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报道的重要性与挑战

全局视野与国际报道

驻外记者的任务是向中国报道世界，向世界报道世界。要准确地报道世界，首先必须能正确地认识世界。然而，有些驻外记者起始阶段还头脑清醒、底数较足，驻得越久，越感储备透支，心不托底，工作茫然，不仅难于把握报道的方向感，甚至对于自己所驻的一国一事的微观报道如何才能具有宏观价值和全局意义，也会感到茫然和无数。

如何破解这一困惑？最根本的是要对世情、国情及我国的内政外交战略方针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因为微观工作的茫然源于对宏观把握的茫然。微观报道要具有宏观价值和全局意义，就必须善于从宏观的高度俯瞰和审视微观，使宏观作为微观报道的出发点，使微观报道成为工作的落脚点，最后又使宏观考量成为微观报道的升值点。即从宏观发现微观，用微观反映宏观，最后又用宏观解读微观、强化微观和放大微观。只有完成这样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和实践过程，才能发现并采写出好的国际报道。

一、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的外交战略方针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中国的外交既是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也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进步与福祉服务的。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个常数，但由于我们的外交理念及世界形势都是个变数，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国都会制订相应的外交战略、外交路线和外交方针。

新时期我国的外交战略、外交布局是什么？

十六大报告关于这一问题有四段话，每段的第一句是：“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我们将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我们将继续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

有人把十六大确定的这一外交战略和外交布局归纳成四句话：“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

此外，胡锦涛主席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倡议，也是我国新世纪外交战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我国的外交路线，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就明确了的，即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

我国外交战略、外交路线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胡锦涛同志2004年在全国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创造四种环境：“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自然，营造这四种环境，也是驻外记者报道的宗旨和使命。

对上述我国新时期外交战略、外交路线和外交工作目标的全面了解和把握，是驻外记者报道工作的纲和魂。

在我国外交战略、外交布局的表述中，十六大把处理好同大国的关系摆在首位，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然而客观地讲，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与大国的关系始终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轴。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

60年代实行的是“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即一手打美帝国主义，一手打苏联修正主义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70年代则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方针。即联合美国、日本、欧洲这一条线，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

可见，在前后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交方针都是以联合或反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大国为主轴的。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以来，由于大国是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国要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要吸纳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因此处理好同大国的关系仍然摆在关键位置。

可以说，十六大报告只是把同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这一客观事实真实地表达出来，把政策宣示和外交实践统一起来。这体现了中国外交正在朝着更加务实、理性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十六大报告为什么还特别强调周边外交呢？这既是由中国的地缘政治的现实决定的，也是由我国同大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决定的。我国陆地接壤和隔海相望的国家数量之多，情况之复杂，在大国当中是少见的。目前，亚洲区域环境正处在冷战后的又一次深刻的转型过程中，大国的崛起和亚洲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动力。比如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加快发展，日本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方向的努力。如果从大周边讲，美国的战略东移，使东亚同时出现中、日、美三大强国，有人因此把亚洲称之为正进入“三国时代”。而由于发展道路、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等原因，亚洲一直难于形成像欧洲那样的区域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合作机制。

中国要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必须首先推动建设“和谐周边”。因为周边稳，则中国稳，周边乱，则中国损。

做好周边工作的意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陈向阳博士等归纳为四点：（1）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安定的周边环境；（2）为中国的统一大业服务。因为大周边是开展反台独国际斗争的主场战场；（3）大周边是中国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发挥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和平崛起、走向世界不可逾越的出发地、主要支撑点和战略依托带；（4）大周边也可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资源、能源和市场保障。

当然，做好周边工作的意义是双向的，有了一个好的周边环境，一方面中国得以集中精力谋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反过来又可以对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更好地发挥“锚”与“发动机”的双重作用。

正因为做好周边工作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十六大提出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温总理2003年在东盟系列会议上继而又提出，中国将实行“安邻、睦邻、富邻”的方针。

