从广义的“知己”上讲，如果一个单位的工作、一项事业长期地不被社会及领导部门了解与支持，其“士”之忠勇、奋勉则难矣！

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开的改革开放既给国际台提供了机遇，但也提出了挑战。挑战之一是，随着开放搞活，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价值实现。而与此同时，一方面人们的收入在拉开，一方面人才流动也开了政策之门，于是国内工作风光、收入优厚的新闻单位、在华外企甚至外国对以外语干部为主体的国际台的队伍形成了很大冲击。以至20世纪80、90年代一批批干部因为工作和待遇的困扰离台而去。在这期间，每年流失的人数几乎相当于同年吸纳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其中去香港的就有十几个语种的干部，几乎可以开办另一个国际台了。当时我开玩笑说，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同样都是“守门者”，只不过他是要防止门外的人涌进去，我则是防止门内的人跑出去。我从1985年担任副台长、1993年担任台长以来，每念及此，总有一种特别的尴尬与悲酸在心头。

人为事业之本。留不住人才，何来事业？但怎样才能留住人才？

大幅度提高收入当然是一块磁石，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广播电台都是为国家做形象宣传、政治宣传的，不可能有什么广告等额外收入。如果按照职称拿工资，国际台的工资水平在中央三台中即便不是最高的，起码也不是最低的。但现在人们收入的差别不在工资本身，而是在工资之外的隐形部分。这样一来国际台就没有竞争力了。

其实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追求主要在两块：一是物质，二是事业。坦率地讲，当年许多人离台而去，并不都是因为钱，有的是因为感到事业难成其就，才能难以施展。比如当年借到中央电视台做英语播音的蔚华，荧屏露面几个月就成了名人。美国邀她做访问学者、法国也邀请她去参加埃菲尔铁塔建塔100周年纪念活动。但在国际台工作，赞扬甚至批评都在国外，国内则少为人知。因此，难有成就感。而一个人如果物质价值难以实现，事业追求也难以如愿，另做他谋也就不足为怪了。

既然国际台不能一时间大幅度改善职工的物质待遇，不断拓展事业，用事业凝聚队伍，以业留人、以业养人也就成了必由之路。更何况这首先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事业的需要。

国际台是我国专门对外国人及海外华人、华侨广播的国家电台。不仅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外语（共38种），而且大都是定时定向的短波广播。不仅国内难以听到，即便听到了也不见得能听懂。因此，国内对国际台也就缺乏了解。但国际台的根又在国内，显然，不了解就谈不上理解、谈不上重视、谈不上支持。因而，国际台要发展，首先必须解决自身在国内的生态环境问题。

改善生态环境一方面靠“叫”，靠舆论。所以1994—1996年我连续邀请首都新闻界同行们来台召开联谊座谈会，介绍国际台的作用、影响与困难，以求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从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华英才杂志、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不时会刊发有关国际台的消息和报道，如外国听众来信年度增长情况，有关外国听众对中国某件大事的反映、外国听众参加国际台组织的某项知识竞赛的情况、国际台某项业务开拓以及国际台的整体发展与影响等等。在对外广播事业开办逢五、逢十纪念日时，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有关的专题电视片和晚会。借助兄弟媒体的日常报道，国际台开始为人们所了解。

但是光靠“叫”当然不成，如果不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叫”就没有“资本”。换句话说，“叫”如果是向社会提供资讯，那么无“资”也就谈不上“讯”。资讯有多种多样，而最有价值的资讯莫过于与国际台直接相关的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与讲话。

1986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和平年”。鉴于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由原来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调整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我国的外交政策也调整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了配合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年”活动，配合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了树立我国新的国际形象，当时我提议搞两项活动，一是在外国听众中举办一次题为“我与和平”的征文，二是约请国务院总理就“国际和平年”对全世界发表一次对外广播讲话。两项活动都非常成功，比如关于《我与和平》征文比赛，先后从6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到论文、散文、诗歌、绘画等应征作品6000余件。对此，《人民日报》拿出多半个版面做了详尽报道。国务院总理对国际台发表的关于“国际和平年”的讲话通讯社及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则做了全文刊播。

