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的尴尬与欣喜：国际台成功举办《我与和平》征文比赛

尴尬与欣喜

一个电台其实也如一个家庭，时时会为境况、人气、事业和前景所惑。特别是在当今充满变革与沉浮的时代，是在熬炼中奋起，还是在困顿中衰萎，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选择。

如今说起“中央三台”，很多人知道是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人中大多只知BBC、美国之音，却不知我国也有一座像它们一样专门对外国人广播的电台。以至在“文革”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有人竟因收听国际台的英语广播而被认为在收听“敌台”，遭到告发，只好求助国际台为其正名。因为告发者不仅听不懂英语，并且认定：中国的电台不可能“讲洋话”、“放洋屁”。

与1994年新入台的大学生在一起

中国的广播事业过去沿用前苏联的做法，其对内广播叫“全苏中央广播电台”，我们的对内广播亦冠以“中央”二字，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对外广播以首都的名字命名，叫“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的对外广播也就长期使用“北京电台”的呼号。殊不知人们更熟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而较少了解“北京电台”，于是邮件、来客常常被误投或误送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78年更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初期，记者出去自报家门，称自己是“国际台”的记者，又有人问道：国际台？是联合国的电台吗？如此等等，往往令国际台的同志哭笑不得。

社会对国际台及其工作的不了解，已经使工作人员不胜苦恼；更令人苦恼的是领导机关也大致如此，一些大的宣传任务下来，国际台常常在“另册”，被排在视野之外。“我要去报道”却常常都得不到支持。1985年国庆35周年阅兵和群众游行，国际台好不容易争取到直播的机会，但当一位相当级别的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检查准备工作看到国际台的直播间时竟问道：国际台——是哪个台？

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从广义的“知己”上讲，如果一个单位的工作、一项事业长期地不被社会及领导部门了解与支持，其“士”之忠勇、奋勉则难矣！

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开的改革开放既给国际台提供了机遇，但也提出了挑战。挑战之一是，随着开放搞活，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价值实现。而与此同时，一方面人们的收入在拉开，一方面人才流动也开了政策之门，于是国内工作风光、收入优厚的新闻单位、在华外企甚至外国对以外语干部为主体的国际台的队伍形成了很大冲击。以至20世纪80、90年代一批批干部因为工作和待遇的困扰离台而去。在这期间，每年流失的人数几乎相当于同年吸纳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其中去香港的就有十几个语种的干部，几乎可以开办另一个国际台了。当时我开玩笑说，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同样都是“守门者”，只不过他是要防止门外的人涌进去，我则是防止门内的人跑出去。我从1985年担任副台长、1993年担任台长以来，每念及此，总有一种特别的尴尬与悲酸在心头。

人为事业之本。留不住人才，何来事业？但怎样才能留住人才？

大幅度提高收入当然是一块磁石，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广播电台都是为国家做形象宣传、政治宣传的，不可能有什么广告等额外收入。如果按照职称拿工资，国际台的工资水平在中央三台中即便不是最高的，起码也不是最低的。但现在人们收入的差别不在工资本身，而是在工资之外的隐形部分。这样一来国际台就没有竞争力了。

其实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追求主要在两块：一是物质，二是事业。坦率地讲，当年许多人离台而去，并不都是因为钱，有的是因为感到事业难成其就，才能难以施展。比如当年借到中央电视台做英语播音的蔚华，荧屏露面几个月就成了名人。美国邀她做访问学者、法国也邀请她去参加埃菲尔铁塔建塔100周年纪念活动。但在国际台工作，赞扬甚至批评都在国外，国内则少为人知。因此，难有成就感。而一个人如果物质价值难以实现，事业追求也难以如愿，另做他谋也就不足为怪了。

既然国际台不能一时间大幅度改善职工的物质待遇，不断拓展事业，用事业凝聚队伍，以业留人、以业养人也就成了必由之路。更何况这首先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事业的需要。

国际台是我国专门对外国人及海外华人、华侨广播的国家电台。不仅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外语（共38种），而且大都是定时定向的短波广播。不仅国内难以听到，即便听到了也不见得能听懂。因此，国内对国际台也就缺乏了解。但国际台的根又在国内，显然，不了解就谈不上理解、谈不上重视、谈不上支持。因而，国际台要发展，首先必须解决自身在国内的生态环境问题。

改善生态环境一方面靠“叫”，靠舆论。所以1994—1996年我连续邀请首都新闻界同行们来台召开联谊座谈会，介绍国际台的作用、影响与困难，以求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从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华英才杂志、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不时会刊发有关国际台的消息和报道，如外国听众来信年度增长情况，有关外国听众对中国某件大事的反映、外国听众参加国际台组织的某项知识竞赛的情况、国际台某项业务开拓以及国际台的整体发展与影响等等。在对外广播事业开办逢五、逢十纪念日时，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有关的专题电视片和晚会。借助兄弟媒体的日常报道，国际台开始为人们所了解。

但是光靠“叫”当然不成，如果不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叫”就没有“资本”。换句话说，“叫”如果是向社会提供资讯，那么无“资”也就谈不上“讯”。资讯有多种多样，而最有价值的资讯莫过于与国际台直接相关的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与讲话。