至于发展中国家，不仅历来在国际事务中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和战略依托，而且在经济、贸易、投资、能源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关于多边外交。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自身或两国双边的问题都可能产生连带性，从而推动了多边外交的发展与活跃。中国参加多边外交，可以在更广的活动空间，通过“一对一群”的对话方式，向众多的外交单体阐示自己的外交方针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立场，从而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力，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话语影响力。以前，由于理念上的原因，也由于害怕自我束缚，因而对多边外交参与不多、不积极。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多承担些国际义务，多发挥些作用，既是理所当然，也是众望所归。现在，我国对于多边外交有了更积极的姿态。比如2006年，有人就把其称之为中国的“多边外交年”。在这一年，中国作为东道主，先后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与东盟南宁峰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这三大峰会。以至有外国评论说，中国成了世界领导人的“外交麦加”。

但中国对于多边外交，目前更多还是应对性的，还缺乏多边议程设置能力，缺乏建设性地提出新议题、新主张、新方案的能力。对此，沈国放同志指出，今后对于多边外交，中国要下一些“先手棋”。

总之，对于十六大提出的关于大国、周边、第三世界国家和多边外交的总体布局，驻外记者必须全局在胸。

关于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首先，它是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理念的发展与深化。因为“和谐”是比“和平”更进一步的平衡状态，是更高级、更深刻、更稳固的和平。其次，在相当意义上它代表了中国外交理念的一种转型，即由过去更多地强调“斗争”，转而追求在不影响我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的“共赢”。世界因多元而精彩，存在的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各种文明应相互尊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是“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现代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运用、发展与贡献。它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和种族差异的和谐与共荣。因此，一经提出，便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欢迎。

“和谐世界”的理念也应成为驻外记者报道的一个准绳和发现题材的一个出发点。同时应把“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和谐中国，和谐世界”这种中国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同一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把握，并渗透到报道中去。

二、全面了解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态势与走势

驻外记者只有全面了解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态势与走势，才能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脉络中把握方向，在其脉动中发现报道点。

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态势与走势，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个扫描与概括。

（一）国际格局的总体框架未变，但主导国际框架的大国关系更加复杂。

当前，一超多强的总体国际基本格局未变，在可预见的二三十年内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也难以改变；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由于一超与多强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使大国关系表现出新的复杂性。

美国继续着力反恐、防核扩散，同时继续推进战略重心东移。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泥足深陷，其单边主义被证明行不通，不得不由单边性霸权向主导性霸权调整。美国的影响力、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美国的形象甚至降至历史最低，但美国的一超地位将保持下去，其称霸全球、维持单极世界的雄心和野心不会改变，美国的扩张性、进攻性和冒险性也不会改变。

俄罗斯依靠能源外交，不仅恢复了经济，而且增强了底气。因而提出要加强国防建设，特别是要发展核力量；在外交上也开始趋于强硬。俄的重新崛起令美国和欧洲越来越不安，美欧与俄结构性矛盾的一面有所突出，俄美、俄欧关系热度下降，战略互信度降低。美通过在中亚等地区搞“颜色革命”，推动北约东扩，支持格、乌加入北约，以及计划在波、捷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不断侵蚀独联体和俄的传统势力范围，挤压俄罗斯的国际空间，美俄关系开始趋紧，甚至又出现了某种冷战味道。俄对美欧的进逼处于守势。特别是美国民主党掌握国会之后，美俄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俄不致形成对抗，然而遏制与反遏制、渗透与反渗透以及争取中亚的斗争将长期化。

欧盟在困难中进一步推进一体化，美国影响力在减弱，欧盟却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加强它的影响。

2007年，法、英将进行大选，美法关系在法国大选后将产生微妙变化。布莱尔下台后，虽然美英仍将保持特殊关系，但估计英不会再死心塌地追随美国。

默克尔虽然在努力改善美德关系，但她更关心的是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和八国集团轮值主席的机会，扩大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德国近年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已明显上升。比如参加伊朗核问题的1＋5机制，比如德国决定把参与维和士兵增加一倍，显然德军正在寻找新的国际定位。总之，德在未来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值得关注。