有了这次国家领导人发表专题对外广播讲话的成功尝试，我又提出，如果国家主席每年新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外国听众和海外华人、华侨做新年广播讲话，第一，这是外国首脑和国家电台的一种惯例；第二，国家主席借此对过去一年做一回顾，对新的一年做出展望，可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第三，国家主席在新年之际对外国普通听众送去问候与祝愿，可以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领导人的开放与人文形象。有关部门批准了国际台的建议与报告，于是从1991年起，三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每年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对外广播讲话（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中央三台的新年讲话）就成了国际台每年跨年度广播中最具光彩和权威性的一个终篇和开篇。由于通讯社、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也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予以刊播，外国通讯社、报纸也给予关注和评述，国际台的地位、作用、影响和名声自然也就随之得到了提升和传播。

但是，领导人不可能通过国际台天天讲话，更重要的是要开辟一些常设的手段和窗口，能够天天同受众直接交流。

国际台1980年开辟了驻外记者事业，主要是为中央三台提供国际新闻。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受众对国际报道的重视与欢迎，各新闻单位感到大家只靠一家通讯社供稿的局面到了必须突破的时候了。1987年夏，上海《解放日报》首先找到我，要求使用国际台驻外记者的稿子，我当然乐观其成。经过台班子研究并请示马庆雄副部长，双方从第二天就开始了供稿用稿合作。没想到“一花引得百花开”，国际台电头的消息一见《解放日报》，全国各地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纷纷找上门来要求供稿，仅在上海，继《解放日报》之后，《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电台、东方电台、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这七家上海主要新闻单位都开始使用了国际台的稿子。短短两年时间，用稿单位就扩展到全国100多家。国际台的国际报道大面积、持续不断地走上全国各地的传媒，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扩展、丰富了中国新闻界国际报道的信息源，改变了多年来千报一源、一貌的局面；第二，它推动了新闻体制和国际报道的改革与竞争；第三，国际台源源不断的消息和报道成为一种最有力的资讯广告，不仅报告了国际台的存在，而且见证了它的作用与价值。以至于有的驻外记者回国入关时，边检人员看到护照上记者的名字，兴奋地叫道：“你就是×××！我经常听（看）你的报道！”这自然也使驻外记者和全台同志有了成就感和价值感。为了发挥国际台在国际报道上的优势，从1998年起，国际台又联手《人民日报》每年年底进行年度十大国际新闻评选。这一活动已连续进行了十年，成了《人民日报》及国际台年终国际报道的一个重头戏。

国际台本是专门对境外的外国人和华人、华侨广播的。但是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北京及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留学、访问或旅游。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懂汉语，也认不得方块字。于是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开办以在华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媒体，报纸方面，英文《中国日报》诞生了。广播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于1984年1月首先开办了以在京外国人为对象的英语广播。到1996年9月增加到英、法、日、德、西班牙语5种语言，播音时间达到每天18　5小时。1999年3月，又开办了第二套对内广播。至此，英语使用单一频率，另一频率则为英、法、日、德、俄、西、阿（拉伯）、朝鲜和广州话9种语言的多语种台。每套从早6：00到24：00，每天各播出18小时。

这两套节目不仅成为在华外国人的一个信息窗口，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外语工作者、学习者、爱好者，特别是外贸、外企人员和大专院校的学生。不仅一些节目如英语广播的“欢乐调频”，西班牙语广播的“拉丁风情”、日语广播的“音乐网站”成了热门节目，这些节目的主持人王璐、李铮、王丹丹等也成了听众倾慕的明星。英语、日语等广播举行听众见面会，除了外国人，中国听众一次可到四五百人甚至上千人。当王璐去合肥参加听众见面会时，居然有听众带着鲜花去车站接送。在安徽大学礼堂举行的听众见面会竟有外籍教师、大学生近2000人到场。在日语广播的一次听众见面会上，当听说王丹丹即将离开“音乐网站”去东京做记者时，有的听众当场哭了起来。就这样，国际台的两套对内广播也成了国内各界认识、认可国际台价值的一个窗口。