1986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和平年”。鉴于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由原来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调整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我国的外交政策也调整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了配合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年”活动，配合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了树立我国新的国际形象，当时我提议搞两项活动，一是在外国听众中举办一次题为“我与和平”的征文，二是约请国务院总理就“国际和平年”对全世界发表一次对外广播讲话。两项活动都非常成功，比如关于《我与和平》征文比赛，先后从6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到论文、散文、诗歌、绘画等应征作品6000余件。对此，《人民日报》拿出多半个版面做了详尽报道。国务院总理对国际台发表的关于“国际和平年”的讲话通讯社及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则做了全文刊播。

有了这次国家领导人发表专题对外广播讲话的成功尝试，我又提出，如果国家主席每年新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外国听众和海外华人、华侨做新年广播讲话，第一，这是外国首脑和国家电台的一种惯例；第二，国家主席借此对过去一年做一回顾，对新的一年做出展望，可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第三，国家主席在新年之际对外国普通听众送去问候与祝愿，可以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领导人的开放与人文形象。有关部门批准了国际台的建议与报告，于是从1991年起，三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每年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对外广播讲话（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中央三台的新年讲话）就成了国际台每年跨年度广播中最具光彩和权威性的一个终篇和开篇。由于通讯社、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也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予以刊播，外国通讯社、报纸也给予关注和评述，国际台的地位、作用、影响和名声自然也就随之得到了提升和传播。

但是，领导人不可能通过国际台天天讲话，更重要的是要开辟一些常设的手段和窗口，能够天天同受众直接交流。

国际台1980年开辟了驻外记者事业，主要是为中央三台提供国际新闻。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受众对国际报道的重视与欢迎，各新闻单位感到大家只靠一家通讯社供稿的局面到了必须突破的时候了。1987年夏，上海《解放日报》首先找到我，要求使用国际台驻外记者的稿子，我当然乐观其成。经过台班子研究并请示马庆雄副部长，双方从第二天就开始了供稿用稿合作。没想到“一花引得百花开”，国际台电头的消息一见《解放日报》，全国各地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纷纷找上门来要求供稿，仅在上海，继《解放日报》之后，《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电台、东方电台、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这七家上海主要新闻单位都开始使用了国际台的稿子。短短两年时间，用稿单位就扩展到全国100多家。国际台的国际报道大面积、持续不断地走上全国各地的传媒，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扩展、丰富了中国新闻界国际报道的信息源，改变了多年来千报一源、一貌的局面；第二，它推动了新闻体制和国际报道的改革与竞争；第三，国际台源源不断的消息和报道成为一种最有力的资讯广告，不仅报告了国际台的存在，而且见证了它的作用与价值。以至于有的驻外记者回国入关时，边检人员看到护照上记者的名字，兴奋地叫道：“你就是×××！我经常听（看）你的报道！”这自然也使驻外记者和全台同志有了成就感和价值感。为了发挥国际台在国际报道上的优势，从1998年起，国际台又联手《人民日报》每年年底进行年度十大国际新闻评选。这一活动已连续进行了十年，成了《人民日报》及国际台年终国际报道的一个重头戏。(www.xing528.com)

国际台本是专门对境外的外国人和华人、华侨广播的。但是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北京及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留学、访问或旅游。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懂汉语，也认不得方块字。于是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开办以在华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媒体，报纸方面，英文《中国日报》诞生了。广播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于1984年1月首先开办了以在京外国人为对象的英语广播。到1996年9月增加到英、法、日、德、西班牙语5种语言，播音时间达到每天18　5小时。1999年3月，又开办了第二套对内广播。至此，英语使用单一频率，另一频率则为英、法、日、德、俄、西、阿（拉伯）、朝鲜和广州话9种语言的多语种台。每套从早6：00到24：00，每天各播出18小时。

这两套节目不仅成为在华外国人的一个信息窗口，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外语工作者、学习者、爱好者，特别是外贸、外企人员和大专院校的学生。不仅一些节目如英语广播的“欢乐调频”，西班牙语广播的“拉丁风情”、日语广播的“音乐网站”成了热门节目，这些节目的主持人王璐、李铮、王丹丹等也成了听众倾慕的明星。英语、日语等广播举行听众见面会，除了外国人，中国听众一次可到四五百人甚至上千人。当王璐去合肥参加听众见面会时，居然有听众带着鲜花去车站接送。在安徽大学礼堂举行的听众见面会竟有外籍教师、大学生近2000人到场。在日语广播的一次听众见面会上，当听说王丹丹即将离开“音乐网站”去东京做记者时，有的听众当场哭了起来。就这样，国际台的两套对内广播也成了国内各界认识、认可国际台价值的一个窗口。