日本经济复苏，并努力谋求在国际政治、国际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享有更大的空间。其追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努力不会放弃。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外交力度、外交成就引人瞩目。“中国因素”成了国际事务中“美国因素”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美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的一条主线。

（二）热点地区仍在升温，多边合作也在发展。

朝核问题虽已出现转机，但朝能否弃核仍是个疑问，东北亚局势仍然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至于伊朗，其弃核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对美国来说，2007年是能否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关键年。为此，布什政府将从四个方面做工作，一是继续努力寻求联合国对伊施压；二是在联合国之外，组成一个新的“志愿者联盟”，对伊采取单边制裁；三是加紧在海湾国家组成一个反伊联盟，支持反对派，促使伊朗内部政权更迭；四是军事打击。

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巴勒斯坦内部、巴以、黎以矛盾更加突出。

纵观全局，热点问题相互影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交错，安全合作的综合性、关联性上升。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提升，多边机制正在成为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重要渠道。

（三）世界经济在不平衡中增长，区域合作深化，经济全球化影响深刻；原油等初级产品国际价格高位波动，大国间在能源等问题上的矛盾还会时隐时现。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凸显，欧美国家内部矛盾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值得注意。

（四）文化交流继续发展，各国软实力竞争方兴未艾。

三、全面看待中国的发展及面临的环境

如果问：当今世界格局中，最大的变量是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回答：中国。2005年，堪称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起始之年。此前，国际社会虽然感到了中国的迅速发展，但却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如何适应中国力量的提升，成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

正因为如此，驻外记者必须对国家的发展及面临的环境有充分而全面的认识，如此才能在涉华舆论的报道中保持清醒和理性。

首先，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中国的GDP已排名世界第四，是第三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以不足世界5%的GDP，但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20%的贡献率，对世界出口增量提供了30%的贡献率。

2004年，中国已跃居亚洲第一大出境旅游的客源市场。

其次，在外交方面，从外交思维、外交姿态、外交风格到外交力度都发生了许多积极和清新的发展与变化。

在外交思维上，本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坚持原则和必要斗争的同时，又在大力倡导“和谐”与“共赢”。

在外交姿态上，在坚持“决不当头”的同时，又力求“有所作为”。中国外交正在由被动的“反应式外交”、“表态式外交”向主动外交、创意外交转变。从而追求在国际事务中的建设性和话语权，最典型的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英国《经济学家》周刊3月31日载文说，中国“微笑外交”赢得了尊重。

在外交风格上，更讲求理性、平和、灵活、务实、细致、谦逊。

在外交追求上，既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又为世界和平发展服务，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开展人性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

总之，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思维、外交艺术、外交力度、外交布局和外交成就引人瞩目，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新的风采。这是驻外记者在报道中要加以关注和报道的。

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已经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比如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目前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比如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10多个国家或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援助项目达200多个；中国已减免了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约166亿人民币的对华债务。2005年9月在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免除债务、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培养人才。同年5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北京成立。所有这些，都是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重要事实。驻外记者在塑造有关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的报道中，对这个领域应加以关注。

正是由于中国的发展及中国所展示的外交形象，当前世界出现了一股新的“中国热”。这股“中国热”又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数量在增加，调子在变化。比如继邓小平之后，吴仪、姚明、刘翔、巩俐、章子怡等先后成了《时代周刊》等美国知名杂志的封面人物。比如2005年新年伊始，《泰晤士报》1月3日发表该报前总编威廉·里斯·莫格写的评论：《这是中国的世纪》；3月，BBC举办“中国周”，把名栏目《提问时间》演播室设在上海；同时CNN的“中国周”则把演播室安置在钓鱼台国宾馆，从这里播出了一周的节目《聚焦中国》；5月，《纽约时报》先后发表社论、评论《一个崛起的中国》、《中国——世界的首都》等等。西方世界著名媒体对华报道的这种力度、密度以前是少有的。