令人高兴的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也是对内英语广播的固定听众。1998年6月岚清同志到广电总局视察时，一口气向我讲出了六七位英语播音员的名字和他们主持的栏目，很让我惊喜。后来他还专门询问为什么最近听不到两个播音员的声音了，我马上报告：一个去了党校学习，一个则去了华盛顿做记者。1998年7月30日岚清同志到国际台视察，在座谈会上，岚清同志一开头就说：“今天到国际台来，我既不是常委，也不是副总理，而是你们的听众。你们不要担心每天坐在播音室里播音，四壁空空的，会不会有人听。听众多得很，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他在“欢乐调频”节目播音室里看到由听众照片组成的“欢乐家庭”照片墙时，马上表示：我也要加入这个“大家庭”。不久，他果真让秘书寄来一张早晨一边步行锻炼一边收听国际台英语广播的照片来。

岚清同志当时是国务院主管文化、新闻事业的副总理，由于他对国际台的了解，对加强对外宣传重要性、迫切性和特殊性的了解，所以岚清同志对国际台事业建设、节目落地、队伍建设和队伍稳定给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他身体力行，在那次视察结束前走进播音间，用英语、俄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接着提出，国际台是专门对外国人广播的，现在很多领导干部都懂外语，采访时应动员他们直接讲外语，这不仅免得翻译的麻烦，也可以树立新的中国干部队伍形象。当我说不少干部不愿意讲外语时，岚清同志立即表示：我来做动员。当年12月31日，岚清同志委托秘书廖晓淇同志给我来电话，一方面转达岚清同志对全台同志的新年问候，同时告诉我马上传一个部级干部名单过来，说岚清同志已经委托办公室一个个给他们打了电话，告之国际台用外语采访不得拒绝。中央领导同志对对外广播事业从宏观到微观的这种关心与支持成了鼓舞全台同志热爱事业、开拓事业的巨大动力。

由于领导同志的支持，全台同志的努力和事业的不断开拓，到90年代，国际台开展工作比原来容易得多了。包括一些大的宣传任务，已经不是“我要做”而是“要你做”，不是“我要直播”而是写进文件你必须直播了。

用发展事业凝聚队伍，还必须不断地把事业做大做强。

国际台原来做对外广播基本上是单打独斗。各地方台想加强外宣，但苦于缺少渠道；国际台要加大对各地的外宣，人力财力也有困难。于是我提出，广播电视要并重，内宣外宣要并举，应建立以国际为龙头、以地方台为依托的广播大外宣。当时的广电部及国务院新闻办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1994年底召开了首届全国广播外宣协作会。孙家正部长、刘习良、同向荣二位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源潮，以及国新办、广电部的老领导朱穆之、马庆雄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日播节目《中国之窗》，由31个省市台分日轮流供稿。翌年5月，这一节目正式推出，至此，广播大外宣的格局基本形成。

国际台原来只做对外广播，是个单结构媒体。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与媒体竞争的需要，国际台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开拓其他事业，朝着建设复合型传媒的目标发展。

1985年在崔玉陵同志任台长时，首先创办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又创办了《世界信息报》（2001年更名为《世界新闻报》）。至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了自己的印刷媒体。

互联网是一种新型媒体，1997年国际台随着迁入新楼，立即建立了国际互联网站。开始只有中文网站，经过两年的拓展，到1999年，已有中、英、法、德、日、西（班牙）、葡（萄牙）、俄、朝9种文字、10种声音（汉语包括普通话和广州话）上网，当年国际台网站被确定为国家五大重点网站之一。

广播与电视是同源同种的媒体，由于国际台有38种外语干部、30个驻外记者站，做电视国际新闻报道有一定优势。经过十多年的不断争取，1999年4月，国际台在田聪明局长和吉炳轩副局长等总局领导支持下，紧急启动视频业务。到10月份，国际台电视中心每天已能制作4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与报道，并且正式上星外传，供全国100多家电视台使用。

至此，国际台已由传统的单一音频广播传媒开始步入集音频广播、视频广播、网络广播和印刷传媒于一身的复合型传媒的新时期。

事业的发展，为国际台的职工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一个个新天地。当年我曾对参加入台学习班的新大学生讲过这样的话：“你们可能担心在国际台会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则担心用武之时你非英雄。”现在很多年轻人体会到了国际台同样是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体味到了在国际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做一个“英雄”的风光。今日人心思干的国际台和十几、二十几年前人心思走的国际台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年轻的企业家、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陈学荣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凡成事，皆源于势，而势缘于人。”国际台的发展当然首先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大环境，但也仰赖国际台内部的小气候。“事”、“势”与“人”这三者之间相托、相生的关系与理念，其实也是我和全台同志在当年的摸爬滚打和历练中得出的另一体悟。所以我在国际台2000年工作会议——也是我最后一次主持这类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下面的治台三理念：政治立台、发展立命、以人为本。

