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创刊十周年，祝贺与期待

祝贺与期待
——祝《中国广播》创刊十周年

《中国广播》创刊十周年，作为业内同道，我谨代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编辑部表示祝贺。

十年前，正当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深入改革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其内部业务刊物《广播业务》打造提升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我国唯一专门研究广播的理论刊物，定名《中国广播》。自此，《中国广播》不仅成为动员全国广播业同仁加强理论研究的一面旗帜、汇集全国广播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一块园地，而且为全国广播界提供了一个共享的理论平台。无疑，这对推动我国广播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年的足迹证明，《中国广播》没有辜负它的初衷及人们对它的期待。

创刊之初的《中国广播》，除保留了《专论》、《业务研究》等栏目外，又陆续开辟了《探讨与交流》、《本刊专访》及《台港澳广播》、《环球广播》等十几个新栏目，为读者了解全国和台港澳及世界各国广播的最新发展与动向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窗口。

1996年，《中国广播》本着立足广播、面向社会、拓宽领域、增加信息量和可读性的思路，对内容、版面和印刷进行了较大调整。在同年7月进行的问卷调查中，读者对《中国广播》的不断改进给予了肯定。

《中国广播》创刊十年来，以推动广播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为使命，倾注了不懈的努力。除了通常栏目，1998年，为贯彻十五大精神，推动广播的跨世纪发展，在全系统开展了首次《广播怎样进入新世纪》的征文活动，评出了《试论中国广播的文化战略定位》和《面对新世纪，广播人须有新观念》等12篇优秀作品；十六大之后，《中国广播》又开设了《与时俱进的中国广播》、《改革透视》、《热点聚焦》、《台长面对面》等新栏目，紧紧围绕改革与发展不断地扫描、集成、提供和推广新的经验、新的理念。(www.xing528.com)

《中国广播》十年来为维系广播系统的聚合力和提升广播人的士气也倾注了极大热忱。1997年，《中国广播》开辟专栏，先后介绍了广西、湖北、楚天、上海、上海东方、安徽、乌鲁木齐等13家电台的情况与经验，为广播同行呐喊助阵；此外，《中国广播》还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联手先后在绍兴、兰州举办了两次大型的广播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每次与会者都超过了30家电台、百余人。这种研讨活动不仅交流了情况与经验，开阔了视野与思路，而且凝聚了人气、鼓舞了士气。而在当前广播还面临诸多难题的情势下，这种“人气”和“士气”在某种意义上比经验还要宝贵。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新闻事业改革的深入，国内媒体与境外媒体之间、国内各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竞争愈来愈呈百舸争流、此进彼退、苦苦奋争的局面。广播也自然置身在这种近乎惨烈的竞争之中。这就要求它必须振奋精神、改革创新、励精图强、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魅力、创造新的生机与发展。这又为《中国广播》这样的理论刊物提出了挑战，提供了机遇。

实践证明，任何改革莫不以理论的准备、理论的发动和理论的先导为前提。如果说二十多年来广播的发展得益于观念的转变、理念的更新和理论的支撑，那么广播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尤其需要理论而且是创新理论的铺垫和指导。因为任何改革总是从浅层到深层、从初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对理论创新的要求势必越来越高。反过来，广播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又必然会活跃和推动理论的探索和理论的升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广播》不仅生逢其时，而且责任重大、天宽地阔。特别是十六大提出，要紧紧抓住今后二十年这个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要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这无疑对推动广播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的社会环境和理论环境。而今后的二十年不仅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办70周年、80周年，而且是《中国广播》的第二和第三个十年，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今后二十年将不仅是中国广播事业的又一重要发展时期，也将是广播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和以此为己任的《中国广播》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理论研究和理论刊物在事业中的取位无非是三种情况：站在前沿拉动实践、站在其中推动实践、站在其后咀嚼实践。尽管这三种取位都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但对改革而言，最为迫切、最为可贵的是前两种，特别是第一种取位。站在事业的前头牵引事业向前奔突，这既是理论研究工作的高境界、高价值所在，也是理论刊物的高境界、高价值所在。《中国广播》应当抢占和追求这样的位置、境界和作为，因为它是《中国广播》。有句名言说：“给我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现在广播急需这样的“支点”，广播理论研究和理论刊物应该把更多的理论精力、理论智慧和理论勇气用在发现、发育和扶植对广播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变革性、建设性和提升性的一个个“支点”上，《中国广播》尤当如此，因为它的名字叫“中国”。办理论刊物有诸多难、苦，要做到这一点无疑将更难、更苦，但乐、贡献与价值也恰恰就在这“难”、“苦”之中。唯此，才把这作为我们的期待与祝福送与《中国广播》。

本文系作者应《中国广播》编辑部之约，为该刊创刊十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载《中国广播》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