除了数量的变化，西方媒体涉华舆论的调子也在变化。它们开始用一种比较柔和的目光、比较客观、理性和尊重的态度描绘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曾对2005年美国《华盛顿邮报》等三大主流报纸的涉华报道做了统计比较，客观报道占26%，平衡报道占40%、偏见报道占34%。虽然偏见报道仍多于客观报道，但客观报道与平衡报道占了66%，这与20世纪90年代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中偏见报道占60%—70%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国际社会新一股“中国热”的第二个表现，是各国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数在增加。

2006年3—5月，美国皮尤调查公司对15个国家的1　7万人做了一次调查，请受访者对中、美、法、德、日五国的好感程度打分，结果在10个国家中，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喜欢中国。

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4月9日载文说：“全世界的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要好于美国。美国马里兰国际政策民意研究计划和英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目前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发挥的影响要比美国更加积极，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要比美国更小，这种观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强烈。在世界各地，人们喜欢中国更胜于喜欢美国，如沙特（54%比38%）、土耳其（27%比15%）、印尼（60%比40%）、巴西（53%比42%）。即使在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的澳大利亚，普通公民对中国的好感也与美国不相上下。”

另外，日本2006年8月29日公布一项2005年对美国人的调查，调查的内容是对中国和日本的看法。结果显示，在美国学界、商界、政界、宗教界、媒体和劳工部门的重要人物、精英人物中，认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伙伴的占47%，比上年度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伙伴的占43%，虽然低于日本，但是比上年增加了五个百分点。而5年前，这个比例只为20%，5年中增加了一倍多。(www.xing528.com)

这项调查还显示，在普通美国人中，认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伙伴的占45%，比上年少了三个百分点；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伙伴的虽然只有33%，但比上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这两组数字的一增一减说明无论在美国的重要人物和普通民众中，对华抱有好感的人在增加，日本则相反。

西方媒体和民众在报道中国和中国印象上的这种变化，带有一种“转型色彩”，即中国开始由一个被妖魔化的国家形象向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国家形象的转变。上面说到2005年是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起始之年，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对于中国的发展以及外国舆论和外国民众对华报道与印象的变化，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与理智。因为正如温家宝总理2007年2月27日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所说，“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生产力“不发达”，而且制度“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即便在经济上这些年成绩斐然，2005年GDP总量排名第四，但与前几名相比，中国的GDP总量只相当前三名美国的13　6%、日本的36　2%、德国的63%；而人均GDP美国为4　2万美元，世界排名第7；日本为3　6万美元，排名第10；德国3　3万美元，排名第17；而中国只有1740美元，排名第128，相当于美国的4　2%、日本的4　8%、德国的5　27%。显然，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人均GDP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强国之争不止是硬实力之争，更是软实力之争。要成为一个强国，仅仅靠物质积累是不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纯依靠物质力量保持强大而长久，那些成功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中国能否吸收以往人类文明的成果，建立一种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能否成为国际制度的建设者，能否不仅为世界贡献产品和市场，同时还贡献思想和理念，这才是摆在我们面前更深层次的课题。

另外，尽管中国的国际环境在好转，但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就以中美关系而言，虽然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不断加深、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多，双方的互动模式及互动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但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中央党校赴美访问学者刘建飞教授把这种消极因素归纳为四点：

一是一旦反恐战争结束，美国势必调整国家战略，更加关注所谓“战略竞争者”。这种变化可能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二是中国将会崛起成为一个超级或次超级大国，中国在美国的战略竞争中会非常突出，更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会再甚嚣尘上。

三是中国不会成为美式的民主政体，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将会提高美国的敌意，成为两国间建立成熟战略信任的巨大障碍。

四是台湾问题可能成为引发中美冲突的重要诱因。

在这四个消极因素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是彼此关系中深层次的一个“死结”。

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与美国的政治理念正好相悖，因此中国越是和平崛起，美国越是抓不到中国对外扩张的把柄，就越担心。因为如果中国和平崛起成功，那就意味着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这才是美国最担心、最不愿看到的中国式挑战。