如今，主持国际台工作的王庚年同志提出要构建和完善现代国际广播体系。实现由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由单一媒体向综合媒体转变、由对外广播向国际传播转变；坚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和人类胸怀；实行“开放办台、改革立台、创新强台、人才兴台”的办台理念，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迸发了新的活力、朝气、锐气与势头。彰显了中国对外广播事业新的、更加美好的前景。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把终身都献给中国对外广播事业的老广播都倍感欣喜的。

本文系作者应《中国广播》之约，为该刊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我的亲历》撰写的回忆录。载《中国广播》2009年第1期。

你以为你是谁——后记

进入2009年，国内外新闻报道的一个共同焦点是“金融危机”。在相关报道中常见的一个词语是“抄底”。借用这个词，我也想在2009年做一次“抄底”，确切地说是“清仓”。即把2007年至今在中广协会、一些专业委员会及一些电台、电视台各类研讨会上的“被发言”文稿集中起来，再凑个集子。

我1963年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2000年退出领导岗位。做对外广播计37年。2001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60周年之际，台里拟出版一套纪念丛书，并要我把在台工作期间的一些文章、讲话出个集子，作为丛书中的一册，于是有了《往事如金》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由当年的广电部部长、时任文化部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同志题写书名，由原广电部副部长、时任广电总局副局长刘习良同志作序。

37年对外广播的经历与实践，在有关新闻传播业务上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理念性、经验性财富。比如你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国际意识和历史眼光，必须兼顾国内与国际两种语境、历史与现实两种背景，而不能偏居一隅，自说自话，只顾其一，不计其他，比如说你必须有科学的思维和理性的心态，从而形成得体的语态和恰当的表达，而不能情绪化、偏激化；比如说你必须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讲究新闻报道的及时、透明、全面、客观；比如说你必须了解并尊重你的受众，从而选择（而非回避）他们关注的话题，并且使用他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等等。否则，对外传播就是做无效功，甚至是反效功。而这些意识和理念其实同样适用于对内传播，因此它们也就成了我在中广协会初期工作中的“基本金”。

2000年8月，我转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工作。8年多来，我在这个岗位上迎来了新的挑战，但也找到了新的乐趣。这要感谢协会及一些专业委员会、省市协会及一些电台、电视台同仁们的抬爱，邀我在他们举办的各类专题研讨会上做发言。从而不仅推着我开始了一次领域更广的学习与思考之旅，而且经历了一段新的心灵历练。

中广协会有近40个专业委员会，还有中央三台、各地广电局30多个单位会员。每年都有不少各类业务研讨会，其中一些也邀我参加。“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无为，故未败”。不停地登堂讲课，且今天讲这，明天讲那，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绝非好事。因为“表面看是你在说话，实际上是话在说你”。由于你的知识有限，如果到处现“形”，到处发“声”，恐怕就离“败”露、“败”阵不远了。因此，我非常推崇那句话：“沉默是金”。但如果你应邀与会，就“沉默”不得。既然自己都不愿听套话、废话，自然就不能以套话、废话示人。更何况协会是社团而非行政部门，而且即便在行政部门，你耍官腔、讲套话也不受欢迎。所以推掉一些会议或约稿，绝不是拿糖、摆架子，而是囊中羞涩，无话可说；即便是应承了的，首先也是大家的真诚与尊重打动了我，实在是碍于情面，觉得推之不恭。