令人高兴的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也是对内英语广播的固定听众。1998年6月岚清同志到广电总局视察时，一口气向我讲出了六七位英语播音员的名字和他们主持的栏目，很让我惊喜。后来他还专门询问为什么最近听不到两个播音员的声音了，我马上报告：一个去了党校学习，一个则去了华盛顿做记者。1998年7月30日岚清同志到国际台视察，在座谈会上，岚清同志一开头就说：“今天到国际台来，我既不是常委，也不是副总理，而是你们的听众。你们不要担心每天坐在播音室里播音，四壁空空的，会不会有人听。听众多得很，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他在“欢乐调频”节目播音室里看到由听众照片组成的“欢乐家庭”照片墙时，马上表示：我也要加入这个“大家庭”。不久，他果真让秘书寄来一张早晨一边步行锻炼一边收听国际台英语广播的照片来。

岚清同志当时是国务院主管文化、新闻事业的副总理，由于他对国际台的了解，对加强对外宣传重要性、迫切性和特殊性的了解，所以岚清同志对国际台事业建设、节目落地、队伍建设和队伍稳定给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他身体力行，在那次视察结束前走进播音间，用英语、俄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接着提出，国际台是专门对外国人广播的，现在很多领导干部都懂外语，采访时应动员他们直接讲外语，这不仅免得翻译的麻烦，也可以树立新的中国干部队伍形象。当我说不少干部不愿意讲外语时，岚清同志立即表示：我来做动员。当年12月31日，岚清同志委托秘书廖晓淇同志给我来电话，一方面转达岚清同志对全台同志的新年问候，同时告诉我马上传一个部级干部名单过来，说岚清同志已经委托办公室一个个给他们打了电话，告之国际台用外语采访不得拒绝。中央领导同志对对外广播事业从宏观到微观的这种关心与支持成了鼓舞全台同志热爱事业、开拓事业的巨大动力。

由于领导同志的支持，全台同志的努力和事业的不断开拓，到90年代，国际台开展工作比原来容易得多了。包括一些大的宣传任务，已经不是“我要做”而是“要你做”，不是“我要直播”而是写进文件你必须直播了。

用发展事业凝聚队伍，还必须不断地把事业做大做强。

国际台原来做对外广播基本上是单打独斗。各地方台想加强外宣，但苦于缺少渠道；国际台要加大对各地的外宣，人力财力也有困难。于是我提出，广播电视要并重，内宣外宣要并举，应建立以国际为龙头、以地方台为依托的广播大外宣。当时的广电部及国务院新闻办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1994年底召开了首届全国广播外宣协作会。孙家正部长、刘习良、同向荣二位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李源潮，以及国新办、广电部的老领导朱穆之、马庆雄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日播节目《中国之窗》，由31个省市台分日轮流供稿。翌年5月，这一节目正式推出，至此，广播大外宣的格局基本形成。

国际台原来只做对外广播，是个单结构媒体。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与媒体竞争的需要，国际台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开拓其他事业，朝着建设复合型传媒的目标发展。

1985年在崔玉陵同志任台长时，首先创办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又创办了《世界信息报》（2001年更名为《世界新闻报》）。至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了自己的印刷媒体。

互联网是一种新型媒体，1997年国际台随着迁入新楼，立即建立了国际互联网站。开始只有中文网站，经过两年的拓展，到1999年，已有中、英、法、德、日、西（班牙）、葡（萄牙）、俄、朝9种文字、10种声音（汉语包括普通话和广州话）上网，当年国际台网站被确定为国家五大重点网站之一。

广播与电视是同源同种的媒体，由于国际台有38种外语干部、30个驻外记者站，做电视国际新闻报道有一定优势。经过十多年的不断争取，1999年4月，国际台在田聪明局长和吉炳轩副局长等总局领导支持下，紧急启动视频业务。到10月份，国际台电视中心每天已能制作4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与报道，并且正式上星外传，供全国100多家电视台使用。

至此，国际台已由传统的单一音频广播传媒开始步入集音频广播、视频广播、网络广播和印刷传媒于一身的复合型传媒的新时期。

事业的发展，为国际台的职工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一个个新天地。当年我曾对参加入台学习班的新大学生讲过这样的话：“你们可能担心在国际台会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则担心用武之时你非英雄。”现在很多年轻人体会到了国际台同样是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体味到了在国际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做一个“英雄”的风光。今日人心思干的国际台和十几、二十几年前人心思走的国际台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年轻的企业家、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陈学荣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凡成事，皆源于势，而势缘于人。”国际台的发展当然首先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大环境，但也仰赖国际台内部的小气候。“事”、“势”与“人”这三者之间相托、相生的关系与理念，其实也是我和全台同志在当年的摸爬滚打和历练中得出的另一体悟。所以我在国际台2000年工作会议——也是我最后一次主持这类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下面的治台三理念：政治立台、发展立命、以人为本。

如今，主持国际台工作的王庚年同志提出要构建和完善现代国际广播体系。实现由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由单一媒体向综合媒体转变、由对外广播向国际传播转变；坚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和人类胸怀；实行“开放办台、改革立台、创新强台、人才兴台”的办台理念，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迸发了新的活力、朝气、锐气与势头。彰显了中国对外广播事业新的、更加美好的前景。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把终身都献给中国对外广播事业的老广播都倍感欣喜的。

本文系作者应《中国广播》之约，为该刊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我的亲历》撰写的回忆录。载《中国广播》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