因此，美国对华采取“两面下注”的战略就不足为怪。从长远看，合作与竞争、协调与防范将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常态。

在西方的涉华舆论上，继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之后，又出现了“中国机遇论”、“中国崛起论”、“中国世纪论”，后者虽然不乏理性和积极的内涵，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崛起论”、“中国世纪论”再往前一步就会异化、转化为“中国威胁论”。捧杀和棒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对连体婴、双面人，因此在报道中对之必须保持清醒。

总之，作为一名驻外记者，只有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的发展与问题，及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才能准确了解、把握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坐标，才能理性、清醒地审视、应对和报道各种涉华舆论，才能在捧杀、棒杀面前始终保持一种理智。

四、总揽全局，搞好报道

上面讲了我国的外交战略、外交方针，当前的国际形势与走势，中国的发展与问题及面临的国际环境，其目的都是为了把握全局，搞好报道。

驻外记者如何在大局之下搞好报道？

（一）要有全球视野

宏观世界是由微观世界组成的，虽然没有微观就没有宏观，但微观的价值往往又是由宏观的规律性和共同价值决定的。这就决定了，驻外记者必须具备宏观思维、全球思维、战略思维，必须善于从全球性、规律性、本质性、长远性和趋势性的高度审视微观和报道微观。

我这里提出全球思维的六个维度，供大家在审视和选择报道题材时参考：

一是看是否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二是看是否有利于世界的公平与正义；

三是看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与进步；

四是看是否有利于保障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五是看是否有利于促进国与国的相互了解与沟通；

六是看是否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及我国的外交战略、外交方针。

这六个维度中的“是”与“否”都可以成为报道的选择。

总之，微观的清晰取决于宏观的清醒，如果每天总是从微观到微观，久而久之就会感到茫然，报道中就会盲目、盲动。如果说宏观是纲，微观是目，只有纲举才能目张。

（二）要有中国视角

所谓中国视角，首先是指中国立场、中国观点。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观点不仅是由你是中国媒体的记者决定的，不仅是中国受众的需求，也是国际舆论市场的需求。

尤其是驻外记者长期远离祖国，每天接触的是当地的信息和舆论，搞不好不仅别人的信息会变成我们的信息，甚至别人的措辞、语气、视角和价值判断也会成为我们报道的措辞、语气、视角和价值判断。

比如在一些热点地区的报道中，我们的媒体经常使用“国际社会”一词。而在西方媒体中，所谓“国际社会”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更体面地追求自身利益的西方少数国家代名词，往往掩盖了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话语权。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应该大有讲究。亨廷顿1993年在《文明的冲突》一文里指出，海湾战争前，英国首相梅杰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说：“西方”要对萨达姆动武，但他立即感到“西方”一词用得不妥，于是以后在该用“西方”的时候，一律改用“国际社会”。如果我们乖乖地跟着他引用“国际社会”如何如何，就说明我们缺乏起码的敏感和判断，说明我们是通过别人的过滤器来看世界，通过别人的嘴来报道世界。

同样，当年美军占领巴格达后，我们的媒体对前伊拉克官员的扑克牌称谓及所谓“化学阿里”、“细菌博士”、“炭疽夫人”的称谓都搬过来照用不误。虽然事实证明，伊拉克并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美国制造的战争口实却因这些绰号的传播强化了其莫须有的存在。目前我们大部分的国际报道来自西方的大通讯社，这种现实与我们追求的中国视角和多元表达是矛盾的，应当逐步改变。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事务，出于不同的利益肯定有不同的判断。只有当中国的媒体能够定义某一国际事务而非人云亦云时，只有当中国的媒体有更多的原创新闻，特别是评论，而非主要是引用或翻转别人的报道、画面和观点时，我们的新闻才能更充分地展示中国视角，才能在报道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才能够以中国的舆论引导人们换个角度看世界。