一个人最难了解自己的是自己，但最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所以我还在国际台做台领导时，就经常在心底自我警省：“你以为你是谁？”因为组织和同事们把你推举到什么岗位，提升到什么级别，固然有能力性因素，但不可否认亦有机遇性因素。作为个人，要多想想后者，少自负于前者，切忌自我放大、自我膨胀，以免虚浮之下，贻笑于人。转到中广协会工作之后，因为接触的面更广了、人更多了，犹如猛间被扔到大草原的苍穹之下，那种因为以“有限”面对“无限”所产生的惶恐感、敬畏感变得更为强烈。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但要把别人的托付当回事儿。但正是这种想法往往又把自己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广电界藏龙卧虎，能人辈出，加之广电业从经营管理、技术建设到节目建设、队伍建设战线又长、挑战又多、学问又深、发展又快，所以一方面感到心余力绌，另一方面又觉得大家放下手头工作，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拿出一段时间听你发言，如果敷衍了事，首先自己就有一种负疚感，并想到鲁迅先生那句话：“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集第78页）每念及此，便总想使自己的发言尽可能地多些创见，少些汤水，提高其“有用性”。但终因积累少、视野窄，缺乏新思维，有时又时间太紧，来不及磨枪，因此往往总是勉强交卷。虽尽了力，但事后想来仍觉浅。就像爬山，一次次换点起动，虽未停息，却一直在半山腰打转，终不得高。这种苦恼始终不能因同仁们的几句称道而自解。有人说你是“谦虚”，但只有我知道其实是“心虚”。就这样，不停地被鞭子赶着，连滚带爬，到2006年底，各类命题作文也有了六七十篇之多。为“立此存照”，于是选了42篇以《求是与求不》为名集纳出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3月）。由于散乱和肤浅，所以拟了个副题：《广播电视散论》。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同志及中央电视台原副总编辑赵立凡同志分别作序和题写书名。

刘习良同志在为《往事如金》一书所写的序言里原本有这样一句话：“期待振华同志的第二本文集尽快面世”，因为心想在国际台做台领导期间，各类讲话是责职，属不得不讲；但到学会便没了这种刚性要求，因此“不会再有第二本了”，于是未经与习良同志商量便删去了。没想到鬼使神差，现在居然要出第三本文集，在多少有些自讽意味的同时，多少也有些自慰。因为到中广协会工作近十年来，毕竟没有闲散，几乎每天都在为应对各类研讨会或刊物约稿恶补着、思想着。有朋友提醒说，这么个活法太累，休息吧！这完全是好意。但在我看来，如同旅游、画画、打牌一样，思想也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正如王蒙先生所说：“思想可以成为一种精神的享受，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愉悦和充实。”（《思想的享受》，《光明日报》2009年7月23日）他还列举梁启超先生的一篇文章《最苦与最乐》，梁先生说，什么事情最苦？有一件事没有做完就是最苦；什么叫最乐呢？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完了是最乐。我也有同感，每当接到一个会议通知或约稿函，在心里没谱，不知讲什么、怎么讲时最苦，一旦完稿，把你思想的成果——哪怕其中只有火柴头大小的亮光——倾诉给大家时是一种快乐。同样，把各类发言集纳成“散论”，同朋友进行一次集中的“笔谈”，也是一种快乐。总之，苦苦乐乐，乐乐苦苦，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这就是生活的一本经，生活的一部辩证法。在协会工作的这些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本书收集的主要是2007—2009年间在协会各类研讨会上的发言，因与《求是与求不》一样，都属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碎片化之作，故副题为《广播电视散论（二）》。

既然是“抄底”、“清仓”，也就有拿起扫把、簸箕，芝麻、谷子一起撮之意。甚至在不同文章里自我重复、自我抄袭的也不止一处。好在文集是作留与自己及赠与同事、好友以志纪念之用，因此，相信拿到此书的诸君对文章的杂芜、粗陋和絮叨也许就不会多作理论了。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胡智锋教授是我推崇的青年才俊，承蒙他为本书作序，荣幸之至。其中过誉之处深感汗颜。特别要感谢高杨同志，我的三部书稿都是由他打印整理的。此外张京、李沐、孙豫三位小朋友也为打印和整理文稿付出了心血。同时，还要感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马连弟社长、李晓琤总编、祝晔主任及责编杨惠中等同志对本书的关切与付出的辛劳。

2009年10月8日

又及：由于书稿边理边放，以致前后拖了一年。这又使我有机会把2009年底至2010年10月前的几篇东西塞了进来，以充其数。

作者　　　

2010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