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之问：国际广播的远近传媒

国际广播
——远而又近的传媒

案头放着一本待印的书稿《国际广播通论》。作者分别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张悦之和在读硕士张超。将书稿寄付与我，是想要我为之写篇序言。

本人196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参加工作，到2000年离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领导岗位。在国际台做国际广播37年从一而终，对国际广播自然有很深的职业情愫。也许这正是作者要我作序的缘由，也是我不便推辞的所在。

国际广播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近而又远的媒体。说其“近”，是因为许多人都有过收听国际广播的经历；说其“远”，因为外国的国际广播电台，都远在他国，听众很难与其近距离接触。至于本国的国际广播，其声音、受众、影响则又均在国外。有的国家如美国，干脆规定其国际广播“美国之音”不能在国内落地；其他国家虽无此规定，但由于国际广播发射与覆盖的定向性，要么国内很难听到，要么听到了也可能听不懂，因为国际广播的大多数语种为非母语。因此，国际广播对许多人来说，总有某种神秘感。而这种神秘感或许也成为国际广播的魅力、吸引力的一部分。

从职业角度讲，凡办得成功的国际广播总能吸附众多的受众，为它的国家远播声名、树立形象、扩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广播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一环。

“精神的交战”、“争夺头脑的战斗”、“外交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取胜共产主义的非战争方式”、“无硝烟的战争”……这是冷战时期西方的政治家、媒体或国际广播掌门人有关他们的国际广播使命、作用的种种说法。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政治家认为它们的国际广播功不可没，起到了“不战而胜”的“破城锤”作用。以致“美国之音”咨询委员会主席谢里尔·泰勒直接站出来为“美国之音”评功：“从1989年秋季开始，东欧发生了种种惊人的变化，共产主义这个我们眼中的头号怪物在我们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之音’和它的同行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终于得到了报偿。”

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确成了推动国际广播的“激素”。如今，冷战已结束近20年，特别是随着卫星电视的发展及新媒体的崛起，不少人认为国际广播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日渐式微。但美国人并不、起码是不完全这么认为。1996年，美国在“美国之音”固有的对亚洲的广播之外，又专门开办了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广播的“自由亚洲之声”；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加强了对阿富汗的普什图语广播，而且美国飞机一方面空投炸弹，一方面空投收音机；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美国又大大延长其阿拉伯语广播，宣传美国对伊战争的正义性及萨达姆政权的邪恶性。阿语广播成了美国对伊战争军事战线之外的另一条精神战线。

虽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同国际电视比较，国际广播缺乏可视性，同新媒体比较，国际广播不仅缺乏可视性，而且缺乏可储存性和互动性。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国际广播由于它的廉价、方便、使用受众的母语及易于普及等特点，国际广播在当代国际传播中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更是如此。(www.xing528.com)

但是，毕竟传播市场即战场，故步自封必自毙，与时俱进方能赢。为了改变国际广播（特别是短波）收听质量不稳定的状况，不少国际广播电台采取了在国外办台、租机，直接在当地播出中波乃至调频节目的做法。比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到2007年底，通过在当地办台或租机等形式实现在当地播出节目每天已达556　5小时，使用语种包括31种外语及汉语普通话和4种方言。其中就包括肯尼亚、老挝、蒙古、澳大利亚、巴拿马、瓦努阿图和摩洛哥等国开办的11个全频段的调频—中波台。与此同时，又大力推进节目内容的本土化，从而不仅改变了收听质量，而且提高了传播效果。

特别是在新的传媒生态环境下，国际广播还应积极探索新的传播形式。比如新媒体的出现，使传播由传统的“一对多”的传播进入“多对多”的传播时代，大大开阔了普通人的信息空间和话语空间。普通民众再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受者”，同时也可以成为“传者”。新媒体的这种可参与性使普通民众实现了“我的话语我做主”、“我的地盘我做主”；新媒体的可储存性，又使受众从广播的节目时间表中解放出来，实现了“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选择我做主”；新媒体如网络不仅突破了传统国际广播定向发射、定域覆盖的局限，从而实现全球性联通，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声音的保真度，甚至可以实现双向互动。正因为新媒体具有这些优势，所以各国国际广播无不在积极与新媒体结缘。比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的“国际在线”，到2007年底已经发展成为使用44种文字、49种语言发布内容，集网络电台、播客平台于一身的新媒体集群网站。从而丰富了它的生存方式、传播方式，赢得了众多新的受众。

中国国际广播是以外国人及海外侨民为对象的跨文化传播。鉴于传播对象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乃至风俗习惯，致使国际广播要做到有效传播不仅要能“送达”，而且还要“入脑”。“送达”解决的只是技术性落地，“入脑”才是效应性落地。因此，国际广播如何树立在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播必备的理念，并由此引申出适应跨文化传播的特殊做法，就成为其能否实现有效传播的重要条件。正如老舍先生所言：“说什么固然重要，怎么说尤其重要。”对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提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要“由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由对外宣传向国际传播转变”，在国际传播中，既要坚持“中国立场”，又要体现“世界眼光、人类胸怀”。这当是国际广播的经世之道。

令人高兴的是，不仅以上所议在《国际广播通论》中都有所论及，而且作者从更开阔的视野上描述了世界各国、各类国际广播的肇始、发展、演变、功能与体制，介绍了国际广播的节目内容、节目类型和本土化策略，以及国际广播的受众与效果评估，最后一章还介绍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应该说，除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推出的一些书目外，《国际广播通论》是目前国内并不多见的一部有关中外国际广播的专著。它的出版相信对中国的国际广播工作者、相关领导部门及对国际广播有兴趣的人都不无裨益的。尤其二位作者均未直接涉足过国际广播，但却对国际广播这一并不被许多人关注的传媒情有独钟，并向读者奉献了这本专著，就更值得称道。故而写出上面的文字，以表推助并作序。

本文系作者为《国际广播通论》（张悦之、张超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