驻外记者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传播信息；二是传播观念、传播观点。

从满足人们了解世界的角度讲，驻外记者既要搞好信息报道，更要搞好评论性、解读性报道。在当今媒体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你可以没有独家报道，但不能没有独家视角、独家见地和独家观点。因此，独到解读是驻外记者应该特别强化和提升的。

所谓“中国视角”的另一重含义，是指国际报道要考虑国内的需求与需要，讲究国际报道的国内针对性、借鉴性、参考性、建设性和推动性。我过去就跟驻外记者讲过，如果你在国外不知该报道什么了，那么你就不妨想想国内在急什么、缺什么，在抓什么、推动什么、需要补什么。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驻外记者就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发现和报道对国内有思考意义、借鉴意义的事物和观念。比如经济上的节能、环境及资源保护，自主创新、产业结构、企业的品牌意识、诚信意识、产品的质量标准意识，城市改造、城市交通、垃圾处理，以及如何处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甚至农民工问题等等。比如政治建设上的民主、法治的制度建设、体制建设（如社会整合机制、社会公正机制、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社会建设上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机制，教育、医疗、保险、妇女及未成年人保护及养老问题；比如文化建设上的如何保护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如何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创意产业。

总之，社会的发展都有其阶段性，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相当意义具有共性。前车之鉴，不可不鉴，无论从观念上、机制上及实务操作上凡是对国内改革发展具有针对性、借鉴性意义的东西，都应成为驻外记者努力发掘和报道的重要题材。

（三）要有大国心态

当今中国，举世瞩目。国际上的各种涉华舆论是驻外记者报道的另一重要方面。

正确地分析、判断和报道国际涉华舆论，其前提是不仅要有世界视野、中国视角，而且要有一种理性的心态。

由于历史的积因，由于中国的迅猛发展，也由于当今的国际舆论对华时毁时誉，因此，中国人对外表现出来的心态也十分复杂，而且有些属于不良心态。

综合中央党校刘建飞教授以及前驻法大使吴建民等人的看法，中国面对世界需要克服五种不良心态和意识，同样驻外记者要报道好涉华舆论，也要克服这五种不良心态和意识。

一是近代以前形成的“帝国心态”。其表现是特别看重被认可、被恭维，重虚名胜过重实际利益。

二是近代半殖民地时代形成的“受害者心态”、“弱国心态”及“悲情意识”。其表现之一是在对外交往中，总是抱有怀疑的目光，担心对方是否有加害之心、小视之意，不能以平常心看待和处理彼此的纠纷。表现之二是喜欢夸耀成绩，讳言缺点和不足；喜听好话，怒对逆言。说句好话就是朋友，刚一批评就是“反华”。总之是对别人的话太过在意、太过敏感，常常过度反应、过度解读。表现之三是仰视大国，俯视小国。在大国面前底气不足、自惭形秽，在小国面前趾高气扬，摇头晃脑。所有这些都是缺乏大国情怀与自信的表现。

三是20世纪50—60年代冷战时期形成的“革命心态”。其表现是惯于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判定是非与敌友，用“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片面二元思维来观察国际事务。

四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些人头脑中滋生的“暴发户心态”。表现为爱炫耀、爱显富、爱摆阔、爱张扬，我行我素，行为失范。

五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形成的“小国寡民心态”。表现为目光短浅、故步自封、小富即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总喜欢以一种满足的神情回望过去，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更习惯用一种略带忧虑的眼光审视未来。

情感、心态自然会影响人们理性地看待中国、看待世界，作为记者，自然会影响其理性地报道中国、报道世界。特别是当前国际涉华舆论中，纷纷杂杂，莫衷一是，时而把中国踩到地下，时而把中国捧到天上，捧杀、棒杀轮番登场。驻外记者必须不为所动，不为所惑，摒弃上述种种“帝国心态”、“受害者心态”、“弱国心态”、“悲情意识”以及“革命心态”、“暴发户心态”、“小国寡民心态”，代之以“大国心态”、“君子心态”、“平等心态”、“包容心态”，树立“大国公民心态”和“世界公民意识”。如此才能在有关涉华及其他报道中不迷乱心态、不感情用事，使报道具有理性的智慧和大家的风范。

（四）要有科学的思维

毛泽东同志讲，世界是复杂的，因此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然而过去我们在报道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片面的二元思维。

要科学、准确地报道世界，必须用辩证的二元思维、多元思维、系统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取代片面的二元思维。

辩证的二元思维讲究全面地看待事物的两个方面，片面的二元思维则把事物的两个方面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举办奥运当然是好事，但有没有隐忧？吴建民就明确地说：“举办奥运既是机遇，也有风险。”为什么？因为奥运期间中国的优点和毛病都会被充分放大。比如奥运会上日本队一出场，如果还像当年亚洲杯足球赛那样，全场嘘声一片，甚至高唱“大刀进行曲”，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在瞬间传遍世界，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骤然间蒙黑、受损，进而毒化、恶化我们国家的国际舆论环境和生态环境。因此，媒体在有关迎接奥运的报道中，不能只讲一面，而要讲两面。

辩证的二元思维既承认矛盾的对立，又强调矛盾的统一，既讲一分为二，又讲合二为一。

在国际报道中，诸如利己与利人、内需与外贸、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等，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如果只强调一面，只追求一面，就会失去平衡。二者的协调、统一才是最佳状态。

片面的二元思维只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于是大讲“斗争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风调雨顺、和风细雨这第三种状态才最有利于万物生长。因此，继中央提出要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之后，胡锦涛主席又在联合国提出要构建“和谐世界”。大力倡导“和”、“合”精神及和谐外交，大力倡导国与国之间要善于发现、珍惜和发展双方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通过沟通、协商，求同存异，追求和谐与“双赢”。中国的“和谐”主张与“双赢思维”深得世界各国的好评与欢迎。

基于片面的二元思维，过去我们判断是非、决定态度与立场的标准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其实事情远非这么简单。首先，谁是敌、谁是友就难以区分。比如中美关系，就相当微妙和复杂，很难用敌友关系做简单判断。故而有人说，中美之间现在是一种似敌似友、非敌非友、可敌可友的关系。究竟是敌是友，究竟敌的因素大，还是友的成分高，关键看双方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和矛盾。

再如贸易摩擦。随着中国出口的增加，中外贸易摩擦增多。首先这是好事。因为当你在赛场上还个小角色，对别人无所谓的时候，没人会在意你。就如足球场上，越是优秀的球员越被看得紧，甚至会拳脚相加。这是一种成长的代价和强者的烦恼。

贸易摩擦增多的原因，从外部讲，首先，WTO成立后，传统的贸易保护，如关税、配额、许可证等的作用日益弱化，而作为WTO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越来越多地被利用。

其次，国外对我市场经济的认识仍有偏差，比如仍有许多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仍视我为“非市场经济”，因而采取贸易歧视。

从内部讲，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已跃居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加之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上有比较优势，使我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另外，一些国内企业压价竞争，行业中介组织协调不力，尚未建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对国外企业的诉讼应诉率低，等等。也是造成贸易摩擦增多的原因。

因此，对于贸易摩擦，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用过于忧虑，不能动不动就将贸易摩擦政治化；既要看到外部原因，也要看到自身不足。一方面提倡企业练好内功，提升抗击打能力；另一方面既遵守规则，又善于运用规则。这样，中国的企业才能走得更高、更远、更硬朗。

总之，世界事物是复杂的，是多元共生共存的。因此在国际报道上，要正视多重现实，尊重多种存在，分析多种原因及可能性，进行多种选择，作出最佳抉择和最佳报道。而不能将多维性事物做一维性解读，对复杂的事物做简单化判断。应尽量避免偏执、片面和极端，这样的报道才会有公信力、说服力、引导力。

本文系作者2007年4月20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外记者培训班上的讲座文稿。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影视》2007年第7期。